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之困

　　中国近几年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重工业领先增长特征，我国对石油、煤炭、电力、钢铁以及各种有色金属的需求突然增加了。

　　这是一个长期趋势。由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引发的中国工业结构朝向重工业阶段的变动，是中国经济进入到中、后期阶段的反映，这与工业化先行国家所走过的历史轨迹一致。以能源消费来说，日本是最节约的国家，同年的人均能耗为5.3吨标准煤，如果中国在2030年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届时总人口是15亿，按日本的标准，总能耗就得达到80亿吨标准煤，即未来25年中国总能耗还需要比目前的20亿吨再增加3倍。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需要的资源当然可以考虑国内外两个市场，近年来中国已经将世界每年新增石油产量的30%、新增铁矿石和氧化铝产量的70%、新增铜产量的90%进口到国内。

　　中国的石油可采储量只有150亿吨，而未来26年的消费量累计将达432亿吨。即使按照世界发达国家比较节约的标准来消费原油，中国完成工业化的进程也会使世界石油资源提前14年耗尽。

　　如果依靠中国与世界的石油资源不可能支撑中国完成工业化，中国就得依靠煤炭。按2030年后年均90亿吨的煤炭消费量计算，中国的煤炭储量也就够再支撑55年。煤炭作为能源方式的最大问题还不是资源问题，而是环境问题。如果在未来25年中国的煤炭消费再增加3倍多，对环境的破坏将是毁灭性的，中国将成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如此，搞工业化建设也没有任何意义。铁矿、铜矿、铝矿靠国内都不行，都需要进口，但国际资源需要全球分享，还面临运输与政治等因素的制约，也不可能满足中国需求。

　　国内资源不足，国际资源又靠不上，怎么解决这个矛盾？

　　地质部门的人士说，在中国找矿的潜力还很大。应当承认，加大对勘探工作的投入与力度，的确会增加，甚至可能会大幅度增加我国某些资源的保有总量，但不能用“走一步、看一步”的办法来设计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把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建在许多未知数上。

　　那么靠建设节约型社会，靠发展“循环经济”是否可以解决中国的资源矛盾？一般人均GDP3000美元以上时，居民对物质产品需求才到达了饱和点，主要原材料年生产量才会下降，而中国目前才刚刚超过1000美元，如果不考虑汇率变化，要再过20年人均GDP才能超3000美元，因此在未来20多年肯定还处在大量吸纳各种资源的阶段。

　　另外，即便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国内和国际资源仍无法负担中国达到完成工业化阶段所需要的资源量。上面计算的资源需要量，是根据发达国家普遍已经达到的消耗水平计算的，这其中已经隐含了转向集约型轨道的结果。

　　现代工业化社会，是发达工业国家依靠工业革命以来所发明创造的科学与技术构建的，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共7亿人口，已经占有并消费了目前地球年产出资源产品的80%，一旦中国也加入现代工业化国家行列，将会使世界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增加两倍，如果中国继续沿着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走下去，肯定越走越走不通。

　　所以，有人提出中国不能走传统的重化工业化道路，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发展服务业和依靠海外市场提高国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但是马上有人站出来反对这个观点，认为服务业的发展只能是在中国居民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基本满足了之后的事情，在现阶段还是要以发展物质生产为主，在世界资源总量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不论依靠国内还是海外市场供应资源都不够。

　　反对中国走重化工业道路的人是从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出发看问题，由于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即国土资源状况是不可改变的，所以重化工业的道路就走不下去，这个观点应该说是正确的。主张中国必须走重化工业道路的人是从中国工业化的终点看问题，因为追求美好物质生活享受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没有中国要完成工业化这个远景，党和政府领导中国人民建设国家也就没有了目标、动力与凝聚力，所以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

　　起点也正确，目标也正确，但两者却在相互否定。这种起点与目标间的相互矛盾与冲突，看起来似乎很怪诞，但却鲜明地描绘出了中国在朝向完成工业化目标这个历史进程中的矛盾与困境。如此，中国应该如何选择呢？

　　以新技术革命突围

　　如果起点不能变，目标也不能变，那么能够改变的只有过程。

　　现代工业社会是建立在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为主要能源，以钢铁和有色金属为原材料的基础上的，并在传统的工业化能源与原材料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现代的加工技术。中国的工业化如果重复那些工业化先行国家历史的轨迹，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资源与环境的困境。所以，中国必须以新能源和原材料为基础，发展新的加工技术，以彻底摆脱传统能源与原材料的束缚。所谓“中国必须建设新工业化社会”即是此意。

　　党和国家都提出，中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其中的“新”字，我理解是对比过去中国的工业化主要依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主要靠量的扩张实现经济增长而言，强调今后要更多地靠技术投入，减少资源消耗，实现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但就其所指的技术投入而言，还是现代工业化国家所普遍采用的技术，因此对中国来说是“新”，对发达国家来说却并不新。若中国要建设“新工业化社会”，由于所使用的能源、原材料和加工技术必须都与传统工业化技术不同，所以不仅对中国是新的，对世界也是新的。

　　新能源、新原材料应具备更清洁、更环保，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特点，而能源与原材料不同，加工技术也必然发生革命性变化，并出现许多与传统工业化社会不同的新产品，新消费方式与商品流通方式。整个社会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是一个全新的社会。

　　具体到未来中国的“新工业化社会”将采用什么样的新能源、新原材料，以及与此相应的加工技术，这是中国科学家与企业家的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发展这些新技术的历史重担只能由中国人来挑，而不能指望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虽然也在开发不少新技术，但一是因为他们的工业化任务已经完成，没有面临中国这么巨大的发展挑战，开发新技术的动力自然不足；二是发达国家正在把他们的传统制造业向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自身则走上了“虚拟资本主义”的道路，资本牟利的重心已经转向了金融市场，并以金融商品与发展中国家的物质产品相交换，满足自身的物质产品需求。资本对利润的追求曾经是推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科技的强大动力，而如今这个动力转向了非物质产品的资本市场，顶多还在推动衍生金属产品交易技术以及相关的电子盘交易技术的发展，在物质产品生产中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就大大衰减了。目前美国共同基金的平均持股天数只有8.3个月，所谓国际“热钱”的平均持股天数更短到只有两周，而开发一项基础技术则需要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没有长期资本投入，科学技术又怎么能发展？近年来美国的新增GDP中房地产价值已经占了一半，但即便是建设5A级的智能化写字楼，科技含量顶多也只有15%，而一般重工业项目的科技含量都要超过50%，所以美国的许多科学家都在哀叹，由于资本都涌入了金融市场，美国的科技创新正在日益衰落。

　　所以，中国要建设“新工业化社会”所需要的技术只能靠自己，因此党中央关于“十一五”的建议提出，要增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是十分及时的和特别重要的。但还是应进一步明确，所谓“自主创新”，并不是因为中国所要的技术发达国家不给，而是从未来长期看，发达国家也没有，也给不了。因此所谓发展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就不应只是单纯接续发达国家的技术路线，更不应仅仅瞄准进口替代，把关键技术做到国产化就满足，而是要走一条发达国家也没有走过的技术道路。

　　发展新能源与原材料技术，以及相关的加工技术要靠市场和企业，但是更要靠国家，因为从目前国内、国际资源情况看，支撑中国的工业化需求还可以持续比较长时间，传统能源与原材料在价格和供应方面还有很大的市场优势，企业当然不会立即放弃原有的生产能力与市场，因此在转变中国工业化技术路线，朝向“新工业化社会”前进方面，打头的只能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对基础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国家要在财力投入方面作好长期的和巨大的投入计划，并组织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的科技研发机构进行联合攻关，以期在未来十多年内取得重大突破。

　　由于开拓新技术路线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能需要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即便新技术开始投放市场，与传统工业技术也有一个逐步替代的过程，在这个时间段内，中国最需要处理好的事情，是传统工业化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以及在吸纳世界资源过程中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需求矛盾。但是只要中国从现在就起步开始进行从传统工业化社会向“新工业化社会”的转变，当世界资源无法继续支撑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时候，中国也将有能力依靠新工业化技术继续迈动工业化的步伐，就不会被走传统工业化道路所必然面临的资源约束所打断了。（2005-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