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原有的增长动力正在消失

 中国自2003～2007年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得自于两方面的变化，从国内看，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住房和汽车两大消费品的爆发性需求，引导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使国内供给结构相应发生改变，能源、原材料和机械、电子产业由此获得巨大增长。从国际看，新全球化出现新浪潮，引导中国的出口结构升级，并且使出口成为这一时期增长最快的需求动力。正是得益于国际、国内这两方面的重大结构变化，使中国在这一时期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其中，钢铁和有色等原材料部门的投资增长率高达120～170％，通用、专用制造业部门的投资增长率高达60～70％，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出口部门的投资增长率也普遍高达50％以上，而同期的投资增长率为31％。

 从现在看直到“十二五”末期，乃至更长时期，如果不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中国将失去高速增长的动力，年均增长率有可能降至7％甚至更低。这样说还是由于在国际、国内两方面，以往支持中国高速增长的动力正在发生重大改变。

 从国内看，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这导致了收入高度向小部分人口集中。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中产阶级比重一般在80％左右，但国内有关研究说明，处于中位收入值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仅占15％左右，所以中国没有“中产阶级”。这样就导致了当中国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口购买了汽车与住房后，中国的多数人口不能相继跟进，从而难以形成80年代以家电进入家庭为代表的“排浪式”消费，也难以形成象发达国家那样，由中产阶级汽车与住房消费所拉动的长达20年左右的持续高增长。

 中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更表现在城乡之间。日本和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其城乡收入差距最高只有70％左右，中国则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6倍上升到去年的3·31倍。有关研究说明，在导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中，城乡收入差距是大头，要占到60％左右。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直接导致了当中国的总产出水平已经超过人均3000美元的时候，其人口主体的农村人均收入水平还不到700美元，是导致中国总供给大大超过国内总需求的最主要原因。

 从国际看，美国次债危机的爆发中断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拓展过程，从2008年三季度美国经济虽然开始复苏，但是危机并没有过去，因为美国庞大的“有毒资产”还没有得到处理，美国政府只是通过一些临时性安排将这些有毒资产掩盖了起来并向后推延了清算期，所以危机还有在今后再度爆发，甚至是更猛烈爆发的可能。这场危机会加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矛盾，乃至引发世界性军事冲突，由此就会中断世界贸易的正常进行。就是不出现这种恶性前景，美国要走出这场危机，政府与居民家庭共同走向收支平衡的过程，也会大大减低美国的进口需求。长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东亚对欧洲和北美地区都是贸易顺差，欧洲对东亚是逆差，对北美是顺差，这个国际贸易的地区结构说明，美国才是世界的最终需求，所以美国的贸易收缩过程，必然也会导致欧洲对东亚的贸易收缩，由此至少未来中期内，世界贸易不可能再现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景象，而若美国象日本那样，要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才能走出萧条阴影，世界贸易的萎缩期就会更长，因为美国与日本不同，日本只是世界经济的局部，美国才是全局。由于在至少跨越“十二五”的中期内，国际贸易将失去美国这个最主要的需求增长动力，中国的外部需求是低速增长乃至萎缩趋势，由此就会压抑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

 所以，由于在中期内中国的国内消费与投资需求开始低落，国际需求也趋于萎缩，如果延续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道路就走不下去，甚至有可能爆发严重的过剩危机。

 二、加快城市化是培育新增长动力的唯一选择

 为了应对次债危机，中国政府目前主要是依靠加大投资需求来对冲出口需求萎缩，但是这种方法不能长期化，因为这会加大未来的产出规模，如果国内消费打不开，出口需求又再度下降，那么到了新的产能释放期，就会爆发更大的过剩危机。有人说2009年的庞大贷款和投资主要是加在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不会加大过剩产能，但是基础设施也有过剩问题，如果用贷款修建的基础设施由于利用率严重不足而收不回投资，就会导致银行系统发生坏帐。况且到目前为止的制造业投资增长率也高达27％，从2003年以来的情况看，这并不是一个小幅度的增长率。所以如果到2011年以后世界经济危机再次爆发，政府就不会再有象本次这样的投资和贷款大幅度增长空间。

 政府也意识到目前用加大投资保增长与未来产能会更加过剩之间的矛盾关系，所以当经济进入稳定复苏后就开始着手治理产能过剩问题。但是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是出自分配关系不合理，而且目前的过剩是全面的过剩，钢铁、水泥等产业只是比其他行业的过剩更显著而已。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环节有四个，即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早就说明，过剩的发生是分配环节出了问题，而我们目前却只在生产环节打转，是绕着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这个矛盾走，其结果是压了钢铁和水泥等又会出现其他的过剩部门，就是采用强力的行政手段限制死了所有产能增长，储蓄大于投资的矛盾仍不会消失，所以无论政府怎么治理产能过剩，仍不可能解决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动力问题。

 同样道理，企图通过刺激消费来解决长期增长动力问题，目的也达不到，因为在不触动分配结构的前提下刺激消费，增加的消费只能是将未来的消费前移，比如原来打算两年后才更新的彩电由于现在有购买补贴就提前到今年了，所以，由消费刺激政策所出现的现阶段消费高峰，必然意味着在未来阶段会出现一个消费低谷。而且，由于不触动分配结构就不可能造成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刺激政策的效用也会极为有限。比如，在2009年初以来，预期1500亿元的“家电下乡”只实现了500多亿元，刺激汽车消费政策则只实现了30多亿元销售额，比原先预想的1300亿元相差更远。

 所以，未来创造中国经济新的高增长动力，既不能寄希望于一些短期的小措施，也不能幻想新全球化在中期内就恢复到以前的磅礴气势，而是要踏踏实实、不畏艰险地解决中国的分配结构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目前的分配矛盾即存在于居民之间，也存在于城乡之间，而且由城乡收入差距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所产生的影响力更大，所以如果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就要首先从城乡收入差距入手，这就是为什么说“城市化是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的道理。

 中国的城乡差距源于新中国60年中始终采取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导致了超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严重的“二元结构”，由此使中国人口的主体长期处于低收入水平。最近有很多研究说近十年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到2008年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45％，这恐怕有很大误解，因为按照中国现行统计规则，城区范围内的居民都被统计入城市人口，但是近几年“县改区”的速度很快，而原有的县区内仍有大量农村入口，所以我认为在2005年公安部统计的“非农人口”中再加1亿稳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目前中国有4·5亿城市入口，城市化率刚超过1/3才是比较正确的估计。

 2003～2007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大约增加了1亿，同期的城市投资超过了50万亿元，则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的所引出的城市基础设施、工商业设施、文教、卫生、服务以及住宅投资等就是50万元，也有人说没有这么多，可能是30多万元，但不管怎样计算，城市化所产生的投资需求都是巨大的，由于中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用于城市化的投资在现阶段无论怎样庞大，都不会形成过剩。同理，由于中国的城乡收入与消费差距目前高达3倍以上，所以仅占1/3的城市人口却占有超过2/3的消费份额，因此如果中国的城市人口上升到2/3，中国的消费品生产就需要增加1倍。

 所以，“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如果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就可以持续十年，年均社会消费额就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2008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0万亿元，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算是9万亿元，如果仅国内消费就可以增加10万亿元，则城市化所产生的消费需求，就基本上可以对冲掉贸易需求萎缩的负面影响，从而成为在下一阶段拉动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的新动力。

 推动城市化就是在解决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前面说过，中国目前的分配矛盾产生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在居民之间，另一方面是在城乡之间。导致居民之间分配差距的根源存在于经济体制乃至社会制度，由于历经30年改革，已经形成了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如果进行大规模调整，肯定会遇到极大阻力，特别是涉及到对新财富阶层的利益分配与转移，更可能会引出对党和政府政策的误解，因而导致微观活力的丢失，所以应该谨慎、缓和地进行。但是城乡收入差距这个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主要原因，其成因不在体制而在战略选择，因此只要改变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从“工业化优先”转向“城市化优先”，就可以显著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与从调整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入手解决分配关系问题比较，从加快城市化步伐角度切入，不仅遇到的阻力小，而且会见效快。

 有些人担心，如果中国展开大规模城市化进程，让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会形成类似东南亚和拉美地区那样的大规模城市贫民居住区，即“贫民窟”，这将极大地破坏中国目前的良好城市形象。这种担心虽有道理却无必要。东南亚和拉美地区大规模贫民窟形成的原因是，在这些地区都普遍缺乏资本，所以城市资本无法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在农村发生的豪强兼并土地，又把大量农民驱赶到城市，所以在城市边缘地带聚集了大量贫困人口，形成贫民窟。但是中国不存在资本不足问题，只要中国的农村人口能与城市的庞大剩余资本相结合，就可以产生现实的生产力与消费力。

当然，为了降低城市建设成本以加快城市化步伐，象近几年这样高投入地建设城市，搞大量高档豪华建筑群和许多类似“亮起来”的城市美化工程就不成，而是要搞许多低档次的“廉租屋”和底价商品房，这样似乎中国城市的档次与现代化气息会差一些，但是从总体上看却是中国向现代化国家又迈进了一大步的重要标志，因为无论中国的制造业多么强大，科技多么先进，只要中国还没有彻底摆脱“十三亿人口、9亿农民”的现状，就永远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

 三、大都市圈是城市化的基本方向

 中国的城市化必须以建设大都市圈为方向，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这个国情就是，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平原面积仅占12％，所以人均平原面积与日本这样的国土面积狭窄国家相差不大。由于城市化只能在平原地区展开，而坡度在8％以下的优质农田90％也集中在中国东、中部平原，因此本着“先吃饭、后建设”的原则，就必须用高度集约的用地方式搞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我在以前的研究中有过一个测算：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大，不可能向日本那样大量进口粮食，腾出本国耕地来搞城市化，所以在城市化过程中就必须保留比日本更多的耕地，如此算下来，中国的城市人均占地面积，大约比日本还要低15～20％，大约是125平米/人，这是按照到2030年中国有15亿人口，其中12亿人在城市测算的。

 大都市圈模式能够最集约的利用土地主要是两方面原因。第一是大城市比中、小城市的单位土地经济产出量与人口容纳量要高出十几甚至几十倍。第二是都市圈模式的核心含义是，之所以被称之为“圈”，就是因为在这个圈内有着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由此独立于其他地区和其他都市圈。由于都市圈内的产业都分布在距离都市圈中心100～120公里的“1小时”交通半径内，就可以大幅度减少交通用地。例如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的交通人均占地只有115平米，而美国却高达1500平米。从我国看，2003年以来城市人均占地面积达到210平米，其中交通占地约人均80平米，且交通占地面积的增速是城市面积增速的一倍以上，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中国的城市人口达到8·5亿的时候，就会因为再占地就保不了吃饭而搞不下去了。所以，中国必须采取大都市圈模式，才能将城市化进程推进到底。

 由于都市圈模式可以大量减少交通运输需求，因此也是提高企业乃至一个地区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从与日本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两国的GDP总值都在1·4万亿美元的时候（日本1972年，中国2003年），日本的货运总量只有中国的38％，货运周转量还不到中国的9％，就是因为日本是采取了都市圈模式，在三大都市圈之间发生的运输量还不到全部货运量的2％，而高达98％以上的运输需求都是在都市圈内部的“1小时”交通半径内发生的，所以运输距离短、运送效率高、运费低，而中国直到目前，经济布局还是以全国布局模式为主，大量制造业产品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长距离运输，消耗在流通环节的时间和费用及其所占用的资金就比都市圈模式要高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即将出现的中国城市化高潮中，那个地方最先采取了都市圈模式，哪个地区的企业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影响力就越高。

 都市圈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如果都市圈的成因是由于在都市圈内生活的人共享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则都市圈的最大规模边界，就是一套独立产业体系的最大最佳规模。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形成三大都市圈的时候，每个都市圈的人口是3000万人，GDP总值是1000亿美元，但当时如乙烯的最大经济规模只有60万吨，而目前已提升到120万吨，其他象冶金、机械等产业领域的最大经济规模在过去30年也在提升，所以今天的都市圈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就应该比日本当年的要大，比如人口规模可以上升到5000千万，GDP总值可以提升到5000亿美元。由于都市圈是一个发育的过程，如果在一个特点区域内，人口可达到3000万，GDP总值可达到1000亿美元，就可以形成发育都市圈的基本条件了。

 从本质上讲，都市圈模式是市场发展的要求，日本战后搞的四次国土规划，都是提出的“反都市圈”政策，但是到70年代初期，仍然形成了三大都市圈，可见市场的力量大过政府。但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由政府用好的规划来推动都市圈建设，都市圈的形成就可以“事倍功半”。对中国来说，由于有城市化严重滞后这个现实，在未来的20年间要新增8亿以上城市人口，而现在只有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初具都市圈雏形，相比中国在未来将会在沿海与内地出现的20多个大都市圈，就更需要政府作好城市发展规划，引导中国的城市化有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