我认为，研究下一步走向，视野必须开阔。要把握什么是当今中国的主流？什么是次主流？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一个前提。在我看来，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的主流，"宏观紧缩"是次主流或称支流，历史的方位要摆清楚。前不久有人提出"改革要服从于调控"，我不赞成提此类口号。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曾有过"改革服从于治理整顿"，其后果和教训难道不足以让几代人刻骨铭心吗？从下一步的走向角度去审视，这里面有短期的问题，也有长期的、深层的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既要有利于当前的调控，又要有利于长远的发展；既要有利于日常的运行，又要有利于深层的改革。基于此，我提出下列四点意见。

　　一、调力度：适度调整宏观调控的力度现在宏观经济决策，我感觉颇有些左右为难。如果放松前一段比较凌厉的宏观调控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反弹；但如果继续实行过紧的政策，则可能对地方经济和民营企业造成困难，甚至使改革受到挫折。我个人认为恐怕需要适度调整、放松紧缩力度。理由如下：第一条，目前宏观领域人们所担心的突出问题已明显缓和。目前投资规模增长过快的势头已经明显下降；货币信贷增幅已经明显回落；价格特别是基础产品的价格已经开始回落，如钢材价格比4月份下跌700元；一些热点行业增长过猛的问题已经平缓。总之，前一段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已取得明显效果，当前的情况与4月份、3月份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

　　第二条，保持经济稳定增长、防止异常性下滑的需要。宏观层对2004上半年局势的判断，我认为是包括了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其一是中国经济总体发展态势是好的；其二，在好的形势下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问题比较严重。前者是主要方面，后者是次要方面。但是在前一段讨论中，有的论者对上述主要方面"虚晃一枪"，而在"但是"后面大作文章，只强调"紧"而不提"松"，只强调"收"而不提"放"，这是需要注意的。我认为，尽管宏观经济运行中确实存在问题，存在不健康的因素，但是中国经济并没有失控，而且处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期。问题是有些"信号员"给的信号似乎是"失控"的信号，这与经济现实是有差距的。正是此类"失控"的信号使有关方面对形势做出比较严峻的判断。下一步如果不对调控力度进行调整，极有可能造成"为调控而调控"、不计成本、不计长远影响的局面。继续下去，可能导致经济出现异常性下滑。这对经济的健康、持续、稳定增长是不利的。

　　第三条，有一些宏观问题，固然与运行有关，但更深层的是结构问题和制度问题。比如说煤油电运、土地违法开发的问题，到今天没有解决好，这类问题未必都揽在短期调控任务上。这些问题可以结合下一步调整结构和体制改革予以解决。

　　第四条，要充分考虑宏观调控的成本和新的情况。前一段的紧缩政策成效是有的，但也付出相应的成本，例如对地方经济发展和民营经济发展以及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造成一些困难，地方、民营企业及其投资者对此有些反应。如果不调整紧缩力度，将会给改革带来一些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我考虑，下一步是不是在调控力度上做些适度调整，包括对前一段的强硬手段相应放缓。这对统筹短期与长远、整体与局部以及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是有利的。

　　二、紧改制：根据宏观调控的最新态势，抓紧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宏观经济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运行问题，而且涉及发展模式的转换和体制模式的转换问题。从表面看，中国经济患的"冷热病"，但从深层来看，它患的是"体制病"、"结构病"和"增长方式病"，尤其是"体制病"相当严重。因此，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深化改革。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宏观调控的大格局下，改革怎么推进？

　　第一点，瞄准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暴露出的一些缺口和问题，乘势而上，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结构的调整和产权制度的改革。比如面对煤、油、电、运的短缺情况，去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允许并鼓励非公有制资本进入基础领域，向煤碳、铁路运输、电力这些传统的垄断性或支柱行业推进。这就要"倒逼"打破垄断，放宽产业准入。除"增量革命"的思路外，还要考虑"存量革命"，打破国有的存量格局。要抓住几个重点行业，例如钢铁、电解铝等，推动这几个行业的重组，出售这些领域国有企业的一部分资产，推动民企参与重组，以减少"绿地投资".无论从增量革命上还是存量革命上都有可以作很多文章。

　　第二点，抓住当前的机会，推动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中心的农村制度改革。农村改革里面有很多机会。例如土地的问题，现在不是清理土地吗？可以借此机会深入农村，推动农村的土地改革，重点是产权保护制度、流转制度、补偿制度等。除此之外，还有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这都有新的机遇。改革的结果一定要城乡协调发展，现在农村这块发展比较滞后，可以借整顿土地把这条腿补上来。

　　第三点，抓住当前宏观经济调控中出现的新问题，推动政府体制的改革。所谓调控中出现的新问题，我认为是两类，一类是作为调控对象、客体出现的问题；还有一类是作为调控主体，调控者自身出现的问题。现在加强宏观调控，在这个过程当中暴露了政府管理体制中的一些深层问题，比如政府对微观经济过多干预的问题、权力失去制衡问题等。应结合《行政许可法》的贯彻实施，规范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

　　第四点，在经济领域改革的同时，开辟"第二战场"，推进社会事业领域的改革。控制投资规模并不妨碍对社会事业项目的投资。但是这个领域计划经济的影响根深蒂固，市场化的程度很不高，在转轨中制度性腐败相当严重。哪里矛盾突出，哪里就是改革的重点。可以因势利导，推进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制度改革。使改革保持一个很好的势头。

　　除上述四方面改革以外，还特别需要深化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解决金融领域的一些深层问题，为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三、重结构：结合宏观调控，着重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痼疾".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目前有三个方面需要着力推进。

　　一是产业结构调整。当前中国产业发展中固然有一些产业投资偏旺，但是还有不少产业并不过旺，甚至是偏冷的。前一段的调控措施重点在于抑制部分行业的投资，下一步在"抑"的同时要考虑"扬"的问题，重点强化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二是区域结构调整。此次宏观调控的实践检验，使人们对区域不平衡性看的更加明显。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由于基础不一样，在发展中呈现不同的投资增长率是可以理解的。加上市场化进程不一样，改革和发展动作有快有慢。如果实施"一刀切"的宏观调控政策，就很可能出现"先行者切尾巴，后行者切脑袋"的状况。因此要强调区别对待，特别重视西部等不发达地区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发展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避免"一家感冒、大家吃药"的现象发生。

　　三是城乡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发展中最根本的结构调整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的第一次革命不同于俄国的"城市中心爆破"的道路，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如今推进的"第二次革命"也遇到"城市中心论"与"城乡协调论"的道路选择问题。中国属于发展中的国家，城乡差别很大，二元经济结构相当严重。因此，必须把解决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问题作为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

　　四、转方式：针对宏观调控中的问题，切实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央即提出"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后又明确提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现在需要深思的是，多年来一再强调的这种理念为什么一直没有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没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第一，与投资决策的失误有关，有些低效率的项目本身就是政府投资失误导致的，再加上现行的审批经济未予根本改变，也妨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第二是体制的原因。例如，"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市场化投资体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机制也很不完备，民营企业反映"进入时在后，退出时在先"，这就很不公平。如果能够使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经济效益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第三是结构的偏差。由于结构的失衡和低级化，这些问题也对增长方式产生影响。我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国家来说，不要一般地批判"高投入"，只能批判"低效率的高投入"，增长中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投资规模的大小，而在于投资效益的高低。如果不能打破"高投入和高消耗而同时低效率"这样一个"怪圈"，即使降低投资规模，依然解决不了效率的问题。

　　总之，中国宏观经济走到今天，短期来说对策是"调力度"；从长期和深层来说，重点在"紧机制、重结构、转方式"，这恐怕是解决长远问题和深层问题的一个根本出路，也是三个值得重点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