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改革]路径依赖与中国改革
2022/8/31 9:35:00
 
  1992年中国明确提出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1994年开始实施新的改革战略,从整体上推进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20年过去,中国初步建立起来的新经济体制既有市场经济因素、又有大量旧体制残余,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体制,距离最初的设计还有不小的差别。
  艰难的改革历程印证了诺斯教授路径依赖的洞见,它警示我们在改革进程中戒慎戒惧,选择正确的改革路径。因为保留命令经济政府配置资源和粗放经济增长模式的遗产虽然为短期增长带来好处,也很容易形成对过渡性经济体制的“路径依赖”,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积累困难。诺斯教授曾警告说,一旦路径被锁定,像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怎样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避免这种结局,是我们不能不正视和思考的。
  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技术演变过程的自我增强和路径依赖性质的开创性研究,最先是由W. Brian Arthur作出的,他指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的性质。由于某种原因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可以凭借先占的优势地位,利用规模巨大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普通流行导致的学习效应提高、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协调效应、在市场上越是流行就促使人们产生相信它会进一步流行预期等等,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而在竞争中胜过自己的对手。
  相反,一种具有较之其他技术更优良的品质的技术却可能由于晚人一步,没有能获得足够的追随者而陷于恶性循环,甚至“锁定”在某种被动状态之下,难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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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感言]对四十年改革的三个反思
2022/8/31 9:34:00
 
  如何反思改革成败得失与今天的关系,从反思中洞察未来?
  反思之一:全面深化,坚持整体改革之必要
  中国改革从一开始,采取了一种不是整体变革,而是在维持原有主体经济不做根本性变动的条件下,在国有经济以外推进的增量改革战略。
  这种做法能够较好地保持经济在改革过程中的稳定增长,但也带来了双重体制并存、行政权力干预交易活动的寻租条件广泛存在的问题。
  而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时,大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有不同的理解。相当多的人把东亚国家所谓“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常态。
  因此,中国在世纪之交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带有浓厚的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色彩,重商主义社会乃是一个腐败的寻租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腐败行为必然出现在有寻租条件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以后,我国社会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
  或者说是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是沿着重商主义的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
  在这种情势下,坚持建立市场经济改革大方向的人们要求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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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中国发展与改革的基本问题
2022/8/31 9:34:00
 
  改革开放以来,各界同仁对于研讨与改革和发展相关的问题做出了许多贡献。然而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这就是受制于轻视甚至蔑视理论思维的传统,热衷于追逐五光十色和千变万化的表面现象,对所谓“热点问题”做出直接的回答,或者采取并非针对病因、而是针对症状的所谓“对症治疗”政策的措施来缓解矛盾,而没有能够透过变动不居的现象去把握具有恒定性的事物本质和长期驻留的事物运动规律。当某些次要的、偶然的因素发生了变化时,原来那些对基本问题得到的认识不但没有深化,反而以为出现了全新的事物,只得重新从零开始,进行浅尝辄止的应答,对基本问题的认识陷于低水平的循环往复之中。
  在对基本问题研究得不深不透、得不到可靠的分析框架支持的情况下,仓促采取就事论事的应对措施,由于未能触及事情的根本,往往非但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相反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如果发生“数典忘祖、引喻失义”的扭曲,就更会使好不容易取得的认识成果付诸东流。
  从横切面看,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聚焦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是体制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选择和变迁;第二,是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推动力量。从纵切面的角度看,则需要分析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等“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全部历史过程。
  一、《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是一本我与刘吉瑞君全面讨论市场取向改革的对话录,写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出版于1991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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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战略与策略
2021/3/22 14:57:00
 

  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在宏观经济中的集中表现,就是国民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太高,使金融风险加速积累,隐含着出现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怎么来应对经济下行和金融风险,就成为一个朝野所关注的问题。总体来看,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处理办法:
  第一种办法,就是采取强刺激政策。特别在金融业界,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不少的,就是要求放松银根,增加投资,拉动GDP的增长速度。这种办法的好处是能够在短期内提升增长率,缓解一些企业的经营困难,或者使投资者取得更高的回报。但是也有坏处,就是妨碍了效率的提高。因为企业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补贴以后,反倒会减弱提高效率的压力,也会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
  目前,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里面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投资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的注入,而不是依靠效率的提高。本来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去杠杆化,如果用大量注入资金的办法来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就会使杠杆率进一步提高,风险进一步积累起来,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第二种办法,在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之下,把主要的力量用来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长期以来,主要是由党政领导机关来调结构,而不是靠比较完善的市场来调结构,所以见效不大。我们如果能够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上,那么提高效率和优化结构就会有更切实的保证。我个人赞同后一种办法。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实际上这两种办法都在用。但是从现实的情况看,第一种办法是失灵的。从2009 年以来,投资拉动起作用的时效越来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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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与确立
2021/3/22 14:57:00
 

  世纪90年代上半期市场取向改革的整体推进,使市场经济的轮廓日渐显现出来,原来一统天下的国有经济和准国有的“集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下降到50%以下。
  但是直到这时,市场的产权制度基础还不明确。占比很大的“民营经济”产权关系模糊,其中日益壮大的私有经济的正式地位只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为了取得生存空间,不少私有企业依附于国有或集体企业,靠让渡部分控制权和给公有制企业缴纳“管理费”来换取一顶“公有制企业下属单位”的“红帽子”。
  现实的经济发展与苏式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的矛盾在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群中引起了极不相同的反应。两种观点之间的碰撞终于在1996年末、1997年初引发了一场我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大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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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市场交换,说到底,无非是在不同所有者之间进行的产权交换。然而观察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中国经济改革会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不论是理论论述还是政策讨论,都以市场的建构为主要内容,而很少涉及市场的产权制度基础。究其原因,乃是传统观念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许多人仍然以为,公有制,特别是它的“高级形式”——国有制天经地义地是社会主义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任何离开这一训条的想法,都属于离经叛道。
  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斯大林的亲自指导下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得十分清楚。它写道:“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制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领域内都占有绝对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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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从以产业政策为中心转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
2021/3/22 14:56:00
 

  编者按:9月28日,着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新浪·长安讲坛”(总第321期)以“产业政策面临的问题:不是存废,而是转型”为题发表演讲。他提出,必须加快产业政策的转型,从以产业政策为中心转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以下为吴敬琏演讲实录。
  去年,林毅夫、张维迎两位教授在北大有一场引起了学界、产业界、政界广泛关注的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这场讨论影响很大。我自己看了他们两个人的意见以后,也做了一些学习和研究,今天我就想把我学习的一些收获跟诸位做一个交流,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关系到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但是去年的讨论在我看起来有一个缺点,在那个讨论开场的时候主持人就说了,我们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到底需不需要产业政策,于是参与讨论的两位教授就各自持有比较绝对的意见,一个说中国非常需要产业政策,一个说中国不能要产业政策,这就使得整个讨论变成了一个无法证伪的信念之争,很难深入下去,而且也很难对实际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为什么这个讨论陷入了困境呢?关键就在于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是有不同内容、不同类型的。当前需要研究和面对的问题,不是肯定或否定产业政策,而是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因为产业政策是有不同类型的。我就从这个问题谈起。
  一概否定产业政策或者一概肯定产业政策的人,好像都没有注意到,实际上我们现在讨论的产业政策是有不同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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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强势政府不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
2018/12/7 11:07:00
 

  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拥有自己特有的发展模式,即所谓"中国模式",其最大特点和优点是拥有一个强势政府,因而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强大的动员资源能力,依靠强政府、大国企,用海量投资来支持高速增长,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种政府主导的发展道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从西方各国政府的短期救市政策中得到鼓舞,其"优越性"似乎也得到了某些短期业绩的支持。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样板工程",例如被"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所盛赞的"高铁奇迹",还有某些地方依靠政府的强力动员和大量注入资源实现的超高速发展等等。

  我们应当明确,强势政府不是中国成功的根源。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政府也许比现在更加强势,可是结果有目共睹。而改革开放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现在,强政府、大国企和海量投资营造高速增长等亮丽政绩付出的高额成本和产生的消极后果正在显现。

  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导致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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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什么是结构性改革 它为何如此重要
2016/9/8 10:36:00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下行通道,从根本上说是由于需求侧的强度不够,还是由于供给侧的效率低下?什么是结构性改革,它到底是要改结构,还是要改体制?今天我想着重讲一讲自己对后一方面问题的理解,也就是什么是结构性改革,它为何如此重要。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重大举措,也是今后一段时期贯穿整个经济工作的主线。
  但是,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还存在不少争论。比如,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下行通道,从根本上说是由于需求侧的强度不够,还是由于供给侧的效率低下?再比如,什么是结构性改革,它到底是要改结构,还是要改体制?对于这些问题,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存在不同的意见。
  今天我想着重讲一讲自己对后一方面问题的理解,也就是什么是结构性改革,它为何如此重要。
  结构调整和结构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实际上包含两个含义不同的“结构”。
  第一层含义的“结构”,是指经济结构,也就是资源配置的结构。在从供给侧探究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时我们发现,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于资源错配,使经济结构发生了扭曲,导致效率下降。
  从供给侧观察,经济增长由三个基本驱动力量,即劳动、资本和效率推动。从本世纪初期开始,中国经济增长原先所依靠的驱动力量开始消退,例如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产业结构改变,也就是所谓“库兹涅茨过程”(Kuznets Process)导致的效率提高也开始减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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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改革的重点领域和亟需消除的障碍
2016/7/22 11:29:00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包含两个含义不同的“结构”。当我们从供给侧去探究中国经济减速原因的时候,会发现最主要、最核心的问题是供给侧效率不高,也可以说是结构扭曲。结构怎样才能够改善呢?结构的改善要通过体制的改善来实现,体制的改善要通过结构性的改革来实现。现在常常把这两个“结构”搞混了。两次出现的“结构”含义不同,前一个“结构”是供给侧的问题,在于结构的扭曲,资源配置的扭曲,是讲的经济结构。后一个“结构”讲的是要进行结构性改革,讲的是体制上的结构。如果把这两个“结构”混在一起,就可能用结构的调整去取代结构的改革。
  调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有两种不同的途径:一种是通过行政命令来实现,另一种是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我们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是用第一种办法来解决问题的,但是,实践证明这个方法几乎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反效果的。“三去一降一补”靠行政命令难实现
  要实现结构优化,重点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而要实现这一点,不管根据理论还是实践经验,都只能主要依靠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当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对两者作用要有准确的定位。
  “三去一降一补”靠行政命令很难解决。比如用过去的办法,如果要去产能,就是由行政机关确定钢铁要压缩一亿到一亿五千万吨的指标,然后把指标分解到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个地区再层层向下分解。到最后就会用一些非常简单的办法一刀切,把要求去的产能切掉,但往往切掉的不一定是效率最差的,而且由于每个行政部门都要保护自己的产业,所以在执行过程中会发生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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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具有极端重要性
2016/6/22 13:09:00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号),要求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防止出台新的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并逐步清理废除已有的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这意味着建设我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和落实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的“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的要求,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竞争是市场制度的灵魂,竞争政策是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一项基本政策。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已指出,要着重“创造平等竞争环境,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大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重申,“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它们都如此强调市场的竞争性质,是因为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和形成兼容的激励机制这两个基本功能,都是要通过竞争才能实现的。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发现价格,使之真实反映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从而引导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和再配置;与此同时,也只有竞争的激励鞭策,才是推动企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为社会持续提供成本最低、质量最好的产品的最强大的力量。
  这里有一个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问题。在我国发展的早期阶段,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相同,由于市场发育程度低下和大量社会基础设施需要由国家投资建设,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在推动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竞争政策往往只起着次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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