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走到今天，短期来说对策是"调力度"；从长期和深层来说，重点在"紧改制、重结构、转方式"，这恐怕是解决长远问题和深层问题的一个根本出路，也是三个值得重点研究的着力点
“新一轮宏观调控”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下一步”的路如何走法？目前各方面都很关注。笔者认为，研究下一步走向，视野必须开阔。要把握当今中国，什么是国家的主流？什么是次主流？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一个前提。在笔者看来，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的主流，"宏观紧缩"是次主流或称支流，历史的方位要摆清楚。前不久有人提出"改革要服从于调控"，笔者不赞成提此类口号.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曾有过"改革服从于治理整顿"，其后果和教训难道不足以让几代人刻骨铭心吗？笔者在前一段的一篇论文中，提出"要慎提等短视性口号，切实摆正两者关系"。对下一步，笔者提出下列12字方针建议：
一、松力度：适度调整宏观调控的力度
现在宏观经济决策，笔者感觉颇有些左右为难。如果放松前一段比较凌厉的宏观调控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反弹的问题；但如果继续实行过紧的政策，则可能对地方经济和民营企业造成困难，甚至使改革受到挫折。因此，现在的焦点是，怎么从两难选择当中进行比较，慎重出招。从实际出发，权衡利弊，笔者认为需要放松紧缩力度。理由如下：
第一，目前宏观领域人们所担心的突出问题已明显缓和。目前投资规模增长过快的势头已经明显下降，二季度回落16.8个百分点；货币信贷增幅已经回落，据调查，有些企业流动资金难以为继，有的地方民间借贷利率高出银行利率二三倍 ；价格特别是基础产品的价格已经开始回落，如钢材价格比4月份下跌700元；一些热点行业增长过猛的问题已经平缓。总之，前一段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已取得明显效果，当前的情况与4月份、3月份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
第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防止异常性下滑的需要。对2004上半年局势的判断，笔者认为是包括了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其一是中国经济总体发展态势是好的；其二，在好的形势下存在一些问题。前者是主要方面，后者是次要方面。但是在前一段讨论中，有的论者对上述主要方面"虚晃一枪"，而在"但是"后面大作文章，只强调"紧"而不提"松"，只强调"收"而不提"放"，这是片面的。笔者认为，尽管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不健康的因素，但是中国经济并没有失控，而且处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期。这样的判断并不是"不到位"，而是恰到其位。问题是有些"信号员"给的信号似乎是"失控"的信号，这与经济现实是有差距的。正是此类"失控"的信号使有关方面对形势做出比较严峻的判断。下一步如果不对调控力度进行调整，极有可能造成"为调控而调控"、不计成本、不计长远影响的局面。继续下去，可能导致经济出现异常性下滑。这对经济的健康、持续、稳定增长是不利的。
第三，有一些宏观问题，固然与运行有关，但更深层的是结构问题和制度问题。比如说煤油电运的问题、土地违法开发的问题，到今天没有解决好，这类问题未必都揽在短期调控任务上。煤油电运的问题主要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短期的宏观调控可能会使之有所缓和，但是难以根本解决。至于土地违法开发问题，情况更为复杂。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今年以来，全国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4.69万件，涉及耕地面积15318公顷，其中，立案查处3.39万件，涉及耕地面积13583公顷。目前已经结案2.79 万件，收回耕地950公顷 。笔者计算了一下，结案率已达82.3%，但回收率还不到7%。这样的问题不是单靠短期宏观调控就能解决的，除依法行政和制度变革外，别无他途。总之，这些问题可以结合下一步调整结构和体制改革予以解决。
第四，要充分考虑宏观调控的成本和新的情况。前一段的紧缩政策成效是有的，但也付出相应的成本，例如对地方经济发展和民营经济发展以及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造成一些困难，地方、民营企业及其投资者对此有些反应。如果不调整紧缩力度，将会给改革带来一些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考虑，下一步要在调控力度上做些适度调整，包括对前一段的强硬手段相应放缓。这对统筹短期与长远、整体与局部以及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是有利的。
二、紧改制：根据宏观调控的最新态势，抓紧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宏观经济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运行问题，而且涉及发展模式的转换和体制模式的转换问题。从表面看，中国经济患的"冷热病"，但从深层来看，它患的"体制病"、"结构病"和"增长方式病"，尤其是"体制病"相当严重。因此，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深化改革。去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里面有很多闪光点，比如说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以人为本的新的改革观、发展观等。要以此作为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宏观调控大的格局之下，改革怎么推进？改革的战车怎么开？
第一，瞄准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暴露出的一些缺口和问题，乘势而上，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结构的调整和产权制度的改革。比如面对煤、油、电、运的短缺情况，以去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允许并鼓励非公有制资本进入基础领域的精神，向煤炭、铁路运输、电力这传统的垄断性或支柱行业推进。这就要"倒逼"打破垄断，放宽产业准入。除"增量革命"的思路外，还要考虑"存量革命"，打破国有的存量格局。要抓住几个重点行业，例如钢铁、电解铝等，推动这几个行业的重组，出售这些领域国有企业的一部分资产，推动民企参与重组，以减少"绿地投资"。无论从增量革命上还是存量革命上都有可以作很多文章。
第二，抓住当前的机会，推动以"土地制度改革"为中心的农村制度改革。农村改革里面有很多机会。例如土地的问题，现在不是清理土地吗？可以借此机会深入农村，推动农村的土地改革，重点是产权保护制度、流转制度、补偿制度等。除此之外，还有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等问题，这都有新的机遇。改革的结果一定要城乡协调发展，现在农村这块发展比较滞后，可以借整顿土地把这条腿补上来。
第三，抓住当前宏观经济调控中出现的新问题，推动政府体制的改革。所谓调控中出现的新问题，笔者认为是两类，一类是作为调控对象、客体出现的问题；还有一类是作为调控主体，调控者自身出现的问题。现在加强宏观调控，在这个过程当中暴露了政府管理体制中的一些深层问题，比如政府对微观经济过多干预的问题、权力失去制衡问题等。应结合《行政许可法》的贯彻实施，规范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推进政府自身的改革。
第四，在经济领域改革的同时，开辟"第二战场"，推进社会事业领域的改革。控制投资规模并不妨碍对社会事业项目的投资。但是这个领域计划经济的影响根深蒂固，市场化的程度很不高，在转轨中制度性腐败相当严重。哪里矛盾突出，哪里就是改革的重点。可以因势利导，推进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制度改革。使改革保持一个很好的势头。
除上述四方面改革以外，还特别需要深化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解决金融领域的一些深层问题，为防范金融风险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目前金融领域潜伏的危机是严峻的，必须抓紧进行金融体系的改革，用加快改革来化解潜伏的危机。
三、重结构：结合宏观调控，着重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经济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痼疾"。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目前有三个方面需要着力推进。
一是产业结构调整。当前中国产业发展中固然有一些产业投资偏旺，但是还有不少产业并不过旺，甚至是偏冷的。前一段的调控措施重点在于抑制部分行业的投资，下一步在"抑"的同时要考虑"扬"的问题，重点强化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比如说煤、油、电、运这些基础产业现在是短缺的，是瓶颈部门；与生产和人民消费有关的服务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和水利建设等还是需要加强的；资源和环保类产业是需要开拓的；至于与人民群众生活有关的教育、文化、卫生等行业，更需要大力的发展。应该说，需要"扬"的领域相当广阔，为什么只盯住少数几个需要"抑"的产业呢？要有"抑"有"扬"，有"压"有"保"。在这个基点上，建立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方略。
二是区域结构调整。此次宏观调控的实践检验，使人们对区域不平衡性看的更加明显。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由于基础不一样，在发展中呈现不同的投资增长率是可以理解的。加上市场化进程不一样，改革和发展动作有快有慢。如果实施"一刀切"的宏观调控政策，就很可能出现"先行者切尾巴，后行者切脑袋"的状况。因此要强调区别对待，特别重视西部等不发达地区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发展问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避免"一家感冒、大家吃药" 的现象发生。
三是城乡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发展中最根本的结构调整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的第一次革命不同于俄国的"城市中心爆破"的道路，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如今推进的"第二次革命"也遇到"城市中心论"与"城乡协调论"的道路选择问题。中国属于发展中的国家，城乡差别很大，二元经济结构相当严重。因此，必须把解决城乡发展的严重失衡问题作为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而要解决城乡协调发展，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从现实情况看，主要涉及农村土地制度、劳动力流动制度、农村税费制度以及农村金融制度等。只有在城乡二元经济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协调发展的结构性问题。
四、转方式：针对宏观调控中的问题，切实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央即提出"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后又明确提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现在需要深思的是，多年来一再强调的这种理念为什么一直没有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什么没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是与投资决策的失误有关，有些低效率的项目本身就是政府投资失误导致的，再加上现行的审批经济未予根本改变，也妨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二是体制的原因。例如，"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的市场化投资体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机制也很不完备，民营企业反映"进入时在后，退出时在先"，这就很不公平。如果能够使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经济效益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三是结构的偏差。由于结构的失衡和低级化，这些问题也对增长方式产生影响。笔者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国家来说，不要一般地批判"高投入"，只能批判"低效率的高投入"，增长中主要的问题不在于投资规模的大小，而在于投资效益的高低。如果不能打破 "高投入和高消耗而同时低效率"这样一个"怪圈" ，即使降低投资规模，依然解决不了效率的问题。
总之，中国宏观经济走到今天，短期来说对策是"调力度"；从长期和深层来说，重点在"紧改制、重结构、转方式"，这恐怕是解决长远问题和深层问题的一个根本出路，也是三个值得重点研究的着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