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CBN）记者专访，2009年11月16日）

收入分配正在成为中国改革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它不仅关系到从外需到内需的经济模式的转变，还关系到政治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有一定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行业之间以及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逼近社会承受力的临界点。

王小鲁，第一位对中国巨大的灰色收入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在11月12日接受CBN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近年来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有一定成效，但还是远远不够的。下一步应将改革重点放在打破既得利益上，比如将资源收益和垄断利润纳入公共财政，并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大手术”等。

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

表象与根源

CBN记者：当前收入分配领域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王小鲁：首先是劳动报酬增长的速度慢于人均GDP的增长，尤其是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增长率慢于平均增长率，更慢于高收入者的增长率。同时也反映在劳动收入和非收入劳动收入上，后者增长更快。这也造成了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的趋势。虽然不同的研究方法会得出不同的下降率，但下降的过程确实是发生了。

统计数据也显示，近年来不同阶层之间收入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高低收入人群之间差距目前仍在继续扩大。

CBN记者：政府在收入分配领域也采取一些措施，为什么没有遏制住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呢？

王小鲁：中国出现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说，中国处于经济学上的“刘易斯二元经济”时期，即在城乡二元经济的条件下，大量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会压制工资水平增长，造成了工资增长滞后于GDP增长。同时，中国改革从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体制，也必然会带来收入差距一定程度的扩大，这两个客观因素是在短时期内无法改变的。

另一方面，中国在收入分配体制方面也确实存在很大问题，尤其是财税体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个人所得税工薪阶层是不可能绕开的，但有些高收入居民的非劳动收入和非工薪收入却常常由于监管体制的不健全可以轻易地绕开个人所得税环节，这导致了收入高的人反而税率却低了。

再有就是公共财政和公共资源的分配在行政管理制度上存在很多漏洞，导致公共资金的流失，也造成大量的灰色收入和腐败现象。这些体制原因进一步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

CBN记者：那政府这几年的改革起到作用了吗？

王小鲁：政府近年来在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主要是集中于改善民生和健全社会保障，确实也发挥了作用。现在的经济形势与过去政策调整有很大的关系，这次金融危机中出口下降了超过20%，而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保持在16%以上，这是个不低的增长。如果没有这一个相对好的消费增长，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会严重得多。

政府这些年连续取消了农业税、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低保以及农村养老保险等等，对于改善收入分配和促进消费起到了积极地作用。但问题也很多，比如社保体系覆盖范围仍然太小，保障水平又非常有限等等，特别是有大量低收入居民，包括大量农民工，还没有纳入社保，因此做到这个程度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继续加大力度。

将垄断利润纳入公共财政

CBN记者：收入差距尤其是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收入分配领域最受人关注的话题，合法的高收入是被社会认可的，大家所反对的是由于地权、矿权、产权以及财政收入等分配不公所引发的收入差距扩大，您认为应该如何调整这种分配格局？

王小鲁：首先应该对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这些年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收入，是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扩大最突出的表现。

对于资源类的垄断行业应该尽快改革资源税，据说发改委已经制定了一套资源税改革方案，但还没有实施。资源税改革应该尽快跟进，而且要到位。企业应该得到的是经营收益，而资源收益的主要部分应纳入公共财政，否则这种垄断行业由于占有资源收益而人为地造成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资源税改革要体现级差，区别对待不同的资源禀赋，这样可以减少资源税“就低不就高”征收方式所造成的税金流失，而且资源税率争取做到一次到位，不要一点一点地加。

CBN记者：除了资源性垄断企业之外，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应该如何改革呢？

王小鲁：长期以来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不用分红，这是国有企业享受的特殊待遇，一些效益好的国有企业的收入水平也远高于同行业同地区的其他企业。最近国资委系统的国有企业也在进行利润上缴的改革，但据说只上交到国资委而不纳入国家财政，这仍然不是一种公平合理的分配方式。

现在政府进行完善社会保障和改善公共服务的改革，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缺钱。如果垄断行业的垄断利润和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能够纳入公共财政，把它们变成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资金来源，对改善收入分配有很大好处。我感觉这方面动作太慢，至今还没有全面推出来。

CBN记者：这应该是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的难点所在吧？是否也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无法出台的原因？

王小鲁：对，收入分配改革必须打破既得利益和部门利益，否则都是“隔靴搔痒”。我认为，当前收入分配的改革是非常迫切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很多瓶颈比如消费和投资不匹配、劳动报酬增长过慢等等都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如果不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内需不足很难解决，中国经济也不能长期依靠赤字财政和多发货币来拉动。

尽快改革政府管理体制

CBN记者：公共财政和公共资源的使用分配不健全也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您对这方面的改革有何建议？

王小鲁：财政资金的使用分配、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转移支付、各级政府的投资项目和资金管理等领域存在很多漏洞，这些制度缺陷造成了大量的灰色收入，腐败越演越烈。下一步应该尽快推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财税体制，但不限于财税体制）。如何让公共资金管理更加规范透明，使用更加合理，分配更加得当，是改革的重要目标。

CBN记者：公共资金管理不善最突出的表现在那个领域？

王小鲁：最近这些年表现比较突出的是土地收益。很多地方政府靠卖地来维持政府运作，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由于土地买卖过程中的不透明不规范，造成大量土地收益流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灰色收入来源。

土地收益是土地资源货币化过程产生的，这种收入是一次性的，这部分钱应该纳入更透明更规范的分配渠道，用于长期发展，而不是像现在一样用于地方当年支出。

 CBN记者：很多地方政府之所以要选择卖地为生，客观的原因也是财政收入不足以维持政府自身的运作，那您认为分税制是否也应该进行改革？

王小鲁：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取消分税制，而是中央和地方按照哪种比例分的问题。对于很多地方来说，确实是中央留给地方的财政资源太少了，制度设计本身就已经导致它们的收不抵支。所以，这个问题要一揽子解决，现在的财税体系恐怕要重新设计，保证地方政府能够维持它的基本职能，同时也涉及到政府职能转换、以及政府运作透明化和社会监督的问题，通过合理界定政府的职能来设计它的财政支出。

如何走向共同富裕

CBN记者：根据改革开放最初的设想，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达到共同富裕。现在的情况是，先富的人财富增长过快，导致社会收入差距被过分拉开。您认为政府可以采取哪些办法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让他们也可以富起来？

王小鲁：虽然劳动收入在GDP的比重在下降，但工资水平仍然是要靠市场来决定，政府不能进行任意干预，更不能一声令下给劳动者涨工资，这是违背市场规律的。政府能够做的是完善社会保障，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来解除劳动者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后顾之忧。如果解决了这些问题，即便工资水平没有变动，但劳动者的工资就可以主要用于日常消费，而不是主要用来应付看病、孩子上学、存钱买房等，从而改变收入分配和消费不足的状况。

收入差距扩大是经济发展中一个必然的过程，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根本解决。但我们看到了新变化，劳动力供给已经由无限供给转向了有限剩余，中国逐渐开始具备“刘易斯转折点”的条件。中国产业的技术含量也在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更多受过教育和专业训练、有专业技能的劳动者，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靠劳动力数量的扩张来推动增长。政府可以下大力气改善教育，职业培训，改善对农民工的就业培训，来促进劳动者的就业能力，这是提高收入水平很重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