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的投资率上升到43.3%，居民消费率下降到38.2%。今年一季度，投资又大幅增长了27.7%，是消费增长率的一倍，由分配所导致的生产规模过大与消费规模过小的矛盾仍在发展，这是否说明生产过剩危机将在2007～2008年之间爆发呢？

　　我在密切跟踪中国经济运行态势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去年投资增长幅度最大和利润增长幅度最高的10位产业中，分别有5个和6个是消费类产业。今年头4个月，在城镇投资增长类中，从制造业看，在超过60%增长率的13个产业中，又有9个是消费类产业，是国内消费需求拉动了投资吗？显然不是如此。它们基本都是一些面向出口的产业群，如纺织服装等，这就说明，在相当程度上是外需在拉动中国投资的高增长。这在改革开放以来是从没出现过的。

　　全球经济“新均衡”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所谓“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失衡是被一种新的全球经济均衡关系所代替的，这就是美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对应于东亚地区特别是中国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美国日益扩大的负储蓄对应于东亚和中国日益扩大的净储蓄，美国的需求增长对应于东亚与中国的供给增长。

　　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表现之一是各类生产要素价格的差距。中美在二战后的长时间中，经济体系长期隔绝，由此形成了高低悬殊的价格体系。

　　冷战结束后，东方国家纷纷转入市场经济体系，长期横亘在南、北国家之间的经济藩篱终于被打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巨大的生产要素价格差，也立即展现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面前。由资本追逐利润的强烈动机所驱动，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开始了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流动，由此形成“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据世行刚发表的2005年全球金融报告，去年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910亿美元，比上年猛增63%。

　　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使国内的商品生产迅速减少，必然会形成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在新全球化浪潮中美国走得最快，贸易逆差的扩展速度也就最快。美国的经常项逆差今年肯定要超过GDP的7%。目前美国进口的物质产品，已经相当于国内物质产品消费的40%。

　　由于在战后50年的长期过程中，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了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使传统的通过汇率来调整贸易平衡的机制完全失效了。汇率调整一般有百分之几十的幅度已经是十分巨大了，但是相对于百分之几千的生产要素差距，作用微乎其微。去年7月中国政府调整了汇率政策，到今年4月人民币已经对美元升值了3%以上，但今年前4个月中国的出口仍强劲增长了25.8%，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出口商品单价获得大幅度提高。据中国纺织品贸易商会的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出口纺织品和服装的价格，对美提高了15%，对欧提高了28%。由于价格上涨幅度大大超过了汇率上升幅度，就挡不住中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势头，也是面向出口的消费类产业利润大增，和吸引来大量投资的根本原因。

　　如果中国与发达国家例如工资等的生产要素差距有几十倍之巨，即便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把这些差距拉近到10倍以内也要20年上下，如此，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吸纳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投资目前就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更大的产业转移浪潮还在后面，新的全球化格局就还会继续深入发展。

　　解决生产过剩“新途径”

　　立足于这样一个全球经济背景下来看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应该引起一些新思考。

　　首先，收入分配矛盾会引起生产过剩危机的出现，是基于储蓄不能顺利转化成投资，从而导致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但是在新全球化格局的背景下，中国储蓄与投资的扩张，虽然导致了国内总供给超出国内总需求的水平，但是若国际上存在着一个持续扩大的外部需求，能够充分吸纳中国的净储蓄与净产出的增加，则也不会引起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演变成危机，因为国际需求会成为国内生产过剩的对冲机制。

　　其次，应当高度关注美元危机对中国出口增长的不利影响，但是美元弱就是欧元、日元走强，而欧、日等经济体也在走上产业转移和扩大贸易逆差的道路，因此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断增长的净储蓄不是会被美国所吸纳，就是会被欧、日吸纳，对中国来说，除了美元形态为主的外汇储备会受到损失外，对贸易来说，仅是贸易顺差方向的改变。

　　第三，在中国收入分配矛盾是迟早要解决的，但从目前的体制和发展情况看，要想从根本上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新的全球均衡格局也有20年上下的发展期，这就给中国逐步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与时间。

　　总之，由于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已经使中国生产过剩矛盾的解决具有了新的转化条件，即生产与消费在国内的不平衡，可以通过扩大外需来解决，这样就使得我们必须把宏观调控与中期战略的重点，要更多地放到协调外需与内需的关系上面，通过扩大外需来避免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

　　虽然如此，我们对解决分配矛盾仍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在目前的中国，仍然有极为众多的低收入人群，收入差距的累积虽然从经济增长的层面不会打乱中国经济发展的脚步，但是从社会稳定层面仍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所以还是要加快改革的速度，争取早日使收入分配矛盾得到解决。(200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