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已进入二审阶段。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了内部审议会议，预计后续在“两会”期间及以后会有更深入的讨论。在此背景下，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些深层战略问题，十分重要。这里我提几点自己的思考与建议，题目为《民营经济“六维度”探究可否再进一步？》，供讨论参考。

　　一、“战略立意”：可否再“高”一点？——不仅从中国国内“软肋”切入，而且从应对国际新变局高度思考与把握

　　研究民营经济发展，首先要立足于国内现实，特别是从“问题”出发。前一段，我们对国内存在的几个“软肋”，例如，预期不稳、 信心不足 、经济放缓、 失业较重 、部分资本外流等，作了论述，不再重复。

　　今天，我要补充的是，我们的“立意”，是否再“高”一点？——不仅从中国国内“软肋”切入，而且从应对“国际新变局”高度思考和把握。研究在当前国际形势动荡、特别是大国战略利益“移向亚太”的新局势下，我们怎么办？

　　应对1 ：“保”，即保障国家的平安发展。这是第一位的问题。正是基于“保平安”的底层逻辑，昨日高层开会讨论“平安中国”，值得重视。

　　在新的国际条件下，国家平安发展的基点在哪里？我认为，最根本的“伟力之基础在民众之中”。无论未来面临何种情况（包括机遇或风险），都应“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

　　基于此，我建议明确提出：“人，不分体制；企，不分公、私”，应从全民族凝聚应对挑战这一层面思考民营经济的发展战略，将其作为国家保平安的重要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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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国内外新形势下，如何认识并把握中国改革的“大势”？特别是，如何谋“要素三放论”（即，人本要素要“放手”、物本要素要“放活”、数据要素要“放量”）的“大局”，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拓展“产权市场之策”？这是经济界，特别是产权界人士关心的问题，本文就此作些探讨。

　　一、改革三势与产权市场

　　研究世界与中国“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笔者深切感到“三倒逼”：一是“技术倒逼制度”——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正在力逼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相关制度与之适应；二是“国际倒逼国内”——国外出现的重大风险挑战正在力逼国内决策应对；三是“开放发展倒逼改革”，特别是“制度型开放”和发展的“深层结构性变动”也在力逼改革。

　　在新阶段“三倒逼”的背景下，我们如何把握中国改革的演进大趋势呢？2024年9月19日，在莫干山会议期间，笔者在接受当地媒体《浙江日报》就此问题的访谈中，简单谈了“进” “全” “深”三个字。下面结合我国产权市场情况，进一步展开分析改革三大趋势。

　　【趋势一】“进”：向改革、发展和开放的“三高”体制迈进

　　“进”是方向问题。对于中国这样曾经一度僵化、低效和封闭的国家来说，构建“三高”，即“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及“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国家，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要“进”，不能“退”， 也不能“停”。

　　从改革开放四十六年的 “五个第一”，并结合产权市场实际，我们看“进”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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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不断涌现，为积累社会财富、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弘扬企业家精神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战略考虑。具体来说，新发展阶段我国在改革、发展、开放三大领域的历史使命，要求我们必须弘扬企业家精神。

　　一、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阶段

　　（一）改革的新特点：“进”“全”“深”

　　在改革进入新阶段、人民需求出现新变化、民族复兴制定新目标的背景下，中国改革的精髓和演进趋势可简要归纳为三个字——“进”“全”“深”。“进”即《决定》总标题第一个关键词“进一步”。“进”是方向问题，向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能停滞，必须持续推进。要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迈出坚实的步伐，不断推动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全”是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下的全方位改革。“全”是范围问题，指的是全方位，而不是单向度，不能仅局限于单一领域的改革，而是需要我们打开改革的格局与视野，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这样的“五环式”改革领域全面推进。“深”是从体制、结构到人本根基的纵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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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考虑，我认为基调可定位为“人文为魂、内化于经、文明交融”。架构大体可按五篇展开（总论篇、三个分论篇、结论篇）。这里，我围绕主题和立论，简明扼要地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1. 首先界定“人文”的内涵，并把“人文思想”作为人文经济学之“魂”贯通始终

　　人文经济学体系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样式？是人文与经济“两个板块”式？还是“相互关系”式？又或者需要再创一种新样式？我考虑在研究人文与经济“交融互动、融合发展”的基础上，以“人文思想”（或称“人文精神”）贯通经济全过程，走一条二者“内化一体”的研究思路。既然以“人文思想”贯通，首先要讲清“人文”的内涵的界定标准。

　　我所见的古今部分文献的界定标准可以说各有不同。例如《易经》讲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的“人文”，指的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礼仪及其规律”；《尚书》则把“人文”拆为“人”“文”，分别解释为“惟人万物之灵”“经天纬地曰文”。《辞海》则认为“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我认为，这一概括比较笼统，似乎未能抓住“人文思想”的核心要义。

　　“人文思想”的核心要义是“人的发展和人文关怀”，简言之应突出一个“人”字。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为我们树立了理论典范。这里，我提供他们在不同时期一以贯之的三段论断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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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对外开放具有四个方面的特性。第一是地域上的协调性，这既与对国内政治形势的把握有关，也有实施国际战略的考量。第二是开放对象上的全球性，即中国的开放范围是全方位的，也是有针对性的。第三是对改革进程的倒逼性，我们要学会利用对外开放的倒逼性推进自身改革的进程。第四是开放的递进性，一方面表现在由“五个流”的政策性开放向“制度型开放”递进，另一方面表现在制度型开放本身也有一个递进的过程。

　　在改革开放40周年时，笔者曾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发表了《中国改革40年若干规律性问题认识》一文。现在，笔者结合自己的学术探讨实践，再谈几点有关中国对外开放特性的体会。

　　一、国内开放地域的“协调性”

　　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各有特色，而且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一直致力于构建多民族命运共同体。在对外开放中，怎么协调地区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而且还要有政治方面对国家安全稳定的考量。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率先实行“沿海开放”战略，包括创办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这是正确的战略抉择，笔者也参与了其中的研究过程。1983年春，笔者到深圳调研期间，在对蛇口工业区的考察中发现：蛇口在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运行模式上，则采取类似于香港的市场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模式相结合的一个试验。随后，笔者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蛇口工业区开发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其启示》，被《经济日报》选为1984年“莫干山会议”重点刊发的论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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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营经济的发展有两个根本性的支撑：产权与法治，简称“两个根本支撑论”。

　　民营企业现在存在预期和信心问题，就是在中央相关文件中提到的“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如何解决预期和信心方面的矛盾?一直有两个突出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一个是产权未能得到有效保护。比如“张文中事件”和“顾雏军事件”两个典型案例。北京物美集团董事长张文中坐牢多年，后获平反，那张高法平反的照片现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这类现象也并没有完全杜绝，特别是有些民营企业“锅”被砸了之后，并没有补上。例如，顾雏军被砸的“锅”——格林柯尔的资产到今天没有解决。有关机构说，谁砸你的锅你找谁去。顾给几个省的书记写信申诉，产权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第二个是有关民营经济的法治尚不健全。民营企业家反映，他们头上悬着一把“剑”——“消灭私有制”，挥之不去，随时随地会落下来，心不踏实。如何妥善用法治的办法去掉这把“剑”?也值得研究。

　　产权问题，即我说的保“饭锅”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强调“吃民营经济的饭”?什么时候又“砸民营经济的锅”?首先看，什么时候强调“吃民营经济的饭”。第一个时期，建政初期：毛泽东、周恩来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提出“五种经济成分论”。其中，“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三种“主要形式”，都是民营经济。那些年，吃民营经济的饭，吃得很香。

　　第二个时期，1960年到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三自一包”，即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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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0月29日，在第88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会议上，中国经济学者、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常修泽教授应邀作了《专论要素型改革》的专题发言，本文为作者在第88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东北全面振兴”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

　　当今，世界格局特别是欧亚格局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在外部出现“新变局”和内部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双重新形势下，我们研究的思路也应拓展和更新。今年以来，我对东北和新疆先后作了几个月的调研。在调研中产生一个新的想法：研究东北全面振兴，既要钻进东北，又要跳出东北看东北。同样，研究新疆发展，也应既钻进新疆，又要跳出新疆看新疆。基于此，这里提出一个东北与西北（新疆）“双向联动”的构思。这是今年产生的一个新想法。下面对西东“双向联动”从四个方面作些分析。

　　一、从国际大趋势看：一些国家出现“向东看”迹象

　　2022年以来，欧亚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俄乌、俄欧、甚至俄美冲突持续。在欧亚局势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有三点动向：

　　其一，俄罗斯已经明显出现“向东看”趋势，在今年9月初的海参崴“东方论坛”上，普京总统已公开表明俄罗斯“向东看”。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其二，从最近撒马尔罕举行的上合组织会议动态看，中亚五个斯坦也出现“向东看”的趋势，希望加强与中国的联系。

　　其三，更重要的是西亚两个国家—土耳其和沙特，也开始“向东看”，尤其是沙特比较明显。二战之后沙特一直是美国的一个亲密伙伴，但现在围绕石油问题沙美之间产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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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涉及一系列问题。如，“六大”要素市场如何科学排序?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如何安排?资本市场要不要把“非标资本”涵盖进去?技术市场如何与知识产权合并进行?数据要素如何处理好“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如何弥补管理要素(企业家)市场的欠缺?各个市场应把握哪些要害问题?

　　一、劳动力市场

　　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理论顺序，现在普遍是把土地市场放在第一位，笔者更倾向于把劳动力市场放在第一位。这与笔者的“人本经济学”思想有关。虽然别的生产要素也从不同侧面涉及人的发展问题，但劳动力市场更直接、更密切。劳动力市场建设，在实践中可以把握以下三个着力点。

　　第一个着力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传统户籍制度束缚人的积极性、阻碍劳动力的流动，使城乡就业人员有身份的区隔。现在仍然存在这种“二元”结构。其实，这不只是“农民工”的称呼问题，更是制度问题。大约两亿九千万“农民工”进城以后，没有完全解决户口问题，直接影响其工作和生活，如买房、买车、孩子上学以及分享城市社保福利等。

　　怎么样让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下一步要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还公民以迁徙自由。

　　第二个着力点：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的社会性流动渠道，解决平等就业问题。现在就业存在一些歧视，比如身份歧视、性别歧视等，此外，到一些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就业还有某些壁垒。应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的渠道，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克服“就业歧视”和某些壁垒问题，做到公开招聘、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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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力市场

　　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理论顺序，现在普遍是把土地市场放在第一位，笔者更倾向于把劳动力市场放在第一位。这与笔者的“人本经济学”思想有关。虽然别的生产要素也从不同侧面涉及人的发展问题，但劳动力市场更直接、更密切。劳动力市场建设，在实践中可以把握以下三个着力点。

　　第一个着力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传统户籍制度束缚人的积极性、阻碍劳动力的流动，使城乡就业人员有身份的区隔。现在仍然存在这种“二元”结构。其实，这不只是“农民工”的称呼问题，更是制度问题。大约两亿九千万“农民工”进城以后，没有完全解决户口问题，直接影响其工作和生活，如买房、买车、孩子上学以及分享城市社保福利等。

　　怎么样让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下一步要大力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还公民以迁徙自由。

　　第二个着力点: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的社会性流动渠道，解决平等就业问题。现在就业存在一些歧视，比如身份歧视、性别歧视等，此外，到一些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就业还有某些壁垒。应畅通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的渠道，建立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克服“就业歧视”和某些壁垒问题，做到公开招聘、公平竞争。惟其如此，才能够使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

　　第三个着力点:完善劳动技能评价制度。劳动技能，它的价值怎么评价?应该发扬 1984年“莫干山会议”选拔参会代表秉持的精神:“以文选人”，“英雄不问来路”。今天要真正把劳动力市场搞活，就要打破条条框框。如果清规戒律太多，有很多有为的青年被这样那样的条条框框给束缚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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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历程，是比较长也比较复杂的。“简要概括”的话，“四节点，两层门”。“四节点”指四个重要历史节点：第一个历史节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开启了艰难的所有制改革之路。第二个历史节点：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及随后举行的十四大。从整个社会层面看，与国有企业进入“制度创新型”改革相向而行，非公有制经济也以旺盛的生命力蓬勃发展起来。第三个历史节点：1997年十五大。十五大报告关于所有制改革方面的概括是对此前中国20年所制改革经验的总结。十五大特别作出新判断，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非公有制经济已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体制外”正式被纳入了“体制内”。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大突破。第四个历史节点，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全会决定特别提出“两个都是”，即“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明确“共同基础论”。在这四个历史节点期间，中国开了“两层门”。第一层“门”，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率先在国内开了“商品经济”之门。第二层“门”，2001年中国加入WTO, 向世界打开了“参与经济全球化”之门。

　　2010年，我在分析“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是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基础上，提出“共同基础论”。2013年进一步指出“民营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需要有重大突破”：突破点第一就是“共同经济基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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