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货币（Alternative currency），也有的地方称为社区信用（Community credit），两者概念与内容有所不同，但目的都是建立“基于和谐社会的经济”（Solidarity based economy）；服务对象主要是缺乏获得正规货币（Official currency）能力的下层群众。

　　阿根廷的此类活动之所以有特殊的研究价值，一方面在于这个国家曾经一度使用过500多种不同社会组织发行的社区信用券或另类货币，高峰时期大约有600万人参与使用这种非官方金融工具从事交易活动；另一方面，另类货币曾经在2001年初发生严重信用危机，并且几乎彻底摧毁了阿根廷的这个民间交易中介体系。更为戏剧性的是，由于阿根廷国家货币体系遭遇的金融危机接踵而至，几乎使得另类货币成为替罪羊。不过，随着近年来阿根廷国家经济的复苏，另类货币又呈现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

　　一、背景

　　一般认为，另类货币是进步知识分子提出、逐渐演变成专门为下层群众进入市场经济提供交易工具的特殊中介手段。其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产生于加拿大，90年代初期发展到美国，90年代中期扩大到拉丁美洲，然后被澳洲和亚洲等发展中国家接受。目前，这种活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展开，并且逐步扩展到社区自治、妇女权益、民众生计、贫民救助等多个领域。许多国际著名学者，特别是欧洲国家的学者撰文或者著述，专题讨论这种为穷人生计服务的另类金融及其对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有些从事此项工作的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已经成为拉美各国政府领导人的主要智囊人物。

　　1995年，阿根廷开始出现第一个“社区货币俱乐部”，开始只是在贫民区的志愿者、社会工作者和NGO推进穷人搞“以物易物”、“以劳易物”的交易中，对于不等值的物品和劳务在交换中形成的不等价值采用实名记账方式，这就形成了在特定群体中有效的账面个人信用。随后，自然产生了交换这种信用的需求，于是有了内部流通的“信用券”。这其实相当于中国农村集体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的“工分本”、“工分票”。

　　到2001年初，另类货币在阿根廷各地发展，在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有几十个不同形式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从事相关工作。甚至有个城市（Sant Tafei）的市长发布文告，允许个人所得税的30%以另类货币缴纳，以便市政府能够以此代替“食品券”发给贫民，让他们去社区市场购买基本生活必需品。

　　但是，由于范围扩大之后靠社会组织难以对民众实行有效监督，于是有些社区的另类货币管理者滥发信用券以牟取私利，导致另类货币出现信用膨胀和票面价值大幅度下跌的危机，使志愿者们多年在贫民区辛苦工作建立起的信誉坍塌。加上阿根廷各省大量发行的省内流通的货币或者地方债券，也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出现严重的支付困难，另类货币的信用环境被严重破坏，大批垮台。2001年12月，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另类货币信用危机自然被国内外很多人误解为与金融危机有关。

　　到2003年，阿根廷经济逐渐复苏，另类货币具有的带动部分就业、减少政府救济开支等功能得到地方政府重视，另类货币的信用逐渐恢复起来。

　　二、考察之一：穷人的市场经济

　　2005年8月，笔者一行访问了阿根廷郊区贫民集中居住的区域。那里有个社区市场，设在贫民区交叉路口一个像破旧体育馆的地方，门口很小，进去以后却很大，足有上百个摊位，大多数摊主是妇女和老人。那里交易的东西五花八门，从二手衣物、用品到自制食品和日用品，普通老百姓过日子需要的都可以买到。

　　在这个市场的交易中，绝对不许使用政府发行的货币，而是使用一种被称为“信用券”（Credit）的纸币，上面印着代表其理念的文字——人的动力的价值（Value of human energy），券面值为1/2、1、2、5、10、20单位，大约30单位等值于1个阿根廷官方货币比索。参与市场交易的人必须是会员，他们自己认同的角色是一个由两个单词组合而成的新词——Prosumer，可翻译为“生产消费者”，即生产者（Producer）和消费者（Consumer）的组合。

　　这个市场产生的宏观背景可以概括为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随市场经济在全世界推进，贫富差距加大的不可逆转已成为必然趋势。一般正规金融机构不可能提供普遍服务，而贫困人口获得正规货币的能力愈来愈低下，逐渐被市场经济边缘化。于是，一方面大量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另一方面又有占总人口相当比重的贫民对大量低质的、日常生活消费品的客观需求。而且这种需求不可能减少，只可能增加。如果大量的相对贫困人口完全依靠政府救助，会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进而转嫁为过重税收，最终会把企业逼出国门，导致就业率下降、社会矛盾激化等等。一般来说，这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学家反对发展中国家增加社会福利开支的基本原因。

　　世界范围（包括纽约贫民窟哈雷姆区）的试验已经表明，如果在特定的贫困人群中使用替代正规货币的信用券重建小型社区市场，则既可以解决部分贫民的就业问题，又扩大了一般日用品的流通和消费，进一步则可能会推动贫困社区重建。

　　这种信用券具有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仅仅强调体现货币最基本的“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的原始作用。由于没有现代资本主义金融的其他功能，例如基本上没有储存保值的作用，特别是没有投资生息或投机获利的派生功能，因此，信用券只要在特定范围内使用，并有切实可行的防范道德风险和通货膨胀的管理机制，就可能对那些进不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贫困人口和边缘群体的社区生存起到维持基本生计的作用。

　　而且，信用券是一种在穷人中间低成本推进市场经济的方式。由于这种信用券的组织成本不进入核算，完全没有存贷和利息，其资金成本为零。

　　笔者在考察中了解到，这个市场对每个摊位只收取0.2个比索加2个单位信用券的费用，其中80%支付场租，20%用于管理者的开支。此外，每个入场交易者必须是经过注册登记的会员，必须接受培训，理解会员的权利和义务——在场内只能使用信用券，不得使用正规货币。这种穷人市场经济惟一需要支付的只是场地租金和少数管理者的费用。

　　同时，穷人市场经济体现的是使用价值的交换。对于使用另类货币交易自家物品的穷人来说，家庭制作的可以即时消费的东西，其内涵的使用价值在没有经过各级批发、运输仓储到零售店等各种商业环节增加的流通费用、利润和资金占用成本之前，就在这个劳动者与消费者身份同一的社区市场实行交换，并很快被劳动力简单再生产过程所消费，其中的劳动剩余价值几乎为零，劳动价值基本上等于使用价值。

　　三、考察之二：个案调查分析

　　1.普遍低价与“亏本”交易的道理

　　一位被访的摊主是个中年妇女，她平常自己做衣服来卖，有时也卖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如自己画的枕巾等。记者去的那天，她从外面的批发市场买了小包装的咖啡（约半斤）和大米等食品及小日用品在市场上交易。粗略估算一下，交易额约等值于30个比索（当时的汇率是2.8个比索兑换1美元）。一包咖啡的买入价是2个比索，卖出价是50～60个单位的信用券，即咖啡交易账面上亏损了16.6%，这还不算她自己投入的劳动时间。她说，如果按外面市场的常识看，这样的卖出价格自己是亏本的，但是，进入社区市场交易的目的不是获取利润，而是用得到的信用券交换日常生活所需要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

　　简单分析一下：社区市场的价格普遍低于外面商店的价格，这是社区市场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社区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之所在）。既然整个市场如此，这位摊主也只能以低于外部的价格销售。她需要得到的各种家庭制作的食品和衣物所内涵的使用价值其实无法计量，只能根据实际需要者的需求偏好来决定。

　　2.维持简单再生产

　　第二个被访者是卖食品的大妈。她带了家庭烤制的22个大饼，已经卖出18个，每个大饼15单位信用券，仅是外面商店价钱的1/2。卖出的大饼合计收入270单位信用券，合大约9个比索，亏损50%。同时，她还从本社区市场买入两大瓶当地产的饮料，每瓶1公升，分成两种尺寸的杯子卖出，一口能喝干的小杯5单位信用券，够喝两口的大杯10单位信用券，总共可得600单位信用券，盈余约合10个比索，获利50%。她用当天交易所得的全部另类货币买入面粉，准备回家再制作大饼卖。

　　我们很难以一般的市场经济观念来看待这位大妈的“交易活动”。我国民国时期的乡村研究者在对农村高利贷的调查中指出：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借贷目的往往不是生产，而是防止家庭简单再生产的链条断裂。同样，这位大妈有效地利用了社区市场维持家庭的“简单再生产”。

　　3.个体劳动者的需求

　　第三个被访者是位在大学读过2年哲学与文学专业的42岁妇女，曾经是公司职员，15年前因公司倒闭而失业，在这个社区市场上已经做了6年二手货的手工翻新。她参与社区市场的交易活动是买入质地好的二手衣服，回去经过自己的设计、构思和加工，再到互联网上拍卖，据她说有时候可以卖到很好的价钱——达到买入价的10倍以上。此外，由于政府对于贫困社区的政策优惠，这里的交易不必纳税，但她如果去其他市场，则需要纳税。

　　这位摊主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外部市场，这个使用另类货币的社区市场只不过是她获得原材料的地方。因此，她应该属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能够得到商业利润的自由职业者或小手工业者。

　　四、思考

　　引导笔者考察的是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大学经济学院“另类货币研究中心”主任艾露伊莎博士（Dr. Heloisa），她曾经是另类货币（指导）委员会成员。她认为考察的这个社区市场的交易行为过于商业化。

　　在2001年另类货币信用危机爆发之后，他们接受了教训，特别强调的原则之一就是：社区市场只能交易劳动者自己或其家庭的产品和物品，以正规货币从外部市场购买的商品不允许进入社区市场。

　　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之下，志愿者们虽然试图大力发展贫民社区的成员内部市场，也不可能形成完全封闭条件下的成员之间的交易。目前常有社区成员把从外部购买的商品带入社区市场，或者把从社区市场买到的物品再加工并对外销售的情况。艾露伊莎博士为了说明他们坚持的理念是可行的，又带笔者去观摩了他们正在开展的另外一个试验——反毒品斗争协会，一个坐落在远郊贫民区对吸毒者进行救助的NGO。

　　在那里，志愿者担任“发钞银行”的角色，向每个来社区市场的参与者购入20个单位信用券的耐储存物品（如面粉、食糖、咖啡、手工艺品等），并且为进入市场交易的物品定价（已经成熟的社区市场可以自由交易、讨价还价）。参与者必须携带自己家庭的物品或手工生产的小商品，以初次售出所得的20个信用单位进行交易。交易结束后，参与者手中剩余的另类货币可以再到志愿者的“发钞银行”交换家庭必需品。如果每次交易之后都保证收回这种社区货币，则以贫民市场交易来维持生计的目的就能够实现，不可能形成外部市场中的囤积居奇和其他投机获利的条件。

　　艾露伊莎认为，自从2001年另类货币信用膨胀危机爆发之后，他们重建社区信用和另类货币体系的工作非常艰难，“因为贫困社区的人民不信任志愿者的工作了”。而坚持理念又往往难以被追求眼前利益的贫困社区市场的参与者们完全理解。更难堪的是，他们至今仍然不能建立某种防范机制，以约束各种不同的另类货币的发行单位，使各种各样的NGO中间以追求个人收益为实际目标的人有所收敛，不再以滥发另类货币为牟利手段——这是阿根廷另类货币体系一度坍塌的根本原因。

　　这次考察让笔者意识到，社区内部的成员交易市场应该自己选举市场委员会，以建立自律机制，减少监督成本。而且，另类货币也必须以防范风险为重，应以“一般不超越社区范围”作为基本原则。

　　近年来，世界银行在发展理论中一再强调“社会资源向社会资本转化”。而当前的关键，是学习如何使用非主流的组织和制度来解决贫困人口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