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始的时期，中国领导并没有为自己设定体制改革的目标，而是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策略。不管是什么样的政策或制度，只要能够恢复经济、稳定社会，都可以拿来应用。在邓小平、胡耀邦的指导下，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为开端，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以“解放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启蒙运动，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不是整体变革，而是在维持原有主体经济不做根本性变动的条件下，在国有经济以外推进的增量改革战略。这种做法能够较好地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增长，但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行政权力干预交易活动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

　　而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时，大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有不同的理解。相当多的人把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中国在世纪之交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带有浓厚的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色彩。正像布坎南等主编的《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中所指出，重商主义社会乃是一个腐败的寻租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腐败行为必然出现在有寻租条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或者说是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或称“官僚资本主义”、“官家资本主义”）的穷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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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遇到的经济发展的问题，其实在过去40多年中都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地出现过。而它们又往往根源于两个更深层次的基本问题——经济体制问题和经济增长模式问题。经济体制的变革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贯穿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两大主要线索。当我们选定了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和实行法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以后，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追问具体层面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什么是市场交换的本质，以及市场交换是通过什么样的经济机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第二，什么是法治，中国应当怎样建立法治社会。

　　问题在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不能总是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一些论者认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也可以称作市场经济。对于“法治”一词的解读，也有类似的情形。所谓“法治”，是一种源于古代、到近代才逐步完备起来的治理制度安排。它最基本的内容，是符合基本正义的法的统治。但在现实生活中与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事情仍时有发生。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历史传统的影响。早在公元前3世纪，竭力鼓吹“任法而治”的法家就得到信任和重用，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流派。另一个原因是，法治的本质的认识在不少时候依然是模糊的，法律有时被误认为等同于治理的手段和工具。法治的精神在于，对于私权而言，法无禁止皆可为；对于公权而言，法无授权皆禁止。正如江平教授所言，法治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两个“权”，即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法治化改革的要义就在于私权的保护和公权的限制。在这些基本问题得到澄清以后，有关改革战略和策略的具体问题就比较容易找到解决的途径，采取的措施也会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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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经济低迷趋势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也在凸显。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急速降温主要是由这一临时性因素导致，一旦疫情过去，经济增长就会随着需求复苏至少回归中速增长的新常态。然而，在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的当下，人们曾经热切预期的投资、消费和出口等社会需求全方位的“报复性增长”并没有如期而至。

　　因此，深入挖掘阻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进一步发展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的方针和政策，就成为业界、学界和政界人士应当合力推进的当务之急。

　　从“基本问题”中寻找“重树良性预期”的动力

　　2021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经对经济下行压力作出了精准的分析。这就是，除了还没有完全走出延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困境之外，我们还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新挑战。其中，“三重压力”的关键在于“预期转弱”。也因此，“三重压力”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重树良性预期”。

　　为了重树良性预期，首先需要弄清楚“预期”为什么会“转弱”。在我看来，“预期转弱”的基本原因，并不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够有力，也不是企业界对政策反应不够敏感，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宏观经济政策一再出“大招”“托市”、增强企业界信心的情况下，预期增强的效果仍然不彰。市场是一个多种市场主体广泛参与、分散决策、最终汇成合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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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是两大基本问题：第一个是如何从过去那种高指标、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方式转变为效率驱动的增长方式，以便实现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第二个是怎样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僵化的落后体制，建立起一个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体制。《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这本书的基本内容，就是对于从20世纪70年中期到21世纪10年代中期与这两大基本问题相关的理论争论和政策演变的系统梳理。

　　粉碎“四人帮”和结束“WG”以后，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旧有的增长方式成为中国经济的沉重负担，使它难于真正“起飞”。针对这一问题，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采取“经济建设十大方针”，“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可惜的是，新方针只执行了一年，就遭到自称“坚持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的抨击，旧有增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复归。由于粗放的增长方式必然造成的种种恶果，1984—1985年和1992—1993年一再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风潮，所以在1995年研究制定“九五”（1996—2000）计划时，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到效率驱动的集约增长转变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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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期，日本经济陷入超过十年的长期萧条。人们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大幅波动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崩溃和长期持续的经济衰退。

　　对此，日本经济界和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见解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侧重于有效需求不足等需求侧的因素；另一类则侧重于全要素生产率（TFP）降低等供给侧的因素。从政策角度着眼，也可以把不同的观点大体分为两类：一类观点是，日本接受《广场协议》以及随之而来的日元升值，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基本原因。另一类观点则认为，日本“失去的20年”发生于《广场协议》签订5年之后，其间隔着一个资产泡沫的急速膨胀，而资产泡沫的急速膨胀，又只能归因于宏观当局对日元升值的过度反应。长时期地实施极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靠高杠杆支撑的资产价格急速上涨和泡沫经济形成。在他们看来，后来的泡沫破裂以及由此引发的资产负债表危机，其实就发轫于此。

　　为了更透彻地了解泡沫/通缩时期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以及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和后果，日本内阁府的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2007年邀集了100多位日本主要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课题研究。课题组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对日本宏观经济、产业结构、货币政策与泡沫经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日本的影响、不良债权与金融危机、财政政策与社会保障、政治经济构架的结构性改革与放松管制路线的进展等重大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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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泡沫和通缩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期)，日本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波折。先是日元大幅度升值，然后是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飞涨和泡沫经济的极度膨胀，最后随着泡沫瞬间破灭，日本经济陷入超过十年的长期萧条。

　　这一时期起始于1985年。当年9月，经过长时期的艰难谈判，法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美国等“五国集团”在纽约的广场饭店签订协议，约定通过它们的协同行动，实现日元、德国马克等“非美元货币对美元的有序升值”，以纠正美元高估和全球金融系统失衡。

　　广场协议签订以后，美元对日元的汇率迅速从1美元兑250日元左右上升到1美元兑200多日元。1986年1月，又突破广场协议谈判时日方认为可以接受的200日元，并继续奔向战后汇率的新高点。

　　这时，日本当政者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作为日本经济支柱的汽车、家用电器、半导体等出口产业认为，日元升值将会损害本产业的出口竞争力，因而表现出对自民党政府支持日元升值的不满。

　　另一方面，广场协议生效后，美国继续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后者承诺通过扩大内需来降低仍然居高不下的日方经常账户顺差和美方经常项目逆差。

　　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前日本中央银行行长前川春雄为中曾根提供的策论报告也被称为《前川报告》。虽然这份报告1986年4月7日才正式发布，但在此前5个月紧锣密鼓的研讨过程中，它的基本内容已经被日本政府的领导层所接受，成为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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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革开始的时期，中国领导并没有为自己设定体制改革的目标，而是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策略。不管是什么样的政策或制度，只要能够恢复经济、稳定社会，都可以拿来应用。在邓小平、胡耀邦的指导下，以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为开端，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以“解放思想”为基本内容的启蒙运动，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增量改革的畸形产物：权力的垄断与寻租

　　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不是整体变革，而是在维持原有主体经济不做根本性变动的条件下，在国有经济以外推进的增量改革战略。这种做法能够较好地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增长，但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行政权力干预交易活动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

　　而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时，大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有不同的理解。相当多的人把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因此，中国在世纪之交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带有浓厚的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色彩。正像布坎南等主编的《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中所指出，重商主义社会乃是一个腐败的寻租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腐败行为必然出现在有寻租条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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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中国明确提出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1994年开始实施新的改革战略，从整体上推进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20年过去，中国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既有市场经济因素、又有大量旧体制残余，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体制，距离最初的设计还有不小的差别。

　　艰难的改革历程印证了诺斯教授路径依赖的洞见，它警示我们在改革进程中戒慎戒惧，选择正确的改革路径。因为保留命令经济政府配置资源和粗放经济增长模式的遗产虽然为短期增长带来好处，也很容易形成对过渡性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积累困难。诺斯教授曾警告说，一旦路径被锁定，像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怎样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避免这种结局，是我们不能不正视和思考的。

　　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技术演变过程的自我增强和路径依赖性质的开创性研究，最先是由W. Brian Arthur作出的，他指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由于某种原因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地位，利用规模巨大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普通流行导致的学习效应提高、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协调效应、在市场上越是流行就促使人们产生相信它会进一步流行预期等等，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胜过自己的对手。

　　相反，一种具有较之其他技术更优良的品质的技术却可能由于晚人一步，没有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于恶性循环，甚至“锁定”在某种被动状态之下，难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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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反思改革成败得失与今天的关系，从反思中洞察未来?

　　反思之一：全面深化，坚持整体改革之必要

　　中国改革从一开始，采取了一种不是整体变革，而是在维持原有主体经济不做根本性变动的条件下，在国有经济以外推进的增量改革战略。

　　这种做法能够较好地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增长，但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行政权力干预交易活动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

　　而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时，大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有不同的理解。相当多的人把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

　　因此，中国在世纪之交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带有浓厚的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色彩，重商主义社会乃是一个腐败的寻租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腐败行为必然出现在有寻租条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

　　或者说是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

　　在这种情势下，坚持建立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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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各界同仁对于研讨与改革和发展相关的问题做出了许多贡献。然而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这就是受制于轻视甚至蔑视理论思维的传统，热衷于追逐五光十色和千变万化的表面现象，对所谓“热点问题”做出直接的回答，或者采取并非针对病因、而是针对症状的所谓“对症治疗”政策的措施来缓解矛盾，而没有能够透过变动不居的现象去把握具有恒定性的事物本质和长期驻留的事物运动规律。当某些次要的、偶然的因素发生了变化时，原来那些对基本问题得到的认识不但没有深化，反而以为出现了全新的事物，只得重新从零开始，进行浅尝辄止的应答，对基本问题的认识陷于低水平的循环往复之中。

　　在对基本问题研究得不深不透、得不到可靠的分析框架支持的情况下，仓促采取就事论事的应对措施，由于未能触及事情的根本，往往非但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相反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如果发生“数典忘祖、引喻失义”的扭曲，就更会使好不容易取得的认识成果付诸东流。

　　从横切面看，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聚焦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是体制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选择和变迁;第二，是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推动力量。从纵切面的角度看，则需要分析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等“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全部历史过程。

　　一、《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是一本我与刘吉瑞君全面讨论市场取向改革的对话录，写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版于1991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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