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昨日表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复苏。

　　此前，国际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程度重新上升，不少分析报告开始对人民币升值的时间和幅度进行竞猜，其情形十分类似于2005年前后的市场分析格局。不过，从趋势看，不应把当前的市场格局与2005年前后做简单类比。

　　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外需依赖十分严重，因此在金融危机时期，外需受到的冲击也十分显著。所以，中国高度重视汇率及其对外需的影响具有内在合理性，汇率波动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相当显著。

　　当然，维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的相对稳定，也提出了一些宏观经济的新难题，例如如何应对资产泡沫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汇率波动来赢得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主动性、抑制可能出现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促进内需扩张等课题。

　　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讨论再起，与其说体现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压力，还不如说，这体现了中国经济加速内部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迫切性。

　　首先，要素资源价格的扭曲实际上放大了汇率升值的压力。中国低估的本土资源价格使得中国的出口优势被放大，同时也使得企业更倾向于依靠廉价资源进行出口，增大了对资源的消耗。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快要素和资源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是促使汇率更为合理、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也促使国内资源配置更为合理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次，非对称的外汇管制措施，放大了外汇的供给，进而放大了升值的压力。当前的外汇管理体制基本上形成于外汇短缺时期，强调增大外汇供给而抑制外汇需求，在当前外汇已经相当充裕的今天，这种不对称的外汇管制客观上放大了升值的压力。因此，调整外汇管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内部改革、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内容，特别是要给企业和居民以及金融机构更大的外汇运用权，避免过分将外汇集中到政府手中。

　　此前，人民币升值的论调多由美国等发达国家提出，而在此次危机中可以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成为对人民币汇率和贸易顺差更为敏感的主体。

　　客观地看，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经济危机时期，对人民币汇率及其贸易顺差可能更为敏感，这其中既有误解的成分，也可能蕴含了中国需要加快结构调整、转换增长方式的现实动力。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两头在外的外需主导型的增长方式，对带动中国经济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经济总量相对较小、参与这个国际经济产业转移的区域还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局部地区时，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可能还有限。但是，这种增长格局实际上基于“亚洲四小龙”等小经济体的发展路径。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经历此次危机之后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如果中国继续推行这种来自于小经济体的增长格局，就可能会对全球不少的新兴经济体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全球化的新格局以及中国所处的新地位、发展的新阶段来说，转换这种增长格局的现实性显得尤其迫切。

　　因此，在当前的市场状况下，人民币何时重新进入双向波动、小幅升值的轨道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即使重新进入这个轨道，其幅度也是十分有限的。从当前的市场格局以及历史经验看，更为关键的问题，还是当前的汇率争论所凸显出来的关于内部经济改革以及结构调整的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