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黄金十年”经济高增长之际, 银元币制受西方国家纸币改革和美国白银法案的负面影响无法维持, 民国政府被迫进行外汇本位的纸币改革, 但也因此而必须依靠外部支持来维持币值稳定。民国后期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 直至谢幕。新中国被动继承这一币改成本, 初期通胀严重;但通过土改, 仅用1年多时间就依靠国内的力量彻底治理了通胀。其中的关键机制是, 土改形成对占人口88%的农民的动员能力使得新政权能够获得绝对充裕的物资, 为打击投机和实施货币折实制度提供了基本保障;货币折实、抑制投机使人民币回归了价值载体的最基本职能, 政权与城乡劳动者相结合的“实物本位”和“劳动吸纳货币”的币制特征, 体现了人民币内含劳动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之币”的政治经济学属性。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重大制度创新, 不仅显着区别于民国法币体系的外币本位和“投机吸纳货币”, 也与西方财富吸纳货币、资本剥夺劳动的币制具有本质区别。
关键词：国初通胀;土地改革;货币吸纳;货币折实;“去依附”主权货币;
一、引言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于民国晚期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剧痛之中。这场通胀可溯至1929年那场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大萧条”期间, 美国为摆脱危机而调整了国内的贵金属政策, 但其巨大成本外部化转嫁导致了民国政府的贵金属本位无法维持, 纸币化改革后长期陷于高通胀, 再度依赖“顶层设计”而把外汇作为本币依据的“金圆券”深改, 却最终导致了民国金融、财政和经济体系的全面溃败。
1949年以后, 在遭遇西方封锁致经济基本面形势更加恶化的局面下, 按照现代金融学的常识, 新政权仍不具备走出这场通胀危机的可能。事实上, 通胀形势确实一度恶化。
但令人关注的是, 这场严重的恶性通胀却在不到一年内被彻底平复;1更令人不解的是, 治理通胀中不仅财政赤字压力未减, 而且弥补赤字还得大量增发货币……历览古今中外, 在财政赤字压力下增发货币而仍能控制币值稳定的例子少之又少。2而由财政危机引爆金融危机, 连带发生外贸巨额赤字或者外汇危机, 进而引发革命等事例, 则比比皆是!很少有执政者能在多重危机的连环爆发中全身而退!
学术界已有研究着重介绍了国初四次通胀的背景、过程和治理措施, 分别指出了政治稳定、折实制度、经济调控、土地改革等的重要作用, 345但大多侧重单一主题历史资料的收益与汇总, 缺乏基于整全科学 (holistic science) 思想的兼具财政学、金融学和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本文试图填补这一学术空白。
本文特别强调这一历史过程所发生的世界背景。根据世界系统论6可知, 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当中, 中国作为一个非核心国家, 在经济危机时期几乎注定要受到其他国家的成本转嫁。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尽管中国国内正值政治整合深化和民族资本主义高增长时期, 但西方正处于1929-1933年大危机的深渊, 其摆脱危机的过程充满了对外成本转嫁的阴谋与阳谋, 而对于被转嫁成本的国家来说, 一次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正如后人所见, 西方的这次成本转嫁, 中国人用了二十年时间以及一个朝代的更迭, 才彻底摆脱。新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去依附”的典范, 也是发展经济学核心逻辑“储蓄 (S) =投资 (I) ”得以成立的孤证。我们曾经借助萨米尔钒⒚鞯?“依附理论” (dependence theory) 对新中国工业化初期彻底“去依附”条件下的危机应对做出过解释。7本文重点构建土地改革与主权货币体系之间的逻辑相关性。
深入研究民末国初通货膨胀从发生到化解的整全历史过程, 总结其中的机制性规律, 对于当前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制定货币政策, 从而有效应对外部成本转嫁和输入型危机, 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第二部分分析1929年“大萧条”向中国的传导路径、国内币制改革的背景、过程以及30-50年代金融危机的深化机制;第三部分分析新中国政权如何在上海打击金融投机, 并在全国城市通过储蓄、公债、工资“三折实”对人民币进行“做实”;第四部分分析新政权如何通过财政“做多”和土地改革两手作用, 彻底平抑物价, 确立了解殖、独立、自主的主权货币;第五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白银危机、法币危机与人民币危机:2 0 世纪30-50年代恶性通胀的产生与延续
本部分首先分析导致民国发生恶性通胀的主要外部原因及其引发的“白银危机”, 其次分析民国政府推行外币本位的法币改革如何导致法币危机, 然后分析法币危机向人民币危机的延续与深化。
(一) 白银危机打断民国“黄金增长”8
1929年西方大危机爆发。由于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国家基本上实行金本位, 危机之下金贵物贱, 这些国家的商品价格水平包括白银价格在1929年后急剧下降;又由于银价下降幅度大于商品价格下降幅度 (例如1929-1931年, 按黄金价值计算的国际市场上银价下降了40%, 而同期美国的批发价格指数只下降了26%) , 因此, 大危机发生的前两年, 中国不仅能靠不同币制规避西方经济危机向中国的传导, 还通过白银入超扩张了货币供给, 这才能持续私人资本为主的经济“黄金增长”。
但以上仅是昙花一现。1931年, 深陷危机中的英国、日本、印度为提振经济, 相继放弃金本位, 主动进行本币贬值, 仍然维持白银币制的中国随即货币升值, 国际收支急剧恶化, 国内白银本来就极度稀缺, 1932年又被迫输出白银735万两以对冲贸易赤字。1933年美国放弃金本位使中国雪上加霜, 中国货币兑美元从上一年的19美分上升到33美分, 出口进一步下降, 1933年出口仅及1930年的58%, 贸易赤字只能继续靠净出口金银等贵重金属来弥补。1932年以后, 随着通货减少, 中国输入型萧条开始初现端倪。
但这还只是序曲。使中国承受更大成本转嫁的是美国1934年开始实施以提高白银收购价格并提高白银储备为主要内容的《白银收购法案》 (简称“白银法案”) , 致使国际白银价格节节攀升, 到1935年春天, 国际银价已超过中国国内银价50%。由于出口白银每千元即可获利300-400元, 民国政府紧急征收的白银出口税和平衡税根本无法遏制白银外流, 自1934年4月至1935年11月, 中国的白银储备从约6.02亿元骤降至2.88亿元。9可见, 白银法案因政府直接出手操控贵金属市价和收储而极大破坏了中国的币制体系。
由于中国通货被当作商品大量出口, 结果当然是银贵物贱, 通缩严重!由于出口白银的毛利在30%-40%, 超过绝大多数实业经营的利润水平, 城乡资金价格飞速上涨, 1934年7月的市场利率为5%, 到9月的时候就上升到了12%。大量的工商企业倒闭, 仅1935年, 上海倒闭了1 065家工商企业, 全国银行倒闭或者停业20家, 当时中国最大的产业纺纱业开工量减少60%。危机传导到农村, 农产品价格1934年下降了6.9%, 1935年再下降3.7%。由于物价下降以及工业对农业原材料需求的减少, 加上当年发生灾荒, 1934年农业产出比1931年下降了46%。10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势所必然地发生并形成恶性循环, 如图1所示。
图1 美国白银法案对民国经济危机的传导机制
注:中国在1932年开始发生白银大量外流后, 刚发展起来的实体产业迅速萧条, 而城市则发生私人资本析出实体产业进入投机部门, 导致投机泡沫泛起的情况。这样, 在国民经济数据上仍然表现为经济高增长。于是, 1927-1937年又被笼统地概括为民国“黄金经建十年”。
关于白银法案出台的原因, 大多数人认为此举是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为了获得西部产银州在国会和总统选举中的选票而为;也有分析认为, 美国当时需要走出大萧条, 收购白银并推高国际市场银价, 就控制了银本位大国如中国和墨西哥的经济命脉, 把这些国家的货币信用由白银转向美元;当中国的货币信用从白银变成美元之后, 要进口就只能买美国货, 相当于保护美国的工业复苏, 不仅可以挤占1934年以前靠以物易物贸易打入中国工业品市场的德国货份额, 也能借此增强纸币美元的竞争力。从这个角度看, 白银法案可以说是美国依靠向中国转嫁代价完成币制改革的后续, 民国经济骤然萧条则是美国转嫁代价的直接结果。
(二) 法币危机导致民国政权覆亡
白银危机发生后, 加收白银出口税、严厉打击白银走私等试图遏止白银外流的措施均告无效, 直至1935年11月国民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银本位, 实行外汇本位的法币制度, 国内的货币体系紊乱才告一段落。11虽然在当时及现在很多人看来, 这一币制改革是中国跃过金本位币制、一步进入纸币时代从而跟上“货币现代化主流趋势”的发端, 但从历史经验看, 由于此举建立的是一种依附型的货币体制, 是以英磅、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的“外围”货币, 因此币值稳定性决定于中心货币的支持程度。当二战后随着地缘关系改变, 来自中心货币的支持趋弱, 法币就被推向了恶性通货膨胀的不归路, 并一直延续到新中国。
虽然, 历史地看, 中国当时在列强环伺之下, 国家主权尚且属于“半殖民地”性质, 那么, 在关乎国家主权的重要核心--货币领域, 也就很难建立完整的“货币主权”, 因此依附性的外汇本位币制似乎就成了纸币化改革一个摆脱不开的命题。与白银本身具有贵金属的商业信用, 从而白银币制具有政权和商业双重信用不同, 纸币天然信用残缺, 国家间的地缘关系就成为决定币缘选择的重要因素。当时, 美、英、日都希望本国货币能够成为民国政府的本位币。民国政府在法币改革中最终选择了绑定美元, 12客观上有“没收”日本将《马关条约》所得甲午战争赔款用在中国之投资 (总计4.77亿两白银) 的制度收益, 也有促使日本加快侵略占领中国的副作用:日本在中国推出法币制的同年进占华北, 并于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诚然, 这对民国政府刚建立的币制体系具有釜底抽薪的破坏作用, 它导致抗战中民国政府对内财政开支和对外军火采购开支急剧增加, 维持法币稳定所需的外汇储备严重不足, 此外法币还受到日占区“伪币”的冲击。
在战争环境下币缘与地缘的相关性体现得格外明显。1935-1945年, 在英、美和后来苏联的支持下, 法币体系勉强维持稳定, 温和通胀;1945-1948年, 外部援助骤减, 国民党内部矛盾爆发, 同时国内战争导致财政赤字巨大的压力仍然客观存在, 法币币值狂泄且愈演愈烈。1948年8月, 在美国支持下, 民国政府启动金圆券改革, 同时对市场物资限价限购, 但11月即宣告失败, 物价愈发不可控。从货币发行量来看, 流通纸币阶段性攀升的特点明显:从1937年1月的13亿元扩张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的5 567亿元, 8年时间增加了420多倍;到1948年8月21日为6 636 946亿元;131948年年底货币发行量达到245 589 990亿元。14通货膨胀也具有阶段性特征:以1936/1937年为基期, 1945年6月上涨到2 133倍, 1948年8月币制改革前是725万倍, 解放前夕是31 667万倍。100元法币的购买力, 1937年是两头牛, 1941年是一头猪, 1943年是一只鸡, 1946年是一个鸡蛋, 1949年5月是0.245%粒大米!15
在这样的形势下, 别说普通升斗小民的生活日益艰难, 就连上层建筑的核心--军队都不愿意打仗, 因为军饷发到手就是一堆废纸!因此可以说, 国民党政权是先亡于金融和财政, 后亡于军事。
(三) 人民币逆境问世“继承”危机
1949-1950年的共产党, 尽管在地面战场上连连大捷, 但在货币战场上却同时面临四重压力挑战。
第一, 从贵金属储备来看, 国民党撤往台湾时几乎带走了国库全部的黄金储备。16
第二, 从财政收入侧看, 由于连年战争及自然灾害, 1949年粮食总产量比战前最高产量减少25%, 棉花产量减少48%, 油料产量减少60%以上。17全国牲畜比战前减少1/3, 主要农具减少30%。18不仅物资匮乏造成税基薄弱, 而且由于铁路、公路、航运等基础设施受到破坏, 全国干支线铁路仅26 878公里 (包括台湾省的913.7公里) , 运输不便加剧了区域性短缺, 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19
第三, 从财政支出侧看, 新政权延续了民国时期的上层建筑, 对愿意服从的旧军队和旧政府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 军政人员数量剧增, 要靠财政养活;另一方面, 国内战争仍在进行, 1949年仅直接用于部队的军费支出高达财政总支出的60%;再加上铁路修补、轮船交通企业投资、国营事业周转金等费用, 当年的财政总支出是财政总收入的2.9倍。20
第四, 从层级结构看, 财政支出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中央, 而不是地方。解放战争后期, 过去由各解放区提供供给的野战军离开了各自的根据地, 进入新解放区的野战军无法像过去那样得到根据地的直接物资补给;中央和地方收支脱节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收入的大头是公粮, 都掌握在地方手里, 其他税收也有一大半由地方掌控。“近水楼台先得月, (地方) 自己可以先用, 中央拿不到。”中央只好用发行货币来支撑部队。21
综上, 与国民党尚有一定的金银储备和实体资产 (后来作为官僚资本被没收为新中国的国家资本) 作为货币发行基础相比, 人民币问世之初不仅是“负资本”基础, 而且是支出收入比将近3∶1的深度负债。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任何现代经济, 资本原始积累都是不可逾越的阶段, 何况是最核心的货币经济?新政权在几乎没有任何现代产业资本为基础的条件下发行货币, 一步跨入铸币税阶段, 当然会遭遇巨大的制度成本!其所引发的结果是不到一年就发生了四次严重的通胀危机, 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 全国先后发生4次物价暴涨, 一年多的时间里物价指数上涨了160多倍。每次都是从大城市开始, 然后波及各地, 一些地方数月间物价即上涨几十倍。这一局面用“人民币深度危机”来形容绝不为过。
具体情况如图2、图3所示。
图2 1949—1950年四次物价涨风情况
资料来源: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949-1952) 》,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年, 第442页;贺水金:《试论建国初期的通货膨胀及其成功治理》, 《史林》2008年第4期。
图3 1949年1月至1950年6月全国批发物价指数 (1948年12月=100)
资料来源:龚建文:《建国初期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和经验》,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如何破此近乎无解之局?20世纪有很多关于发展中国家“解殖”的讨论, 但对殖民地经济基础上如何实现萨米尔·阿明揭示的“去依附”理论22却很少涉及。因此, 下文关于应对国初危机的完整分析, 有助于理解中国当时在发展水平相当于非洲的情况下, 如何通过土地革命恢复传统小农经济, 从而在化解民国“依附型”币制深改造成的长期通胀危机的同时, 建立了“去依附”的主权货币体系。
三、用实物物资抑制商品投机:上海“多空大战”与全国城市“三折实”
关于新中国“人民币保卫战”, 包括“银元之战”、“米棉之战”、折实储蓄、折实公债等, 已有诸多文献。23本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 在经济危机时期, 金融和实业部门的选择往往是收缩性的, 银行惜贷, 实业紧缩投资;24政府如果顺周期调控则属“做空”, 逆周期调控则是“做多”;经营者如果顺周期操作则往往追求“现金为王”而“做虚”, 逆周期操作则是“做实”。总体来看, 国初政府治理通胀的主要思路有两个:一是“做多”, 二是“做实”。这两个思路在通胀最严重的上海以及全国城市都有鲜明的体现。
(一) 上海“多空大战”
1.上海“多空”决策:疏散外迁还是“必须维持”?
中共决策层曾经围绕要不要保上海有过不同的意见, 最终决定对上海的政策取向是“做多”, 而不能“做空”。
上海是民国时期中国私人资本最为集中的地方, 也是货币最为集中的地方。民国后期, 法币一半以上是由上海发出, 各地的新发行货币又大部分迅速流回上海, 上海物价涨幅远高于全国均幅。25从1937年6月起到1948年8月发行金圆券, 法币的发行量增加了约47万倍, 同期上海物价上涨约571万倍。从1948年8月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 金圆券的发行量又增加了30万倍 (其中1949年前5个月增加了1万倍) , 上海物价上涨达644万倍。合计从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的12年, 上海物价共上涨约36万亿倍;如按粮食价格计算, 则上涨约47.6万亿倍。26
通胀肆虐下上海工商业陷入瘫痪状态, 全市发电量从20万千瓦减至7万千瓦左右, 工业生产开工率仅为正常时期的20%左右;同时物资也很匮乏,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时, 接管的粮食只够全市半个月的消费, 煤只够1周的消费, 私营纱厂的存棉仅能维持1个月的生产, 其他各种生产原料和消费资料, 存底亦很枯薄。
1949年夏天, 邓小平奉命西征, 从上海到北京向中央做工作汇报, 反映上海形势严峻:“煤粮两荒。接收旧人员十五万人, 工厂原料缺, 运输贵, 开厂难, 学校多, 税收少, 开支大, 被迫大发行。农村全部以物易物, 或光洋市场。”为此, 邓小平提出厂校及人员疏散, 向各解放区求援。27
但毛泽东和陈云却不同意外迁疏散。陈云指出,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东方的金融中心, 上海站不住, 全国经济稳不住。28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维持上海, 统筹全局。不轻议迁移, 不轻议裁员。……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自愿和可能迁移的工厂、学校, 必须精密筹划, 到新地后能够维持下去, 并有前途, 否则不要迁移。”29
就微观来看, 在战争和危机影响下的上海工业陷于停滞, 确实很难依靠自身力量走出当时的困境;要救济上海, 对于本已困难的财政来说确实是个包袱。但从工业化这个长远使命出发, 则上海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上海轻纺工业占上海工业产值的74%, 上海纺织厂纱锭229万占全国的40%, 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上海的纺织厂的纱锭如果停转, 不仅将严重影响上海的经济, 而且会严重影响全国经济。”30因此, 毛泽东指示“必须维持”, 也就是要求面对上海的困难, 不能听任其继续恶化, 必须逆周期“做多”和“做实”。
2.货币领域的“淮海战役”:通过“做实”支撑“做多”
中共当时手里有三大武器:人民币、枪、解放区。但由于新问世的人民币基本上属于政权信用所派生的产物, 对应的实物资产实际为负 (财政支大于收) , 市场上对贵金属的接受度更高, 因此上海新发行的约20亿元人民币只是浮在市面上, 实际发挥货币本位作用的仍然是银元, 并且银元本身也成了投机对象。
面对市场投机, 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政府应通过“平准”操作将市场调控到正常区间。但前提是政府手中要有足够的实物储备, 否则那些抛售的物资只能成为对投机者的低价补贴, 进而加剧市场波动。
但短期内这个前提不具备。因此, 用非常规手段来扭转人民币弱势, 似乎就成了一个必然选择。在陈毅、饶漱石、邓小平、刘伯承等的主持下, 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了证券交易所大楼, 逮捕了一批投机分子, 同时公布《华东金银和外币管理办法》, 禁止金银、外币自由流通和私相买卖, 或以金银、外币计价。人民银行开始挂牌收兑金银外币。6月14日起, 银行举办折实储蓄存款。
这些强硬措施强制性地确立了人民币作为国家主权货币的唯一合法通货地位, 31同时把上海货币战的主战场有效集中到了实物领域。正如陈云所说, “人心乱不乱, 在城市中心是粮食, 在农村主要靠纱布”;“我掌握多少, 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32而打物资战, 毫无疑问是在长期的政党建设中坚持走群众路线的中国共产党的长项。
因为“农村包围城市”这种国际公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夺权战略之成为优势, 恰在于当年占人口88%的农民一旦恢复传统的小农经济就几乎没有行政和社会成本, 而且对使其获得土地的革命政党有不计代价的支持力。
上海的这场物资战史称“米棉之战”, 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中共既然强调“新民主主义”战略, 强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则最终还是要按照市场原则来应对投机:一方面按照市场行情不断调整牌价, 配合投机商抬高行情, 把投机资金吸引到米棉上来, 避免战线分散;另一方面, 则以最大的动员能力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物资, 其规模达到了当时运力的极限:从7月份一直到11月, 所调集的粮食不下50亿斤, 5倍于淮海战役的规模;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到全国产量的一半。当按照时价, 中央掌握的物资已经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时, 中央指挥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 集中抛售, 同时配合税收征收、紧缩银根等多种手段。33虽然起初投机商仍然大量扒进平价、低价货物, 甚至不惜举债买货, 但从当天起物价不仅稳定, 而且稳中有降, 大大出乎投机商的意料。在政府连续抛售10天后, 物价下跌达30%-40%。米棉之战以人民币完胜结束, 尽管货币仍然增发, 但币值信用得到了强化。
当然, 上海可以被“做多”也在于中国幅员辽阔, 有着广大的内陆纵深, 各地物资可以不计成本地集中来力挺上海。这是中国相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比较优势。诚然, 客观上, 这种依靠全国支援上海的决策, 远远超出了地方的决策能力, 只有中央的毛泽东和陈云等人才能做出。
(二) 城市“三折实”:建立按实物价值折算的货币运作体系
为避免人民币“浮在市面上沉不下去”, 新政权借鉴抗战时期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边区发行和管理货币的经验, 先后推行了折实储蓄、折实公债、折实工资等多种制度, 努力让人民币在更多领域走进基层民众的生产和生活。
这些制度创新有一个统一的特点, 即不以人民币的固定票面价值作为收付依据, 收和付都是以实物购买力为标准进行转换。这可以称为“浮动式”的实物联系币制。其巧妙之处在于, 既用实物的购买力来支撑人民币信用, 又不采用限价等币值与物资的固定锚定方式, 给增发人民币预留了充分的空间;货币贬值导致的损失仍用货币增发来弥补, 并不增加额外的财政负担。显然这是一个既能增加货币信用又不致使其他群体利益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1.折实储蓄:从“米棉金融化”到“金融米棉化”
折实储蓄就是储户存、取款均按牌价折成若干“折实单位”计算, “折实单位”价格上升而出现的币值差额由银行 (国家) 补贴。34折实储蓄是针对人们重物轻币心理开办的。这种储蓄方式在1948年由华北银行试办过。1949年4月20日,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定期储蓄存款暂行章程》, 规定开办整存整付、零存整付、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四种折实储蓄;一个“标准实物单位”为面粉1斤、玉米面 (或小米) 1斤、布1尺三种货物价格之和, 其价格以当地报纸公布之物价为准, 并按存取款前5日平均物价计算。35
由于折实对应的物资以白米、白面、白布为主, 所以有的地方又把折实储蓄通俗地叫作“存三白”。36
由于物价上涨时折实储蓄存入与支取的牌价有很大差距, 为防止商人投机, 在举办初期, 规定活期及定期1个月以下的折实储蓄只限于职工、教师等人, 3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不限对象。
折实储蓄随着通胀压力缓解而退出舞台。从1950年3月开始全国物价逐渐向下滑落, 并日趋稳定, 天津于1950年7月1日停办折实存款业务, 到1950年年底, 全国停办折实存款业务。37
如果说, 之前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粮食、棉布、棉纱等被金融裹挟, 即“米棉金融化”, 那么, 折实储蓄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 即“金融米棉化”。这对今天走出金融脱实向虚、不服务于实体产业的困境, 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折实公债:应民族资本家主动要求而发行
发行公债早在建国前就开始酝酿了。从第一次计划到第二次落实发行时隔仅5个月, 公债发行规模却增加为原计划的5倍。
为了稳定金融物价, 解决财政困难, 1949年7-8月, 陈云主持拟定了第一次公债发行计划。这次公债发行规模为2 400亿元, 占当时财政赤字的大约1/4, 占拟下乡收购物资的货币的2/3左右。38
虽然这次公债也拟用折实办法, 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对当时发行公债尚有异议, 中央决定推迟发行。39
但公债发行第二次提上日程则是民族资本家的主动要求。
其背景是:11月25日中共在各大城市统一抛售物资, 当天物价开始回落;3天之后, 中共就开始应各方要求讨论发行公债, 并且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也许是物价下降连带打掉了私人资本投机牟利的空间, 于是, 民族资本家们要求政府发行公债, 作为一个财富保值手段。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10(04):16-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