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感言]每逢大挑战,中国为何能力挽狂澜?
2019/8/15 13:45:00
 

【导读】作者认为,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无限责任政府的体制下,妥善解决沿海-内陆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富收入差别这三大再平衡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没能跨越这三道坎,但中国已经实现了前两个问题的再平衡,并在为实现第三个再平衡而努力,这正是中国的底气所在。

▍什么是中国的独特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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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文章]土地改革与新中国主权货币的建立
2019/8/15 13:45:00
 

  摘要:民国“黄金十年”经济高增长之际, 银元币制受西方国家纸币改革和美国白银法案的负面影响无法维持, 民国政府被迫进行外汇本位的纸币改革, 但也因此而必须依靠外部支持来维持币值稳定。民国后期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 直至谢幕。新中国被动继承这一币改成本, 初期通胀严重;但通过土改, 仅用1年多时间就依靠国内的力量彻底治理了通胀。其中的关键机制是, 土改形成对占人口88%的农民的动员能力使得新政权能够获得绝对充裕的物资, 为打击投机和实施货币折实制度提供了基本保障;货币折实、抑制投机使人民币回归了价值载体的最基本职能, 政权与城乡劳动者相结合的“实物本位”和“劳动吸纳货币”的币制特征, 体现了人民币内含劳动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之币”的政治经济学属性。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重大制度创新, 不仅显着区别于民国法币体系的外币本位和“投机吸纳货币”, 也与西方财富吸纳货币、资本剥夺劳动的币制具有本质区别。

  关键词:国初通胀;土地改革;货币吸纳;货币折实;“去依附”主权货币;

  一、引言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于民国晚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剧痛之中。这场通胀可溯至1929年那场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大萧条”期间, 美国为摆脱危机而调整了国内的贵金属政策, 但其巨大成本外部化转嫁导致了民国政府的贵金属本位无法维持, 纸币化改革后长期陷于高通胀, 再度依赖“顶层设计”而把外汇作为本币依据的“金圆券”深改, 却最终导致了民国金融、财政和经济体系的全面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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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生态文明转型与“去殖民”话语建构
2019/1/15 13:53:00
 

  第一,看清中国在金融全球化阶段面对的重大问题。

  国家的核心主权之一是货币,货币代表着国家政治赋权形成的长期信用。一国的政治稳定能力是决定其货币信用的稳定程度的基础因素,因此主权货币本身具有普惠性。

  然而,长期观察中国的人能够越来越清晰地察觉到金融资本的异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客观演进的过程。

  随着我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对外开放,在90年代日益加深,到21世纪初期确立加快全球化的政策导向,大量流入的外资在中国创造的出口换汇激增。无论是出口换得外汇,还是吸纳外资,所有进入中国的外币全部要转化成国内人民币造成的外生因素的增发。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人民银行在公开市场的操作通过外汇占款项目创造了大量的基础货币,成为新增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最近10年,对冲新增外汇储备而形成的基础货币占国内货币增量的三分之二,因而从量变到质变,改变了一国实际应该有的货币政策自主权——逐渐改变了原来以国家政治强权来向货币体系赋权的货币发行的制度依据。

  越是大量出口,外汇增加就越多,也因此通过对冲增发了更多的基础货币,通过商业银行体系的乘数效应,形成了世界罕见的广义货币相对规模,造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在继续加强对外开放出口的同时,要考虑超发货币的吸纳问题,只有交易量大而活跃的金融市场才能帮助消纳这些货币,新世纪以来主要是股市和楼市。目前,最大的吸纳超发货币的资产池是土地变现和房市虚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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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探路中国特色民企发展模式
2018/11/16 10:55:00
 
    张謇先生作为实业救国的著名民族企业家而闻名,他创办大生公司,不是为谋取个人经济收入最大化而经商,而是为着救国救民的社会目标而努力。
  “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名“大生”,张謇活用中国传统智慧,给大生公司赋予了社会建设的使命。他开创了具有“社会企业”特点的中国特色民营企业发展模式。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企业家。其独具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创新实践,具有意义深远的影响,在今天仍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启发性。
  在近代我国开启工业化进程以来,一批以“实业救国”为己任的有识之士在创业之初就具有鲜明的救国图强、造福社会的目标定位。其通过创办实业获得的大量利润不是简单用于资本再生产,而是用于社会建设,从而推动产业与地方的综合发展。
  他们主要依赖的是对中国乡土社会中本土资源和本地市场的优化配置,低成本构建了本地化的社区治理与社会服务体系,从而实现企业与本地社区的良性互动发展。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张謇先生及他创办的大生公司和江苏南通社会建设事业。
  而张謇并不是一个特例,近代以来,本地化社会企业家的探索从未间断。例如,在“江村”推动地方蚕丝工业的郑辟疆、费达生;无锡的荣氏商业家族;在重庆开办“民生公司”推动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的卢作孚、卢子英兄弟等,他们的商业实践,对后世而言都是极具启发性的经验。
  然而,回顾近现代历史,各个时代都有一些类型的社会企业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某些制度上的阻碍成为企业发展道路上的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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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土地制度与中国城镇化
2015/5/19 15:30:00
 

  当我们探讨土地问题的时候,不能简单地从经济视角,仅仅考虑土地作为一个生产要素的收益最大化。在中国每天自然村落减少约80个的激进的现代化大潮中,各位搞建筑的哪怕能保住一个村落也是为历史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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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现代化问题:奥巴马金正恩是难兄难弟
2012/8/16 9:30:00
 
    现代化模式就是对地球资源的极大消耗。按美国方式实现现代化需要5个地球,按英国的方式需要3.4个地球,按照阿根廷现在的现代化程度需要1.7个地球,按印度的现在的方式需要0.4个地球。如果中国和印度都想追求现代化,达到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这个世界需要再增加4-5个地球才够。这是一般的人类不可能在公平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一个说法。同理,大家应该注意,人类现在的主要问题不公平、全球贫富二八开,似乎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象,无论我们怎么强调现代化都是如此。当然联合国在“新千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几乎找不到(除了中国)哪个国家是在认真的贯彻联合国的MDDS“新千年”计划,而现在的结果是世界人口达到了70亿,右上角的图表达的是世界人口分布主要在亚洲、非洲,集中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如果到2020—2030年前后,若中国和印度按照西方的模式追求现代化,意味着这个世界除了20%的白种人享受现代化,另外40%的中国和印度的亚洲人也享受现代化,意味着世界改变了二八开,60%的人进入现代化。这是不太可能的。
  再进一步看,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处于高债国,这种现代化相当于赤字化、债务化,而且是一个不断加深的赤字化发展方式。因此无论怎么讨论现代化大家似乎都有一个算帐的问题,怎么计算现代化的成本,可以说是一个制度成本。经济学研究中的制度成本恐怕是一切比较薄弱的领域,往往做出的曲线:收益曲线是向上的曲线,成本曲线很低,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差距很大,而且是一个不真实的现象,因为收益和成本是对应的。如果说收益和成本不是对应的曲线,意味着研究还没有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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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贫困经济学——资本化与制度成本转嫁
2012/6/9 15:29:00
 

  当代人们讨论的贫困,是个相对于发展的概念。那么,什么是发展进程中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呢?在做了多种不同的国家比较和国内的区域比较之后,我的归纳叫做制度成本转嫁论,即“成本转嫁理论”。从理论资源来说,它是从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论”进一步演化而来。认为世界发展不平衡、贫困的原因,是制度成本转嫁形成的。当代加快全球化中的贫富分化本身并不可能靠任何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来化解,反而会随之加剧。对此,我有几个去意识形态化的经验性的归纳。
  资本要素绝对稀缺下的亲资本政策是不论何种体制下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趋势大多数后发国家因要进入所谓发展主义现代化,而首先遭遇到的最大困境是资本要素的绝对稀缺。西方经济学立论的前提是要素相对稀缺;这个前提下的要素配置方式在理论推导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发地配置要素达至最优。而发展中国家客观上最大的麻烦却在于,不具备这个西方经济学构建理论逻辑的前提,经济学和我们要研究的客观现象差距太大。发展中国家不存在要素相对稀缺,而是西方经济学不讨论的要素绝对稀缺。如果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困境是资本要素绝对稀缺,那会怎么样?它就会亲资本。
  我们做的国家比较研究结果发现,不论何种主义、体制、政府,不管谁当领袖,都有一个共性的特点,就是只要资本绝对稀缺,政府就会采行亲资本的政策体系,除非被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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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我国集体林权制度三次改革解读
2009/12/8 10:38:00
 

  林业是绿色银行,只要不出现巨大灾害,每年都会不断地自然增长,是全球资本过剩下最好的避险投资领域。因此,利用资本过剩和产业过剩,急于找到投资客体和避险机会的有利条件来推进现在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林权改革,仍以形成交易市场、引进外部资本作为改革内容,就有可能因这种宏观条件的改变而成为有效的制度安排。加之林业发展可吸纳大量劳动力,具有新时期各种矛盾加剧下维护稳定大局的正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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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中国经验”与“比较优势”(二)
2009/2/27 16:50:00
 

三、苏东解体的另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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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中国经验”与“比较优势”(一)
2009/2/27 16:49:00
 

  [内容提要]近现代主流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是一元论哲学,其对西方中心主义内在地发挥决定作用。中国由于地处“远东”,殖民化的成本太高,原住民人口过于庞大,不仅没有被殖民者及其后裔所替代,而且在近现代的国家政治建设中维护了自身传统,并形成了能够整合社会资源的有效机制,这样的机制使中国比那些西方殖民社会具备了更快、更易于进入工业化的条件,这也正是中国完成工业化并且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的“比较优势”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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