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为通胀加息，不是认为通胀不需要治理，而是因为加息会损害还不稳固的经济复苏，并且也解决不了通胀问题。
说中国的经济复苏还不稳固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2008年下半年之所以出现经济增长率迅猛下滑，并不是中国经济内部出现了爆发性危机，而是外部的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外需大幅度收缩，去年虽然“保8”成功，但是外部危机再度爆发的阴影并没有消除。我自去年以来一再写文章说明2011年以后美国与世界经济很可能二度触底，并且在“十二五”中期形成世界经济的严重萧条，因此自去年三季度以来世界经济的复苏只是暂时性的，2010年世界经济的持续回升也是暂时性的，我们如果仅看到世界经济的复苏就盲目乐观起来，就会重复2008年上半年所犯的错误，即在宏观调控中仅仅考虑内部因素与需要，而把外部因素弃之不顾。
实际上，即便是2010年世界经济的复苏仍会很脆弱。从主要发达国家看，到1月15日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先行指标已经下降到4个月来最低点，美国经济虽然在复苏，但是失业率却在上升，由于失业和减薪，去年12月美国的信用卡与房屋抵押贷款坏帐率都创出了新高。日本则正在为经济重新陷入萧条而烦恼，去年日本企业资本支出下降了1/4，超市消费下降了42％，已经下降到1992年的水平。这些都说明，发达国家的内需复苏极不稳定，一旦金融市场再次剧烈动荡，就难逃经济的二次探底。在这样的背景下，把今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放在8～10％考虑是太乐观了，而若发生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出口就很可能出现比去年更大的负增长率。
如果外需不稳，我们能认为中国的经济复苏已经踏到实处了吗？
第二，去年“保8”成功，主要办法是用投资需求的扩张对冲出口需求的萎缩，但是在国内各产业领域产能普遍过剩的条件下，投资需求的扩张必然会带来下一轮更大规模的过剩难题。现在我们把遏制过剩产能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这就同时意味着要压抑投资，所以今年的投资增长率肯定会低于去年，如果出口今年只有微弱增长，中国的需求增长空间就只能是去年上的那一大批项目的延后投资需求，但这部分需求肯定是递减的。当然还有消费，可是如果不改变高、低收入居民间的分配比例，消费就是出口和投资的函数，即只有出口和投资增长消费才能增长，而不可能成为引导需求增长的独立变量。
所以，如果投资增长难以持续，消费在目前条件下又难以挑起需求大梁，这种缺乏持续内需扩张的经济增长，我们能认为是复苏已经踏到实处了吗？
第三，“保8”的成功显然是建筑在国有经济的投资扩张上，从去年上半年的贷款结构推测，在去年全年投放的近10万亿元贷款中，有超过70％是国有单位吸纳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高于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危机期间在政府的推动下，国有企业不会作出象民间企业那样的投资收缩反应，这是中国能率先全球走出“V”型反转的重要基础，但是反过来看，由于复苏不是由市场主导的，到目前为止，内生性的增长动力就只是在外生动力促进下有所萌动，而只有在当今后的投资中非国有投资比重能再次上升到2003～2007年间的70％以上，我们才能认为经济复苏是被经济增长自身的要求推动的。
所以，当70％以上的投资是被国有单位推动的时候，我们能认为经济复苏已经踏到实处了吗？
在通胀背景下加息会损害经济复苏，是因为中国目前的通胀是输入型与结构型通胀，这两种通胀的特点是都会增加企业的成本，相应冲减利润，企业为了保持合理的利润水平，才会以提价方式把通胀压力向市场释放。加息能抑制通胀的原理是利息出自利润，利息增加企业利润就会减少，从而通过压低企业的需求扩张来压低物价水平。
利润是企业的内生性增长动力，没有合理利润，企业就没有扩大生产和投资的要求，如果利润已经因通胀而受损，加息就是把企业利润压得更低，其结果就是丧失经济的内生性的增长动力，而这正是我们在2008年上半年所看到的现象。我们已经错过一次了，是否还要再错一次呢？
既然经济复苏还不稳固，对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复苏势头就必须倍加珍惜，如果明年世界经济的二次探底开始露头，到2012、2013间趋于严重，则中国经济就是今年出现某种程度的过热也不应对加息，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当外面要变冷的时候，我们先把屋子里边的火烧旺，才能从容地对抗外部严寒。
说加息也解决不了通胀问题，是因为通胀的原因不是由于国内需求过大，而是由于输入性与结构性这两方面原因。
输入型通胀的源头在外部，主要原因是巨额国际资本炒作国际大宗商品期货，导致中国进口的大宗商品价格不断攀升。去年二季度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从危机中的低谷开始攀升，到四季度中国就开始出现了通胀势头，这种前后影响的一致性充分说明了输入型通胀对中国的影响。由于源头在外部，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加息就制止不了输入型通胀。
结构型通胀的源头在国内的食品价格，核心是粮价，而粮食供求长期紧张导致粮价长期上涨，是由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决定的。未来20年，中国还将增加1?7亿人口，而耕地面积由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还要减少，因此增加粮食产量的唯一出路就是提高单位耕地的产出量，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报酬递减”现象，即为获得每单位新增粮食产量，都必须付出比以前更多的农业生产资料投入，结果就是农业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推动粮价及食品价格上涨。加息既抑制不了人口增长，也不能增加土地供给，所以就治理不了中国的结构型通胀。
说加息治理不了通胀还因为，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各国的货币体系已经或多或少地在事实上连通了，中国即使没有实现金融开放，也可以见到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流出的现象。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人民币与其他主要货币的利差过大，就会引发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从而在外汇占款项下出现相应的大规模货币投放。这种情况在2007～2008年中国为治理通胀而不断加息的过程中已经明显出现过，目前欧元一年期存款的利率是1?1％，美元不到1％，日元更低，而人民币已高达2?25％，如果继续加息，引来的国际热钱就更多，其结果是为了减少货币投放的政策却刺激了货币投放，实施宏观调控的动机和效果就会正好相反。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加息的目标是为了治理资产价格上涨，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已经为普通百姓不可能承受，必须用加息手段来控制。此外股市泡沫也很大，也与过低的利率有关。需要看清楚的是，即使在发达市场国家，也不是人人都拥有房产，也是有将近一半的中低收入人口是租房。中国目前的房地产政策之所以让百姓不满，是因为房改走的是全面市场化的道路，这样就让将近一半的城市居民陷于永远也难以改善住房条件的境地，所以，在房地产领域需要的不是压抑房价，而是要以公共产品的形式解决中国一半城市人口的住房问题，对中高收入人口的住房则实行充分的市场化，这就需要“二次房改”。说股市有泡沫道理也不充分，凭什么生产规模一样，美国的爱克森?美孚公司的股价就是100美元，而中石油却只有不到2美元呢？如果在未来中国必然要开放资本市场，就最好在开放前让中国企业的股价涨起来，不要让外国人拿走我们的便宜筹码。需要做的工作是，通过怎样的方式让全体中国人民在中国股价的上升过程中，能普遍分享到财产性收入。
如果加息不可行，又必须控制住货币供给增长过快，则数量型的货币政策如适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还是应该的。此外，在反通胀方面，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方法对中低收入人群进行物价补贴，效果会更好。今年的通胀曲线应该是前低后高，上半年可能在3％，下半年可能会上升到5％，全年4％。由于世界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就至少在未来中期内会对需求形成压力，因此国际大宗产品的价格虽然会继续上涨，但不会暴涨，这就决定了在中期内中国的通胀可能是在6％以下的温和型通胀，用财政的转移支付就可以很好地消除通胀的影响。
从长远看，货币政策的重点可能应该从以往的以稳定物价为主要目标向“保增长”转变，而由财政的转移支付政策来抑制通胀的后果，这就是“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