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对中国来说有诸多“看点”，其中，召开中共十七大应该是最令人关注的事件。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经济，在其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必须要有新的发展谋略。这就要彻底摈弃传统的发展模式，真正走出一条与“崛起的大国”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新路，其中包括切实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全方位提高国家、企业及每一个人的发展质量和发展收益。
一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中国经济的“痼疾”，是一个深层的问题。10多年来决策层就一直强调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客观上，几年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不尽如人意。
2006年在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有什么新东西呢？我认为，应关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三点新情况。
（一）中美两国高层战略对话对中国资源、环境及其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
不久前中美两国高层战略对话，这是两国元首代表及其主要阁员之间的对话。谈什么？除了知识产权、市场等以外，其中带长远性的，是关于中国资源、环境及其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是中美两国政界商界有识之士关心的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我想这种关注有两个着眼点：
一是中国经济增长态势强劲。2003年~2005年增速分别为10%、10.1%、10.2%，2006年估计10.5%，2007年估计也应在9%~10%。下一步能不能保持持续性的增长？中国的资源、环境能不能支撑？这是中美两国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问题。
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任何一个大国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对世界经济格局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2004年进口原油1.2281亿吨，进口成品油3787万吨，合计1.6亿吨；2005年进口原油1.2682亿吨，进口成品油3143万吨，合计1.58亿吨；铁矿石，2004年进口2亿吨，2005年进口2.75亿吨。在国际上买石油、买铁矿石，不会不对世界资源供求大格局产生影响。当然，我们要驳斥西方个别人散布的所谓“资源威胁论”，因为我们还是以国内供给为主的，但美国经济界从他的战略利益角度出发，关注这个问题也是自然的。此外还有环境问题，更与周边国家有直接关系。
由这一新情况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问题，已不仅是中国国内的事情，而且具有国际战略意义。对于这一新情况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二）能耗和环保两个重要指标没有完成
2006年，社会财富积累速度很快，国家财税收入估计4万亿，比去年的31,649亿元增收8、9千亿。国企利润也很可观，仅中央企业利润即达7千多亿元。但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今年能耗和环保两个重要考核指标没有完成。
一是能源消耗指标。2005年我国能耗是每万元ＧＤＰ耗1.22吨标准煤，“十一五”规划要求到2010年降到0.98吨，下降20%，折算到每一年应该是下降4.4%。今年1到6月份不是下降，而是上升0.8%，下半年有点好转，全年约下降0.5%左右，距离4.4%的降幅差距较大。
二是环境指标。包括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化学需氧量2005年是1414万吨，要求2010年降到1269万吨，降幅10.2%，平均年降2%多，但今年1到6月却是大幅度上升3.7%，一降一升五点多。2005年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万吨，要求2010年下降到2260万吨，降幅11.3%，今年1到6月也是大幅度上升4.2%。
评估2006年经济发展情况，我觉得“有安有忧”。如看ＧＤＰ、财政收入、企业利润，确是一个增长年。但是看资源耗费、环境保护，问题严重，很不乐观。按照新的发展理念，发展应是一个“四位一体”的现代发展体系：一是经济发展；二是社会发展；三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包括资源、环境等；四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今天的发展已经不同于以往的发展。我们应把问题放在“四位一体”的新发展模式中去衡量。按照新的涵义，应对能耗和环保两个约束性指标重点考核，但这两个重要指标没有完成，使2006年的整个发展大大打了折扣，在这点上没有交出满意的答卷。我相信2007年宏观部门会全力抓这两个指标，把2006年造成的“欠帐”补起来。
（三）政府掌握的国有资本仍存在向利润高、耗能也高的竞争性行业加大投资的取向
这个问题2004、2005年就已出现，2006年仍然存在。我在实际调查中了解到，一些直接使用资源的原材料行业，像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等，利润较高，资源税又较低，因此，一些地方出现政府掌握的国有资本向此类行业增加投资的现象。2005年全国粗钢生产能力已达3.6亿吨，钢材能力达4.6亿吨，水泥生产能力达13亿吨。作为企业在竞争中追求利润无可指责，但作为政府在投资时如何考虑行业状况，特别是如何推进而不是延缓竞争性行业国有资本的战略调整，这个问题还需研究。
二
对于如何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呢？我觉得，有三条出路。
（一）切实推进结构调整，在结构上找出路
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内在联系是最紧密的，以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打成一个“包”，放在第一个“着力推进”中。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出路，应突出抓以下三点：
一是用新的思路加快发展服务业。服务业将是中国近几年乃至更长期间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一则，它是国际上跨国资本继制造业转移之后向中国产业转移的一个新领域：二则它也是扩大“内源性”需求、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新增长点；三则也是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的实际选择。北京2005年万元能耗0.8吨标准煤，而天津则是1.11吨，重庆则是1.42吨，其中的关键在于三个直辖市的第三产业比重不同（北京三产比重占7成，天津、重庆占4成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应突出地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如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等，尤其要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突破口。
二是用先进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2006年中国各地推进工业化的热情很高。不少地方都把工业化作为立市之本，但现在的问题是，靠大量要素投入来推进工业化的现象仍然存在，工业技术含量提高不多。为此，必须推进工业由过多依赖要素投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优化发展，尤其是注重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
三是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涉及到创新问题，创新问题又涉及到对人激励的问题。
（二）在发展循环经济等重大举措上找出路
相对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线性经济增长方式，循环经济以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为价值取向，大有天地。我曾对山东济南钢铁集团做了考察，这些年他们搞循环经济很有成效。他们算了一笔账，仅吨钢耗煤减少这一方面，十年相当于节约1000多万吨标准煤。由此使我想到一个问题，一个“济钢”尚且如此，中国现在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应该说潜力是相当大的。
当然，发展循环经济不只是企业层面。区域层面应打造循环型区域，社会层面应打造循环型、节约型社会。不要满足于口号，要有实实在在的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及综合利用的举措，并且要列入领导干部业绩考核。
（三）切实推进改革，在制度变革方面找出路
为什么2006年我们在摆脱传统的增长方式方面进展不理想？我认为它折射出的是深刻的体制问题，折射出在我们经济机体内部与“粗放性”相配套的经济体制仍在“惯性运作”，并由此形成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改革力度”的明显落差。现在离十七大召开只剩下不足一年的时间，下一步如何推进改革，有一些深度问题需要研究。特别是改革到了今天，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有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改革，需要通盘考虑，而且要有新的方略。要切实推进改革攻坚，绝不应该对“特殊利益集团”姑息、纵容和让步。
这里仅从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适应的角度，从政府———市场———企业三个层面谈些基本看法。
1.政府层面：切实以职能转换为重点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2006年的实践表明，经济增长方式方面的转变滞后，与政府自身管理方面缺位、越位有关。为此，政府职能要做重大调整或转变。在这方面，既要有对“官”的自上而下的科学发展观考核机制，也要有为民的自下而上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约束机制。在政府的理念上，要讲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授。“有水有源，本固枝荣”。
2.市场层面：推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现在资源价格问题很多，需抓紧资源价格改革，通过改革使各种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的真实成本和供求关系（与价格改革相适应还要改革资源税制度），同时转变出口增长方式。2006年出口增长25%以上，外贸顺差1600多亿美元，其中有不少“粗放因素”，要通过关税调整等措施，控制耗费资源量较大的商品出口。
3.企业层面：推进自主创新。为什么很多企业成为吞噬资源的“黑洞”？症结在于这些企业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在这方面，垄断性行业的细胞单位创新任务更艰巨。最近，有关部门推出了对煤、油、电、运等7大行业实行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的安排，而其中就有高耗能、高排放的企业。在“国有资本绝对控股”的格局下，如何建立企业自主经营、自我约束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从而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还有待于创新性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