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和今后就业形势的几点看法
2024/3/19 9:45:00
 
  “城镇新增就业”和城镇调查失业率统计显示近年来城镇就业基本正常。但城镇就业人数的增长近几年逐年放慢,2022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变为净减少842万人。“城镇新增就业”统计完全未反映上述变化,可信度不高。“城镇调查失业率”也只上升0.4个百分点,显然未充分反映失业情况。
  二、改善失业保险是当务之急
  以2022年为例,按城镇调查失业率5.5%计算,全年城镇失业保持在2500万人以上。但全年发放失业保险金人数仅615万人,占不到1/4。主要原因:一是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只覆盖了4.6亿城镇劳动者的一半;二是有较多参保失业者领不到保险金。
  建议一是把现行的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的临时政策规定下来,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也有利于鼓励企业给职工提供失业保险保障。二是简化领取失业保险手续,帮助更多失业人群渡过难关。三是在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的同时,对未被失业保险覆盖的失业和困难人群进行失业救济,并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
  三、未来就业形势可能变差,需未雨绸缪
  1. 2024年经济增长可能低于2023年,对就业可能有不利影响。
  2. 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持续对就业产生替代效应。未来AI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就业将是一个趋势。
  3. 人工智能在抵消人口老龄化减少劳动力供给问题的同时,也会给就业岗位减少带来了显著影响。
  4. 需积极采取措施扩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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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坚持改革的基本方向
2024/2/23 9:44:00
 
  我们一直在谈改革,但什么是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在我看来好像并没有取得一个明确的共识。我来谈谈我对改革的基本方向的理解。
  我们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基本确立了两大改革目标。第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要干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的理解就是用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用市场主导代替政府主导。第二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80年代确定的改革目标。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我的理解就是用法治来代替人治,用民主来代替权力的过度集中。这两大改革的目标或者方向,其实有一个逐步明确的过程。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它是怎么一步一步明确的。
  首先说说经济体制改革。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改革权力过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这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当时提出来改革的方向,但是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到底要改成一个什么样子。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来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代替计划经济。这个话什么意思?实质上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当时说的“商品经济”,大家都知道指的就是市场经济,但是在前面加了一个“有计划”的帽子。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提出来,“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而且提出“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到此就基本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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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土地财政的四大负面影响
2024/1/19 9:58:00
 
  由于地价房价不断上涨,土地似乎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土地财政的基础条件是城市化带来的效率提高,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随着土地资源商品化、资本化,成为巨大的财富源泉,政府的土地收入也确实在过去的经济建设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推动了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条件快速发展完善,过去20年间对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不可忽视。
  但同时,土地财政体制的负面作用已经越来越大。
  其一,随着地价不断上涨,推动房价迅速上升,普通百姓购房、租房负担越来越重。
  2001年,全国房地产企业的商品住宅平均售价2017元/平米,2021年升至10396元/平米,已是原来的5倍以上。但这远远没有反映出大城市房价的涨幅。在一线城市,房价涨了几十倍。而此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涨幅不到6倍。
  北京市四环路到五环路间的房价目前大约在5—10万元/平米,2020年北京市私营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9.06万元,只够负担1—2平米的房价。
  目前大城市有房居民和无房居民的生活冰火两重天,天价住房让外来年轻人望而却步或最终不得不离开。留不住年轻人的城市,未来可能是人口老化、人力资源枯竭的城市。
  其二,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宪法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因此农民在符合国家的土地规划用途的条件下、应当有处置属于自己的土地和获得合法收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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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收入分配与民营经济发展
2024/1/3 10:41:00
 
  民营经济“一道坎儿”
  我们先来看一组宏观数据:
  2017年至2022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5.2%。居民收入实际年均增速为5.1%,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减速明显,五年间平均增长4.1%,低于经济增速。
  这组数据透露出一个好消息:2017年城镇人均收入为农村人均收入的2.71倍,至2022年降至2.45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收窄。
  但也有一个坏消息:这种差距的缩小,实际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所致。
  此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五年间,城镇居民中各占20%的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差距从5.6倍扩大到6.3倍。
  民营经济为国家经济作出了主要贡献,城镇就业的80%以上是由民营经济承担,所以民营经济发展停滞必然导致就业机会减少,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
  此外,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不同的走势也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之一。
  2017年至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用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做价格平减之后,年均实际增长1.3%。其中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营收实际增长3.8%,从全部规模以上企业营收中减去国有控股企业营收之后,剩余非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营收实际增长仅有0.5%。
  可见近年来,民营经济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挑战,这是自改革40多年来非常罕见的现象。
  非国有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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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重回民生原点
2023/7/21 10:20:00
 
  我们先来看一组宏观数据:
  2017年至2022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5.2%。居民收入实际年均增速为5.1%,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减速明显,五年间平均增长4.1%,低于经济增速。
  这组数据透露出一个好消息:2017年城镇人均收入为农村人均收入的2.71倍,至2022年降至2.45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收窄。
  但也有一个坏消息:这种差距的缩小,实际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所致。
  此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五年间,城镇居民中各占20%的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差距从5.6倍扩大到6.3倍。
  民营经济为国家经济作出了主要贡献,城镇就业的80%以上是由民营经济承担,所以民营经济发展停滞必然导致就业机会减少,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
  此外,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不同的走势也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之一。
  2017年至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用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做价格平减之后,年均实际增长1.3%。其中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营收实际增长3.8%,从全部规模以上企业营收中减去国有控股企业营收之后,剩余非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营收实际增长仅有0.5%。
  可见近年来,民营经济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挑战,这是自改革40多年来非常罕见的现象。
  非国有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体。众多困难导致民营企业经营遇阻,进而逐步拉开与国有控股企业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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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警惕货币政策过度宽松
2023/4/26 10:06:00
 
  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需要强调基本中性,给市场调节供求关系、恢复供求平衡创造必要的条件,给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健康稳定的宏观环境。
  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GDP实际增长3%,但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1.8%,比GDP实际增速高了8.8个百分点,比名义增速高了6.5个百分点。同期,社融存量同比增长9.6%,人民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1%,都大幅高于经济增长。
  今年1月~2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只增长了2.4%(同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1.3%.)。但同期M2同比增长了12.9%,比工业增长至少高10.5个百分点,已经是大幅度宽松。
  当前条件下,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首先实体企业还处在疫情后的缓慢修复阶段,民营企业的信心也有待恢复,资金需求并不旺盛。实体经济恢复缓慢基本并非由于资金不足,而是市场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有待恢复。今年1月~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扣除价格指数后只增长了2%.当前,企业扩大生产的空间还有限,更由于产能过剩,缺乏有效的投资空间。
  在当前情况下,靠货币宽松并不能刺激消费,其主要功能是刺激投资。经验显示,民营企业面临硬的预算约束,较少盲目投资的冲动。在市场不景气的条件下,多数企业宁可采取保守的经营策略,等待有适当机会再扩展经营。这是合理的企业行为,也是市场机制合理调节供求关系、促进恢复均衡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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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理解市场经济中不同形态的竞争与垄断
2023/1/19 9:41:00
 
  美国有一项研究还显示,小企业也是技术进步的源泉,因为大部分新技术在初始阶段都是由处于竞争环境中的小企业首创的,只是由于受到资金实力的制约,小企业通常无法独自完成从技术开发到产业化的全过程,最终往往要把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大企业,由后者来完成产业化过程。
  大企业或者大企业的联盟在占有很大市场份额的情况下,通常会获得某种垄断地位。即,它可以影响该行业产品的价格形成和供给数量,通过操纵价格或改变产量来排挤竞争者,以获得垄断利润。市场的垄断程度通常反映在行业的集中度上。这指的是少数几家最大企业占有该行业市场份额的比例之和。很高的行业集中度说明该行业具有很高的垄断性。
  而一旦大企业获得了某种垄断地位,它可能就不必再致力于提高效率、改进技术等竞争手段来获得收益,而能够以操纵价格、限制竞争等手段更轻易地获得高额利润。因此垄断常常会带来因循守旧、效率低下,以及不公正的高价格对广大消费者的侵害。在垄断条件下,收入分配必然是不公平的,收入差距必然过大,必然有利于少数处于垄断地位的大企业及其所有者,而不利于广大中小企业和普通劳动者。
  垄断的存在也有其客观原因。在某些行业或生产领域,生产的技术特征决定了规模经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这些领域,达到一定生产规模的大企业,生产效率会显著高于中小企业。企业规模过小过散,互相过度竞争,不利于提高效率,不利于国际竞争。在这些领域,即便初始阶段有众多的中小企业参与,如果完全任其自由发展,它们中的绝大部分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被逐渐淘汰,在经过漫长的充分竞争阶段后,最终结果会导致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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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设置互联网反垄断的“红绿灯”
2022/6/2 10:31:00
 

  反垄断是为了促进公平竞争。2021年2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指出,反垄断监管的基本原则首先是“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坚持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着力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反垄断应当遵守这一基本原则,避免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的选择性反垄断。
  在中国,市场导向的互联网行业发展首先起到了促进公平竞争、减少垄断的作用。例如网络通话的出现促进了电信话费降价;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缓解了小型电商和消费者融资难问题,也与传统银行形成了一定竞争。其次,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某些平台企业也确实出现了“二选一”等垄断问题,对此进行调查、追责和处罚是必要的。
  垄断有不同的表现形态。长期以来,在石油、电力、电信、银行、铁路、航空、烟草等诸多领域,都存在国企垄断或行政性垄断现象。其中有些属天然垄断领域,但存在过度保护;有些属竞争性领域,但有进入限制和差别待遇;这些都妨碍了公平竞争和提高效率。反垄断也应反国企垄断和行政性垄断,这样才能避免进一步导致不公平竞争。未来希望看到反垄断在各个领域公平推进。
  反垄断政策要区分垄断和垄断竞争。经济学的垄断竞争理论认为,在纯粹竞争和纯粹垄断之间存在大量中间形态,是因产品性能质量的差异化,或因技术创新和经营方式改善,导致少数企业在一些领域做大,形成某种意义的垄断。但这种垄断性通常是不稳固的,并不排斥竞争。因为技术创新会不断出现,一旦其他生产者取得了新的技术突破,原有垄断者的垄断地位就可能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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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形势]关于中国经济、通胀和宏观政策的一些看法
2022/6/2 10:30:00
 

  近两年来,我们的经济经历了大幅度起落。疫情期间,2020年一季度经济大幅度下滑,之后逐渐走向恢复,2021年一季度经济有一个大幅度的反弹,增长率上升到18.3%,但一季度以后,经济增长逐步下行,到四季度,同比增长只有4.0%。
  其他的一些经济指标,下行趋势更明显。在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些指标中,除了固定资产投资以外,其他几个指标全年的增长指数都看起来不错。但如果看年末的情况,工业增加值已经从全年的9.6%下降到12月的4.3%,服务业生产指数降到3.0%,固定资产投资降到1.6%(这个1.6%是根据累计增长数值推算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到1.7%。而且要注意的是,1.6%和1.7%都是现价的增长率,如果做了价格平减,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应该是大幅度负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零增长。所有的指标中,最好的指标是进出口。出口总额按美元计价,全年实现了接近30%的增长率,到了12月份仍然保持在20%以上,这是所有指标中最亮眼的一个指标。
  关于工业生产,我们再来看看全国99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变化。在统计局公布的99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一季度负增长的产品在99种产品中间占4种,负增长的产品占比是4%。到了二季度,负增长产品上升到23种,三季度上升到48种,四季度上升到50种(四季度数据是截至11月末,12月份的数据尚未包括)。负增长的产品数超过了正增长的产品数,即超过50%的产品处在负增长状态。
  这些负增长产品中,包括了钢材、有色金属、水泥、汽车、各种家用电器等大宗工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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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中国需要一个怎样的收入分配模式?
2022/6/2 10:29:00
 

  一、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方向是明确的,即摆脱原来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一段时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许多模糊的认识,有些人混淆了市场化导致的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扩大和由于制度不健全导致的腐败、不公平分配及与此相关的收入差距扩大,把收入差距扩大归咎于市场经济体制,主张向旧的计划经济倒退。这些似是而非的看法迷惑了不少人,然而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大大超过了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所有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说明问题不出在市场经济制度,而出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主和法制建设进程滞后,权力过度集中和缺乏社会监督,从而导致了收入分配扭曲。
  我们不能为了追求平均主义而离开市场经济轨道,倒退回旧的计划经济时代。20世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在实践中的失败,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哪些事是不能做的:我们不能用政府分配代替市场分配,实行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政策,因为这意味着鼓励偷懒,惩罚努力工作的人,惩罚效率更高、更能满足市场需要的企业,也意味着每个公民必须放弃个人自主权利,把自身命运的决定权和收入的分配权交给上级和少数中央决策者来决定。实际上这将进一步带来分配不公。我们也不能用政府分配经济资源来代替市场分配资源的作用,这否定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给了政府决策者过大的权力,使其可能滥用权力为他们自己谋私利,或者轻率错误地进行经济决策,导致丧失经济效率、发展停滞。历史已经证明这条路是违背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本利益的,是走不通的,甚至会给社会带来重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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