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遗产[1]

　　在经济史研究文献里，我们不难发现，当代基层税制的很多方面都可以从中国历史中找到痕迹。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税制的基本理据和收取方法在几个世纪、甚或是更长的年问变化甚微。值得举出这些与当今乡村税制有密切关联的历史形式，以体会今日乡村税制悠久的历史基础。

　　学者对唐代税制的研究证明，其前期的“租庸调制”和后期的“两税制”都存在着均定的色彩，以田均，户均，人均甚至乡均(收税单位)为基本根据的定税原则，有着很长的历史。从现在能够得到的历史资料中——包括很少有人分析的吐鲁番出土文物证据——可以发现，这种税制无论是田赋、丁税还是人头税，其通行的基本原则是数量定额均等和集团(单位)量算。前者指按照地亩田数承担税务的计算方法，后者指以里正(一乡五里)作为税收基本单位，并分配税量的计量单位。虽然后来加入了“户等调整”的措施：“凡天下户，量其资产为九等”(唐制)，对不同户主注有上户，中户，下中户等，试图对纳税户的(土地)资产作出评定，以资充当税款定量的标准，但这种措施处理的是农户“受田不均”的问题，并未对定税原则本身提出疑问。因为“户等”仍以受田的实际亩数，而非更为抽象的货币标准确定其资产多寡，它假定农户的财产多寡源于并仅仅源于其获得的土地，农民本身的劳动投入则不是财产收入的重要因素。而货币收入标准不仅能够区别土地占有量，还能够区别不同的管理、劳动、经营内容投入产生的不同收(效)益(后果)，因而反映出的资产营业能力和经营后果显然更为全面精确。
……

　　提要1

　　本文探索治理体系的成效与组织变化的关系。随着社会组织化结构的变迁，构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双重治理体系处于瓦解中。在这个体系里，承担基层治理责任的组织主要不是政府，而是遍布于社会的“政府代理”——企业事业单位。由此发展出政府的“间接治理”角色、以及对单位不对个人的工作方式。但是当大范围的社会流动发生后，个人和单位的组织关系发生变动，单位在基层担当连接、应责、代表、协调和庇护的职能收缩，社会微观领域的利益平衡机制式微，而新的替代性机制尚未建立。这可以解释部分地区社会治理失效的原因。

　　主题词：治理体系政府代理组织变迁

　　问题

　　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处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化中。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巨大成就，社会滞后的问题逐渐显现：表现在社会冲突日增，价值分歧凸显。基层干部普遍感到，工作压力“正在加大”，群众越来越“难以管理”，干部说话“没有威信”2。这些状况加剧了社会情绪的政治化：个人事件容易发展为群体事件，法律事件容易转化为针对公共组织的问责事件。在社会基层，曾经坚固而深入的社会治理体系为何陷入困境，成为治理研究需要解释的挑战性问题。

　　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存在分歧。一种观点断定，收入差距拉大及社会流动的固化，加剧了社会不满;3另一种观点确信，缺乏民主制度，4群众受到外来意识形态的争夺，5导致社会抵触现象蔓延;第三种观点提出，治理失效是国家整合能力下降的结果;6第四种观点认为，干部的经济行为——与群众争利、或者道德地位下降，使其治理权威受到损害。7

　　摘要：对案例研究究竟要做什么，中国学界尚缺少系统的标准。而案例(定性)和统计(定量)研究的所谓“对立”，一直在方法、立场和主题层面争辩，尚未在研究目标的专业标准意义上得到分析。案例分析的目标不是讲故事，而是产出知识，因此需要遵循认识活动共享的一般逻辑和原则;案例分析可以提供的知识类型不止一种，比如解释(原因)知识、理解(特征)知识或规范(原则)知识;案例作为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补性关系;案例的独特性有必要和一般性知识建立关联，从而使得具体案例可以和已有的知识发生对照;案例研究的优势之一，是系统展现因果机制和过程;零散多样的独立案例能够有意义，原因在于它们产出的知识，在相关知识体系中具有累进性位置。

　　关键词：案例分析 社会科学 知识累进

　　在社会研究领域，案例分析作为定性研究的常见形式，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运用。但是对案例研究究竟要做什么，中国学界尚缺少系统的标准。这导致案例研究的水准参差不齐，成果很难相互联系，并显示系统性的累进价值。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对案例研究的专业目标认识不明。

　　内容提要 本文聚焦政治社会学研究对四十年中国往会变革的回应：中国的社会变革之所以避免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主要不是依靠正式制度的变更，而是依靠名实分离的基层实践。一方面，中国特有的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有利于社会中不同的类别和身份群体形成广泛的互赖关系，借以互换或共享资源，宏观上降低了大范围冲突的聚集联合。另一方面，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非正式渠道，促进了商谈和私下利益联盟的产生，这成为变革所赖的社会支撑资源，也是执政之社会基础能够缓慢扩展的基本原因。作为社会变革的稳定器，这种基础性结构关系的作用，促进了非正式政治整合的发生。而转型理论将变革和体制设定为对立、且无法发生适应性改变的相互破坏关系，但中国的变革经验，对这一理论提供了补充性解释：解答了体制连续性与快速变革为何会同时共存的原因。这一补充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多重路径：它既可以沿着对抗——制度此消彼长的正面冲突力式，也可以是以迂回的、避免正面冲突的“名实分离”方式演进。

　　关键词 社会变革 转型理论 中国经验

　　过去几个世纪中，不少国家先后经历了社会变革。变革时期的一个常见现象，是社会冲突大幅度上升。研究者发现，在一些国家，社会冲突没有威胁到变革中新秩序的形成，而另一些国家，却长期处于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当中。怎样解释这种差别现象，一直吸引着研究者的兴趣。而中国历时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案例，使政治社会学有机会目睹并寻求解答。

　　作者：张静 董彦峰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项重要不同，是社会成员的同质性降低，这意味着社会类别(群间差异)的多样性增加。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准确辨别这些类别的表现形态，认识它们的特征，对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极为重要。因为，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依赖于国家体制整合多种社会类别的制度化能力。

　　认识这一问题需要合乎实际的标尺——即社会类别的划分框架。目前学界采用的主要划分形式，是“阶级”(如工人阶级、资产阶级)，或者更温和的细分形式“阶层”(如中产阶层、新社会阶层)，政界多用的是“党派”与“社会团体”。“阶级”框架关注团体力量的政治对抗现象，“阶层”则强调地位声望、生活方式、资源分配的社会等级现象，而“党派与社会团体”以党团作为派别之分，重视的是党内和党外的“团结”关系。这些分类框架对于认识中国状况，包括改革开放后的若干新变化，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对于理解一些关键问题，仍缺乏准确对焦的敏感性。

　　阶级和阶层区分社会差异的基础标准，是经济指标，假定的是经济地位决定利益和价值信念。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现实。中国社会利益的组织化结构有异，和我们的历史和制度有关。党内和党外分类，是1949年初期“政治协商”的传统延续。但“政治协商”的前提，是不同党派确实要代表不同派别。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组织同化，如今八个民主党派虽然分别具有职业特点，但是作为“派别”的差异已经大大降低。

　　内容提要 本文聚焦政治社会学研究对四十年中国往会变革的回应：中国的社会变革之所以避免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主要不是依靠正式制度的变更，而是依靠名实分离的基层实践。一方面，中国特有的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有利于社会中不同的类别和身份群体形成广泛的互赖关系，借以互换或共享资源，宏观上降低了大范围冲突的聚集联合。另一方面，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非正式渠道，促进了商谈和私下利益联盟的产生，这成为变革所赖的社会支撑资源，也是执政之社会基础能够缓慢扩展的基本原因。作为社会变革的稳定器，这种基础性结构关系的作用，促进了非正式政治整合的发生。而转型理论将变革和体制设定为对立、且无法发生适应性改变的相互破坏关系，但中国的变革经验，对这一理论提供了补充性解释：解答了体制连续性与快速变革为何会同时共存的原因。这一补充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多重路径：它既可以沿着对抗——制度此消彼长的正面冲突力式，也可以是以迂回的、避免正面冲突的“名实分离”方式演进。

　　关键词 社会变革 转型理论 中国经验

　　过去几个世纪中，不少国家先后经历了社会变革。变革时期的一个常见现象，是社会冲突大幅度上升。研究者发现，在一些国家，社会冲突没有威胁到变革中新秩序的形成，而另一些国家，却长期处于持续不断的社会动荡当中。怎样解释这种差别现象，一直吸引着研究者的兴趣。而中国历时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案例，使政治社会学有机会目睹并寻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