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为什么从“蜜月期”转向对抗

　　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美关系非常亲密。2003年11月，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官方举办的中美双边研讨会上曾说，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可是，为什么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美关系变得如此紧张和对抗呢？这是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造成的。

　　在实体产业层面，早在2005年我们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到2015年，我们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工业生产总量占世界约1/3。我国的工业增加值，即工业GDP，是美国的两倍，也是美国之外其他8个工业化国家的总和。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国的高盛集团经济学家提出，不需要再搞G20，中美共治这个世界就行了，甚至提出“中美国”的构想。原因是，作为最大生产过剩国，我们向美国这个生产不足消费过度的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制成品，得到的外汇再回到美国的国债市场上去投资买美债，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战略关系最好时期。

　　那时候我们还在资本相对短缺的情况下，资本主要来自于对美国贸易盈余获得美国输出的美元。这意味着在金融资本阶段，美国虚拟经济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下家——中国。美国不断地增发货币，而中国则替它接收这些货币，并不断向美国提供廉价商品，帮助其维持低通胀。按理说，大规模增发货币应该导致高通胀，但由于中国向美国提供廉价商品，美国增发货币流出本土，其通胀率得以保持在低水平。

　　实际上，我们就像被剥了两层皮的牛，既向美国提供大量廉价商品，又将美元作为金融资产回流到美国的国债市场，帮助美国一方面大规模增发货币，另一方面大规模增发国债。这种所谓的最佳战略关系对我们来说是吃亏的，但对美国来说却是双重受益。

　　问题在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当我们大量获得贸易盈余时，美国大量向中国转移的是实体产业，这导致美国国内大量失业。为什么转移到中国？原因很简单，并不是因为中国转向资本主义运作机制，而是因为中国有最好的基础设施建设。自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开始大规模增发国债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连续多个国家战略都体现在铁公基的建设上，因此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交通运输体系和电力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实体产业最好的转移目的地是中国。尽管印度人口多，劳动力也多，但它没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中国的基础设施条件最好，劳动力价格低且素质高，所以大量美国跨国公司转移到中国，主要布局在沿海地区。这导致沿海和发达地区官民人等很多与海外资本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关系。

　　矛盾出现在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对于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来说，面临的挑战是：老娘和老婆先救谁？美国当时因为实体产业转移出去，实际上是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体系。奥巴马的任务是拯救金融资本集团。那么，金融资本集团需要什么呢？大规模增发货币填补短期流动性不足。因此，奥巴马实施了量化宽松：4万亿美元增发计划。

　　这4万亿增发后，大型金融资本集团获得了资金，其中60%以上流出美国，进入了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导致石油价格从原来的30多美元一桶炒高到148美元一桶，粮食价格翻了2-3倍，铁矿石价格翻了4倍，导致我们和大多数实体经济国家面临严重的输入型通货膨胀。

　　从2009年开始，我们国内出现了严重的通胀挑战。这种通胀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而是因为进口能源和原材料。作为一个大进大出的国家，我们要维持实体生产就必须进口。因此，只能被迫承受美国制造的通胀。国内实体经济开始不景气。而舆论无法看清问题的根源，开始指责民营经济待遇低等问题，这些是被西方意识形态“带节奏”的炒作，无法解释实际问题。其实，实体跑不赢通胀，是因为通胀是外部因素造成的，国内的宏观调控没起作用，遭到很多批评。

　　当美国把通胀炒起来后，美西方担心结束“量化宽松”之际，通胀会突然转为通缩，于是在2013年10月重组了西方9个主要金融经济体的金融资本新联盟——建立了一个该联盟成员的流动性能够以平价资金补充任一成员之短缺的体系，我称之为金融资本阶段的新核心已经形成；2023年该体系全面扩容，相当于构建了“半核心”。值得关注的是，在这10年调整期间美西方未再爆发金融海啸。

　　这时，美国结束量化宽松，世界进入通缩阶段，我们则面临输入型通缩。从2008年输入型通胀到2014年输入型通缩，几年内像过山车一样，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这时候我国怎么办呢？当然是尽可能地去投资能源、农业生产基地和矿产。而这样做动了跨国公司的奶酪。因为他们建立三百多个军事基地，控制着那些能源和原材料的生产基地。世界上爆发局部战争和冲突的地方，基本都是能源的主要生产地或物流的主要通道。我们不可能派军队去争夺，于是既得吃进通胀，又得吃进通缩。作为一个实体经济，世界最大的工业体系，直接受到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影响。

　　因此，我国着手进行一系列调整。首要举措是深化与东盟及东北亚的合作。提出采用本币结算来减少对外币体系的依赖。比如东盟10+1框架结合清迈协定的本币结算机制来实现。这一变革不仅限于对外贸易关系，更扩展至对外的金融领域。随后，韩国和日本的加入推动了合作进一步升级至10+3模式，使得整个东盟与东北亚区域向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方向迈进。

　　在区域整合的背景下，亚元的诞生似乎已指日可待，这对全球金融资本格局而言，将构成一次根本性的挑战。这就触动了美元体系的利益。试想，如果你是美国的决策者，面对这样的局势，不将中国视为需要应对的破坏者，又能是谁呢？这也印证了我之前的观点：没有所谓的最坏，只有更坏。

　　再进一步，我们既然已经出现了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那怎么办？向外输出生产能力。“一带一路”当然就是生产能力“走出去”。这是符合人家核心国家的规矩吗？如果你是美国人，你会赖中国。如果你是中国人，你能跟着他们赖中国吗？但麻烦在于国内有一大批人跟着美国赖我们：“都怪你们想当世界老大，你们又要闭关锁国……”都是这套东西。

　　实际上，没有谁想当老大。毛主席那个时代提倡“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并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今天依然有意义。邓小平也讲过要“韬光养晦”，中国长期就不出头，不当老大？那些说中国想当老大的人，真是傻到家了。中美根本矛盾不在这里，而是在深层的利益结构关系上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对抗性矛盾。

　　因此，中国在这个阶段被美西方视为国际规则的破坏者，成为美国战略竞争的主要对手。无论怎么服软，怎么妥协，都不能改变这种根本性的利益对抗关系。你能不继续走自己的路吗？要想走自己的路，你的路从人家地盘上过，人家怎么可能愿意让你走得下去？

　　总之，今天这个局面不是谁主观上怎么着，而是客观世界经济格局中发生了根本性的利益对抗。

　　形势很严峻，许多人却看不到真正的问题

　　再度执政的特朗普其实是一个非常直白的政治素人，是商人出身的政治家，他在上一个任期的讲话就警醒了很多人。比如特朗普提出欧盟必须解散，欧元必须取消，为啥呢？因为欧元在俄乌冲突之前和美元对抗之中已经占结算货币的37%，与美元十分接近。当我们要整合成亚洲经济一体化时，若是准备出台一个亚元，不也是直接挑战美元的利益吗？但这是应对美元滥发促使世界格局演变的客观过程。

　　随着美国经济的虚拟化程度日益提高，美国的金融资本代表——美元的币值是不断下降的。在世界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的占比也势必下降。西方纷纷转向去实体化，更多进入金融资本领域，导致它们的货币在世界各国官方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不断下降。这客观上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美西方的债务不断增加。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债务，已经突破了35万亿美元。

　　如果美债的利息不断提高，所需支付利息的成本将占到美国财政的近10%，而用于战争的军费开支约占9%。这两项大开支加在一起接近20%，那么美国一年的财政能有多少盈余呢？几乎没有，赤字连续多年有增无减。只能靠继续发债，因此它的债务扩张速度越来越快。我有一句话“金融危机可免，债务危机难逃”——尽管美国可以建立新的金融资本联盟，形成金融资本阶段的新核心，遏阻流动性短缺引发的金融危机，但最难解决的还是债务问题。一次大战以来的教训表明：越是接近债务危机爆发的临界点，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

　　最近20年中国实际上处在一个金融资本快速扩张的特殊阶段。在2012年之前，我们一直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任何一美元的贸易盈余进入中国，都必须由人民银行对冲增发人民币来收购。例如，1美元进来，现在汇率是7，人民银行就增发7元人民币。21世纪第一个十年大量出现贸易盈余时，就出现了人民币快速增发的特殊现象。

　　我们的贸易量和贸易盈余世界最大，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贸易盈余都转化成人民币。这形成了一个锚定外储的庞大的金融资产。而在形成庞大金融资产的过程中，突然遭遇到2008年金融危机。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美都有“量化宽松”：我们提出了4万亿人民币的增发计划，而美国则增发了4万亿美元。双方都在扩张货币，这是事实。美国扩张的货币进入全球市场，推高了石油价格等，导致全球范围内的通胀。然而，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占比只有3%左右，并未被全世界广泛采纳。因此，我们大规模增发的货币只能在国内使用。于是，先是股市暴涨，接着是房市暴涨，这两大投机性极强的市场吸纳了巨大的货币增量，这就是中国出现泡沫经济问题的一个根源。

　　但是，很少有人把这个根源讲清楚。2016年以来常听到“房住不炒”的口号，但这并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在于大规模增发出来的货币流动性没有去处。现在各大银行都面临资产荒，资金滞存在银行却找不到投放的方向和可投的资产。

　　中国现在的情况首先是生产过剩。我们的工业生产能力是全世界最大的，但生产出的这些工业品无处可去。第二个重大问题是金融过剩。制造出巨额的货币流动性后往哪儿去呢？不像美元可以流向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而是流向了国内房地产，面对地产资本金融化带来的先投机炒作，后“死给你看”；透支了储蓄的老百姓一筹莫展，因为他们已经把六个钱包都用尽了。现在要刺激消费，拿什么来消费呢？居民都已经透支了。

　　因此，用一般教科书中的政策调控工具箱已经失灵了。国内的很多问题使人们想进一步扩张股市，但越是扩张股市，就越可能走向美国在金融资本阶段的发展趋势。那怎么办呢？你又不能强行压制。这点国家领导人看得很清楚，并提出不能听任资本的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甚至提出，新质生产力需要耐心资本。但，最近20年已经制造出这么庞大的金融流动性，我们的财经高官们和金融资本的拥有者们哪个能耐心呢？

　　这就变成了一个利益结构内在的张力，宏观调控面对这个庞大的信用力量，如何到位呢？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大量的权钱交易，所以现在腐败问题、贪污问题越来越严重，揪出一个就涉及数亿，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反映了中国现在出现的阶段性变化。需要根据这些阶段性的变化，拿出一些治本之策，这才是中国深化改革的题中之意。不能简单化照搬以前的老改革政策，说谁不按照那套就是反改革。凡是这套教条化政策规定的，就不能有任何突破，这是典型的保守！怎么是改革呢？

　　我们还是要看到真问题。真问题在于实际上我们存在严重的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也就是类似于已经恶化中的全球过剩。所以我才说，今天全球化解体的主要矛盾是全球过剩。

　　中国目前遭遇的一系列经济调控困难的主要矛盾是过剩。文件上见不到，似乎这个过剩只在人家那儿发生过，在我们这儿似乎不存在，但因为过剩，企业不景气，不能扩大就业。于是，社会就业困难，年轻人面临各种问题，大家被某种舆论导向带着骂自己、骂体制、骂领导。很少有人把宏观经济形势走到这一步，应该用哪些工具来化解，作为根本问题来讨论。尽管中央在二十大前后提出了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但具体怎么调需要进一步说清楚。

　　历史现象值得注意。我们目前面对的危机，20世纪80年代曾经在美国和日本之间发生过。

　　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底特律工人打砸日本汽车的现象。那时日本大量向美国出口，日本成了美国的主要敌人。

　　1987年我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进修。学校在底特律附近，那里是美国的汽车工业基地，因为日本汽车一度占了美国市场的50%，导致底特律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于是当地人见到黄种人就当成日本人打。当时中国学生会就叮嘱我们：“底特律是危险之地。”

　　那时候美国恨的是日本人，现在恨的是中国人。这不完全是意识形态问题，也不归因于是否市场经济，而是谁在这个产业上对美国构成竞争压力的问题。

　　美国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是软实力，而我们在软实力竞争上屡战屡败。我国九十年代以后的教材基本都是参照美国的理论体系弄出来的，所以它能够有效地把你们出现的问题说成是“你们的问题”。

　　例如发生通货膨胀的本源在于美国大规模的货币扩张，但他们绝对不会承认。再比如2008年美国大规模增发货币之后，全球出现了38个饥饿国家，美国也不会承认自己大规模增发货币导致粮食价格翻倍，反而借这个机会兴风作浪。比如埃及因饥荒发生解放广场运动，那些所谓的国际组织就在广场发饼，来广场蹲一天就给几块饼，大规模参与的运动就这样起来了，导致埃及发生政权更迭等一系列事件。

　　如何有效面对全球化解体的挑战

　　现在要做的其实就是如何把我们的发展经验转化为可支撑软实力竞争的中国话语，在世界形成对我们的认知。其中，乡村振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转型，因为我们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和平发展新格局。

　　过去我们是大进大出，两头在外，深度融入全球化，为全球生产商品，就得吃进全球的原材料。现在我们开始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是现在城市已经是红海，找不到投资空间，哪里有需求？乡村。

　　但金融机构能下乡吗？

　　我们的金融体系乃至于防范风险的一系列制度，是根据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收益与风险的客观演变所形成的。现在要求金融机构下乡，金融机构怎么面对农村的需求？农民说：“我要养五头牛，你给我贷款，我需要5万块钱贷款。”那你怎么查实他养了还是没养？他说我要种一片果树，我要养一池鱼，这池鱼可能有1万尾，怎么数？目前没有真正适配农村市场需求的金融体制，很多投入下不了乡的原因是“制度错配”。

　　产业资本下乡支农面对的是高度分散的兼业小农，如何应对？原有的工业化体系所形成的这套标准化制度并不适合乡村振兴。那么，如何进行改革？如果继续坚持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政策，能解决问题吗？因此，现在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动社会力量广泛动员起来参与乡村振兴。通过这些变化，把中国的发展经验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方向。

　　深入探究林业领域问题日益严峻的原因，我们发现，过去造林时缺乏生态意识，导致松树成为主力树种，占比高达林业总面积的70%左右。加之近年来生态管控不力，进口木材中的松毛线虫成为外来物种入侵，由于缺乏天敌，迅速扩散，对森林造成巨大破坏。一旦感染，整片林子毁于一旦，且这些木材无法使用，只能焚烧处理。尽管我们在荒山绿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率大幅提升，但树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依然突出。

　　我们现在面临的贫富分化问题也很严重，极少数的0.3%人口占据了大量财产，而92.7%的人口占有的财产比重很低。这个局面如何改观？不是靠剥夺富人的财产，而是将农村中本来存在的巨额资源性资产转化为可交易的资产。让农民分享产业县域化的收益。

　　这方面案例很多。例如，东北有些地方正推进全域生态化转型。以往大棚种植人参的方式已被野化栽培取代，老山参需15年野化方能成药，这应该被视为长期投资。海南种植黄花梨亦如此，一亩地未来产值可达两亿，一万亩则是两万亿，但需50年，这需要资本市场来体现对预期增值收益的投资和交易。我们在福建闽侯的归农书院，有一栋200年老宅被改造后备受瞩目。过去，这些富含康养内涵的建筑文化遗产常被地产商轻易拆毁，如今被重新评估就可形成很高的预期增加值。

　　去年，中央明确要求各地建立农村集体产权交易所，以市场交易完成对资源性资产的定价。四川德阳农村集体产权交易所的成功案例显示，将川西平原的林盘院子（集树林、水流、菜园、家禽与农房于一体的生态体系）作为资产包上市，实现定价后，即可交易、变现、抵押及贷款。然而，这一工作推进缓慢，因基层干部仍热衷于短期收益的土地开发，未意识到土地市场变化及农村资源性资产的巨大潜力。转变观念，将农村资源价值转化为应对经济过剩的基础，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在四川省德阳市的产权交易所建立了工作室，长期跟踪这些变化。

　　最近我们的一个团队去调查农村中的资产重置。有一个村，官方定的资产额是1000多万，经过调查发现实际有两个多亿的经营资产。如果这个县把大部分村都完成这样的调查，县域经济的资产到底是多少？它能对应吸纳的资金流动性是多少？

　　在福建省福安市，一位建设厅的王老厅长把全村的资源性资产作股，重新建立了全体村民成为股东的村集体经济。上级下达到本村的项目，由村集体承接，然后组织全体村民，大家投工投劳，形成的收益是大家的。它就能把村变成一个经济单位，一个工商注册的微观主体，这个微观主体应该叫做社会企业，对接上级乡村振兴的各项投资，叫做耐心资本。这样不就改正了领导人所批评的资本的野蛮生长、无序扩张吗？乡村振兴不就承载了城市已经过剩的资本了吗？它就变成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新压舱石。这要靠谁？靠大量地发动市民参与。

　　当年，福建永泰县的陈书记问我：“永泰剩下不到3000亩地，乡村振兴怎么搞？”我给出的主意是动员“十万榕人下樟溪”：永泰山清水秀，大量的古民居，太多的闲置财富等待开发。只要把福州的市民发动起来到永泰去，形成城乡融合的县域经济新局面，永泰何愁不发展？

　　最近我们在福建屏南县做的城乡融合项目，在深山四坪村里建立乡村振兴研究院。三年前，这个村只剩18户年老的村民。乡政府不拆除古民宅，而是修缮它们，吸引市民下乡。现在那里已经有30多户市民下乡，与农民联合创业。市民下乡带来了耐心资本和绿色资本，吸引回了200多名外出打工的村民。

　　我们还在那个村里开展了市民参与式的粮食安全行动。我带头认领了一亩水稻田。这个“认领一亩田”项目被提交给当年的屏南县委书记，后来又提交给省里领导。现在福建全省动员科级以上干部尽可能地为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可见，要把庞大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就要有一系列的深化改革才能够把“两山”思想演变成今天乡村振兴的耐心资本发展的空间，我们才有面对全球化解体挑战的有效应对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