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性变动中。在这种经济大变动的背景下如何发展服务业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尤其是在确定“十一五”期间把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作为重要任务之后，研究这一问题更为迫切。根据本人的实际调查和研究，这里就中国转型期发展服务业必须处理好的五组经济关系进行分析。
一、经济结构转型：正确处理推进工业化与发展服务业的关系
发展服务业必须把握阶段特征。从转型角度来说，中国当前正处在“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型阶段。在这一阶段，要谋求建立“金三角”的产业格局。第一个角是农业和采掘业，这是转型经济的基础；第二个角是工业和建筑业，这是转型经济的主导；第三个角是服务业，这是转型经济的支撑。要从这样一个大的产业格局高度来把握服务业发展的整体方位。在这个“金三角”的产业格局中，突出的是要处理好什么关系？我认为是推进工业化与发展服务业的关系。
从工业化本身的阶段来分析，中国目前尽管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广深地区、苏锡常地区等)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但从全国来说仍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推进工业化仍是“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在这种背景下，不能离开工业化片面地讲服务业的比重。从一个历史长河来看，服务业的比重曲线呈一种“哑铃型”的态势，简明地说，就是“低也高，高也高”，即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工业化水平低，服务业比重比较高；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升，服务业比重会有所下降；之后随着服务业自身发展水平的提升，所占比重将再次升高。但是“哑铃”两端之高，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幼稚阶段的“低水平、高比重”，后者是成熟阶段的“高水平、高比重”。
就同一个时段来说，不同地区由于工业化势头不同也存在这一问题。以笔者2005年调查的陕西西安市和江苏苏州市为例，据实际考察，2004年，西安第三产业的比重为49.2%，位居三次产业之首，已经实现“三二一”的格局，而苏州第三产业的比重只有33%。但是，苏州的第二产业占65%；西安的第二产业比重为45%(二者相差20个百分点)。西安第三产业占居首位固然与旅游、文化产业等服务业比较发达有关(这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与其第二产业不够发达有直接关系(这是其中不合理的一面)。针对此，西安市的“十一五”规划思路中提出，到2010年三次产业比重为3∶48∶49。对此有的同志提出异议：现在三产比重已为49.2%，为什么5年后反倒下降为49%？提出这种异议就是只看第三产业而未看相关工业的发展。我认为，离开工业化进程，片面讲求的“唯服务业比重论”是不当的。
但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格局来说，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也必须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与其所处的阶段是基本适应的”，这种判断可能有误。从总体上说，服务业不是总量平衡，而是总量不足。2004年中国(大陆部分，下同)第三产业增加值为43384亿元，占GDP总量13.6515万亿元的31.77%，这一比重仅为世界平均水平64%的一半。即使考虑第三产业增加值有低估的因素(被低估的部分主要包括为工业服务的部分、社区及家庭服务业以及行政管理服务业。如全方位评估，大约比现在高8~10个百分点，达到40%左右)，仍然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从当前及下一步外商在中国大陆投资的趋势看，现代服务业将是国际上跨国资本继制造业转移之后产业转移的一个新领域，需要为之提供发展的广阔平台；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内源性”需要，可以估计，现代服务业将是“十一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亮点”。考虑到以上因素，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发展阶段不能说是基本适应的，宏观决策部门应坚持“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指导方针。
二、经济体制转轨：正确处理深度市场化与深度拓展服务业的关系
中国现代服务业领域蕴藏着可观的潜在能量，问题是这些潜在能量至今仍被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国有垄断体制所束缚、所压制，其中相当一部分至今仍被当作“官办事业”而不是作为现代服务产业来发展。要深度拓展现代服务业，必须按照深度市场化的要求，着力啃四个“硬骨头”：
第一个“硬骨头”是“垄断性”：把服务业从垄断性行业和领域中解放出来。
服务业中的垄断性行业和领域，除属于“法定垄断”的烟草专卖等行业外，主要涉及六个部门，即电信、铁路、民航、邮政、水资源管理以及市政公用事业中的部分行业。这些行业此前基本上是国有资本的“一统天下”，下一步必须打破垄断。在操作中，要区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非自然垄断”业务。比如民航、铁路、电信的营运部分，邮政除敏感业务部分，城市公用事业中的污水处理、公共交通行业等等。打破垄断应当首先从这些领域取得突破。建议沿着两条线路推进。一是在产权制度方面变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存量资产重组”，即在规范转让行为的前提下，推动这些行业向非国有资本转让所有权或转让经营权；另一种是“增量资本投入”，即推动非公有资本的“进入”，不仅可以“参股”，而且可以“控股”。二是在市场结构调整方面，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行业分拆”，即将现有的某些行业的独家企业分割为若干家企业，形成多个市场主体共同竞争的局面；另一种是“新企业进入”，即放松准入限制，无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只要符合相关标准，都可以进入。通过上述方式，形成非自然垄断业务领域率先按市场化机制运作的态势。
另一种情况是“自然垄断性”业务部分。比如铁路路网、航空管制、国家电信骨干网络等。这与上述非自然垄断业务是有差别的。非公有资本可以以“参股”方式进入，但不能控股和独资。对于这些“自然垄断业务”，也可以通过引入“特许经营权”的拍卖和招标、“区域间比较竞争”等机制按“准市场化”的思路来运作。
通过对以上两种业务的市场化和准市场化运作，切实克服垄断性行业和领域服务业发展的体制障碍，把它蕴藏的潜能充分释放出来。
第二个“硬骨头”是“事业性”：把服务业从官办社会事业领域中剥离出来。
社会事业领域包括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研等。虽然在统计上被纳入第三产业范畴，但并没有完全按照服务业的理念和模式来运作，不少单位是作为官办事业单位来运作的。这里有一个理念转变与模式创新的问题。由于这个领域情况比较复杂，不能采取单一化的政策，应按照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相结合的思路，采取区别对待的方略，按公共性、准公共性、营利性分类改革。具体来说，要将社会事业领域中“营利性”的部分划出来，推进这些行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至于公益性部分，政府应该提供上述各领域的“公共服务包”，但提供不等于直接举办，也可以采取“政府采购”的方法从服务业市场上获得，提供给消费者。由政府采购使服务商获得相应的利益补偿，能够有效激活服务商的积极性。
第三个“硬骨头”是“意识形态性”(或者说是“意识形态与服务业二重性”):把不带强烈意识形态的服务业谨慎剥离出来。
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所决定，服务业当中的一些行业是与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的。需要按照意识形态强弱程度的不同，进行分类改革。一类是强意识形态的服务部门，例如通讯社、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等，应该由国有资本掌控，非公有资本不应投资设立和经营。另一类是意识形态较弱的业务，例如出版物的印刷、发行业务，新闻出版单位的广告、发行业务，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音乐、科技、体育、娱乐方面的节目制作业务，以及电影制作发行放映业务等，应允许非公有资本以“参股”的形式进入。把意识形态较弱的服务业剥离出来，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服务业市场。
第四个“硬骨头”是“行政管理性”：把服务业从政府现在的一部分扭曲的行政管理活动中剥离出来。
政府担负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但是，由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普遍存在着政府职能的“越位”和“错位”现象。比如当前普遍存在的地方政府代替企业招商引资等行为，实际上是政府替代了中介服务业、咨询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功能。因此，应把服务业从扭曲的行政管理活动中剥离出来，使这些业务真正按照中介、咨询和信息服务业的运作规律来发展，从而给现代服务业开辟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三、行业结构升级：正确处理发展传统服务业与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关系
按照目前服务业的门类，划分为流通部门，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部门，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居民素质服务的部门，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部门等。在以上四层中，既有传统服务业，又有现代服务业。一般来说，传统服务业发展基础较好，但是现代的、特别是新兴的服务业较为薄弱。服务业内部结构失衡的现象比较明显。基于此，应该采取“三线推进”的方略，推进行业结构升级：
第一条线，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具有高人力资本含量、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等特点。主要以三类服务为载体：①基础服务(包括通信服务和信息服务)；②生产和市场服务(包括金融、物流、电子商务、法律和咨询等专业服务)；③个人消费服务(包括教育、医疗保健、文化娱乐、旅游、房地产等)。在这三类中，应重点发展金融、物流、信息、法律等现代服务业，同时瞄准文化产业、旅游业等潜力大的服务业，还应积极创造、开拓新的服务业，如计算机和软件服务业、创意服务业、动漫服务业、会展服务业等。
第二条线，把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突破口。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产前服务(如企业研发、工业设计等)、产中服务(包括以供应链管理为实质的物流服务等)和产后服务(如营销服务)等。从国际上看，现代企业的生产与服务功能分工明晰，服务含量在整个企业产值和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比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服务业收入已经达到了总收入的2/3；目前跨国公司汽车销售收入只有约45%分配给零部件生产商和装配商，而其余55%分配给了专业汽车设计、广告公司、保险公司等服务性行业。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制造业大国来说，现代制造业的推进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而现代制造业的发展也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可以预见，生产性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相互依托、相互支撑的趋势将越来越明显。苏州市在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效果比较明显，这正是制造业竞争力较强的重要因素。
第三条线，传统服务业不可忽视和偏废，但要注重用新的技术、业态、方式改造之。商贸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因此绝不能忽视和偏废。由于该领域的服务较多具备必需品的特征，因此市场容量相对较大。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传统服务业的进入门槛从总体上说较低，有利于利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有效缓解就业压力。针对传统服务业档次和服务水平比较低的状况，要借助各种创新手段来推动其改造升级。一要通过技术创新，提高服务的科技含量；二要通过组织创新，运用现代新型业态进行改组；三要通过管理创新，提升传统服务业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
四、空间结构变迁：正确处理城市服务业聚集与农村服务业覆盖的关系
从空间结构的变迁来研究，须重视服务业向城市和城市群集聚的趋势。这一趋势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按照经济发展趋势，在未来10年中，城镇化率将以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的速度来推进(据世界银行中国局预测，在未来15至20年内，将有2.75亿至3亿农民进入城市)。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社会变迁，这种变迁将随之产生相当巨大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适应这种需求的变化，现代服务业已出现向城市和城市群集聚的端倪。如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仅广州、深圳两市的服务业增加值就已占到全省服务业总量的47.6%。从今后的发展趋势预计，现代服务业向城市的聚集效应将会进一步放大，服务产品供给对非城市的拉动作用将会进一步增强。为此，要因势利导，通过空间的集中和发展区域内专业集群，主动发挥城市在发展服务业过程中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视农村服务业的发展。按农村人口占总人口60%计算，依然有7～8亿人。这是一个庞大的服务人群。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展开，将会给服务业提供新的发展机遇。第一，随着新农村建设中一系列发展农村经济活动的展开(如搞好农业技术服务等)，给农村的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空间；第二，随着农村一系列社会事业的展开(如实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发展农村的技术培训等)，给农村的医疗服务业和教育培训业提供了机遇；第三，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以及物质生活的改善，对商贸流通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旅游业等提出了新的要求；第四，随着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活动的展开，各种文化产业、农村社区服务业等也需要相应地跟上。因此，要妥善处理城乡之间的空间关系。如果说城市是靠“聚集效应”制胜的话，那么农村则是靠“覆盖效应”制胜。
五、内外结构调整：正确处理服务业对外开放与保障内部安全、扩大内源需求的关系
中国的对外开放面临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艰巨任务。转变内容之一，就是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在这方面总的来说还比较弱。以2004年为例，在中国出口贸易额5934亿美元中，各类服务贸易(现代加传统)出口额只有589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2.9%左右。扩大服务贸易，加快服务业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中国进入WTO后过渡期以后，服务业发展面临新的外部环境。一方面，发达国家服务业向中国转移，给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服务商提供了机遇，为此，需继续开放服务市场，有序承接国际现代服务业转移；另一方面，有条件的中国服务业投资商也应走出去，到海外投资，加入世界服务体系的合作与竞争，在开放中实现互利双赢。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趋势。在双向互动中，既要积极参与又要积极应对。要建立“应对”诸种新挑战的机制，例如建立关键命脉性和敏感性服务业的产业安全机制等，以寻求扩大对外开放与保护命脉型产业安全的平衡点。
同时，从长远考虑，我国必须把扩大内源性需求作为立足点。近年来，国内消费率一直偏低，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在发展服务业中，一方面要与国际资本竞争既有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创造新的国内需求。总之，通过正确处理服务业对外开放与保障内部安全、扩大内源需求的关系，实现服务业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协调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