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方面，政府收入快速上升压缩了居民收入和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算，2000-2010年期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了5.6个百分点（另据统计局收入法GDP数据，同期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下降了6.4个百分点；据统计局资金流量表数据，2000-2008年期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了5.7个百分点）。同期，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3.5%上升到20.7%，提高了7.2个百分点。

　　但上述财政收入数据并不包括政府的预算外资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和土地出让金收入。如果加上这后三项政府收入，则政府收入在此期间从占GDP的20.6%上升到34.5%，上升了近14个百分点。这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猛增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约占7个百分点，占涨幅的一半。另5个百分点来自预算内财政收入和预算外资金收入的增加，两个百分点来自社保基金收入的增加。考虑到预算内财政收入比重过去曾一度降得过低（1995年仅为10.3%），后来的回升有相当的合理性；更值得关注的是土地收入的大幅度上升。[1]

　　土地收入的增加，主要源于随城市化加速而来的大规模土地开发和地价上升。近些年来房地产开发急剧升温，对土地的需求迅速扩大。而按现行制度，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征用开发出让的全过程，也垄断了土地收入，从而把地价越抬越高。土地出让金弥补了地方财政的不足，对改善地方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确有积极的一面。但土地出让金是土地未来70年使用权的代价。政府一次性收取，一次性花掉，提前预支了未来70年的收益，也预支了未来的繁荣，又把房价推高到大部分居民无法承受的水平，这样的发展是杀鸡取卵，不可持续。

　　高房价不仅挤压了中等收入居民的消费，也挖空了很多人的储蓄，同时给少数富人囤房、炒房创造了机会。通过买房，中等收入居民的收入大量转移到政府、房地产商和富裕的炒房者手中，是消费需求受到压缩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土地征用、出让和土地出让金管理，也是政府管理透明度最低、最缺乏监督的部分，导致大量幕后交易、暗箱操作，是贪腐、无节制的政府消费和收入分配恶化最集中体现的领域。

　　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需要用更合理的房产税来代替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但要改革土地出让制度，必然触及各级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既得利益，遭遇重重阻力。同时，这还需要进行相应的财税体制改革，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使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得到常规财政预算的保障，改变财政资金分配苦乐不均的状况。这也势必触及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将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第二方面，企业收入占比快速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居民收入和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数据，1990-2000年期间，企业（包括金融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1.8%上升到16.4%，到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22.0%；两时期分别增加了4.6和5.6个百分点（另据收入法GDP核算，2000-2010年时期营业盈余占GDP比重增加了7.8个百分点）。

　　企业收入比重上升有几个具体原因。除去企业生产率不断提高这个合理因素外，还有两个重要因素。其一，国有企业过去长期不向国家上缴红利，自2007年才开始上缴，但比重仍然很低，只占企业利润的5%—15%，近9成的税后利润仍留在企业。而这些利润大部分属于垄断性行业。与必须向股东分红的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等于变相享受国家补贴，两者不在同一条竞赛的起跑线上。其二，资源性和垄断性收益的分配制度不合理。像石油、煤炭、黑色和有色金属矿采选、银行、保险、电信、烟草等行业，利润率比一般竞争性行业高一倍到数倍，大部分属于资源性或垄断性收益，应纳入公共财政，用于社会公益，但长期以来基本上归企业所有。最近资源税改革终于出台，是一个进步。但其姗姗来迟和覆盖范围有限，也说明了触动既得利益的改革之艰难。上述两个因素，都不适当地扩大了企业收入和储蓄，减少了可用于居民福利和保障的资金。

　　第三方面，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和缺乏保障导致的高储蓄行为。据资金流量表数据，2000—2008年期间，居民储蓄率从27%上升到39%，增长了12个百分点（该数据有可能偏高。另据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数据计算，2000-2010年间居民储蓄率提高了6个百分点。实际增幅很可能在两者之间）。

　　居民储蓄上升首先是由于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据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数据，2010年城镇10%最高收入户的储蓄率为38%，而10%最低收入户的储蓄率只有8%。农村20%高收入户的储蓄率为42%，而20%低收入户的储蓄率为-36%（负储蓄）。这清楚地说明高收入居民的储蓄率远高于低收入居民。同期，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0.43上升到0.47（实际上可能更高）。在收入差距扩大的情况下，收入分配向高收入居民倾斜，自然会拉动平均储蓄率上升。

　　在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中，部分高收入居民的灰色收入占了很大的部分。这与腐败、垄断、寻租行为、公共资金管理不善和税收征管体系不健全关系极大，说明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和财税、土地、资源管理等多方面制度是有严重缺陷的。事实上，以上所述迅速上升的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中，由于制度缺陷和腐败等因素，有一部分已经通过无法统计的非法或灰色渠道转化为个人收入，但高度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使得实际上的收入差距远远大于官方统计反映的差距。这也是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居民消费率下降还与医药费、教育费、房价过高，社会保障覆盖不全等有关。特别是大量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定居，没有被社会保障体系覆盖。2010年，城镇就业人数3.47亿人（估计有相当的统计遗漏），但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人数分别是1.94、1.34、1.78、1.62亿人，覆盖率分别只有56%、39%、51%、47%[2]。没有社会保障，又没有稳定的就业，只能被迫压缩消费、提高储蓄，以应对未来风险。

　　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尽快实现社会保障体系全覆盖，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这当然需要扩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政府支出。但是，如果不对无节制的政府消费和盲目投资行为进行严格约束，不杜绝政府腐败，就无法把浪费和流失的公共资源用于社保和公共服务。而且在缺乏对政府的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扩大政府掌握的公共资源，也会加大腐败和资金管理不善的风险。这些也是政府要过的一道坎。

　　上述问题说明，要提高居民消费，纠正结构失衡，绝不仅仅是增加转移支付和鼓励企业提高工资就能解决的。这些导致结构失衡的因素，都与不适当的国民收入分配，以及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直接相关。而之所以会形成目前这种格局，除了一系列具体制度的缺陷外，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zz体制改革滞后，权力过度集中，缺乏社会公众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机制，导致权力的腐化和滥用。不正视这些问题，不推进改革，而满足于现行“制度的优越性”，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大量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使社会矛盾逐渐积累，政治风险越来越大。因此，要解决结构失衡问题，不但需要改革现行财税体制，重新规范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而且需要推进zz体制改革。（本文原载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观察》2011年第3-4期合刊，2011年12月出版，有删节）

　　注释：

　　[1] 在土地出让金收入中，一部分已用于征地、拆迁和土地开发。其中后两项改变了土地原有形态，已构成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应记为支出；征地费用应从收入中扣除，但缺乏相关数据，一般认为约占出让金的20%左右。如果按这个比例扣除征地成本，并扣除社保基金支出部分，只计算社保净收入，则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的涨幅为11个百分点，其中土地收入增长占5.5个百分点，仍占涨幅的一半。有关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2008）；国土资源部：历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2] 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极少数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均未计算在覆盖率中。如包括这两部分，医疗保险覆盖率可能有较大幅度提高，但其他几项不会有显著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