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频出，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会扩大对外开放

　　刚刚结束的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强调要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以及“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近年来一系列政策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后的举动彰显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开放的决心。直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一天（12月7日）印发《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成功举行第二十四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以及签署《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升级议定书，以及中国向多国开放互免签证，中国驻外使领馆自2023年12月1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按现行收费标准75%收取来华签证费等等举措，可以清晰地看出：

　　中国不仅作出了持续全面扩大经济开放度、建设高标准开放经济的郑重承诺，而且是实实在在、持之以恒地不断推进。中国实际上正越来越显著地发挥着全球自由贸易旗手的作用。

　　从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我们可以对党和政府持续推进建设高标准开放经济的一以贯之的意志看得更加明晰。

　　须知，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最初批准印发的上海自贸区方案只不过是在局部设立的“试验田”，随后逐步在全国其它省市设立类似的“试验田”，而这一次是把开放度最高的“试验田”许多措施向全国推广实施。其中包含了众多在全世界堪称前沿的新兴贸易和方式和金融工具，从电子支付所需的数字身份跨境认证与电子识别，到“单一窗口”建设数据跨境交换系统，到推动电子提单、电子仓单等电子票据应用，到人工智能应用，几乎尽数囊括。磨剑十年，这样的经济建设长期性推进措施，在当今世界实属罕见。

　　全球动荡，中国经济面临更复杂的国际环境

　　纵览当今世界，无论是经济环境还是政治、安全环境，都笼罩在动荡和衰退阴影之下。

　　在2023年经济增长实绩和明年增长预期方面，就总体而言，尽管今年是防疫管控全球全面放开第一年，去年尚未实现全面放开，但全球经济增长率不如去年，且预期明年增长率比今年进一步下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IMF）今年10月号《世界经济展望》（WEO）经济增长及预期数据，去年全球经济实际增长率3.5%，其中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率分别为2.6%和4.1%，今年预计全球实际增长率3.0%，其中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率分别为1.5%和4.0%，比去年的实际增长率全线下降。预计明年全球增长率2.9%，其中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率分别为1.4%和4.0%，比今年更低。

　　在宏观经济稳定性方面，以2022年3月美联储加息为标志启动的这一轮西方主要中央银行强力紧缩货币政策，其“抑通胀”收效不及预期，不仅导致西方国家和其它很多经济体消费价格居高不下，居民生活水平“体感”糟糕，而且进一步损害了西方国家制造业发展根基，导致西方国家金融业、房地产等资产市场风险频发，债务市场风险急剧积累上升。

　　特别是美国政府赤字、债务、债务还本付息规模急剧膨胀，蕴藏着可能危及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根基的爆炸性风险。同时，这种持续时间和强度均超过普遍预期的“暴力加息”，在新兴市场引发的资本外逃、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等冲击也相应大大超过了预期。

　　从经济周期长波跨度上考察，由于基础性科技进步相对停滞等根本性原因，以2014年下半年国际石油市场行情雪崩为标志，世界经济步入将延续10年以上的低增长高波动阶段。“新冷战”阴影、大规模高烈度局部战争（如乌克兰战争）、对大国的全方位制裁狂潮和“脱钩”、“去风险”的努力，所有这一切又在进一步拉长这个低增长高波动阶段。

　　在这样的经济动荡环境和衰退风险压力下，乌克兰战争仍在持续，由此引发的制裁狂潮及其对全球经济贸易的冲击干扰还在加剧，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猝然爆发，又给全球经济遭遇的战乱冲击火上加油。

　　更令人担忧的是，明年西方世界面临三场重要选举：欧洲议会选举、英国大选和美国大选，选举结果将对世界经济贸易面临的环境产生深刻影响，而这几场选举都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甚至是颠覆性的不确定性。

　　面对这样的世界经济与政治、安全环境，作为已经蝉联14年且日益遥遥领先的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持续快速增长的进口大国，作为本世界以来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国家，历年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在30%左右，与美国合计贡献了本世纪以来历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半。中国的决策对全球经济贸易的稳定、活力有着不可替代的关键影响。

　　无论西方国家如何，中国要走开放之路不动摇

　　中国在扩大开放，美国议员在大声疾呼“中国大蒜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美国政府在与墨西哥签署协议专门审查涉及中国企业的外国投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后，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样的对比更能充分显示中美两国经济贸易政策截然相反的取向。而这样的鲜明对比几乎比比皆是，并不仅仅发生在今年，2021、2022年之交短短八天之隔，中美两国分别作出截然相反的重大贸易决策，更是充分显示了这两个大国背道而驰的发展方向。

　　2021年12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以“有罪推定”禁止从中国新疆进口一切产品。

　　2022年1月1日，中国始终力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亚太十国率先生效实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越南、泰国、柬埔寨、老挝、文莱名列其中，韩国于2月1日加入生效实施行列，已经签署该协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四国将在履行完国内批准程序后相继生效实施，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横空出世。

　　更糟糕的是，这些在推进自由贸易方面言胜于行、在实践中不断构筑“小院高墙”给世界经济贸易设置障碍的作风并未仅仅出现于美国，而是已经蔓延到了其它西方大国，即使英国这个近现代自由放任经济哲学和自由贸易理论的故乡也不例外，而且早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后两天，中英两国分别采取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举动，充分显示了当前中国与西方迥然不同的精神风貌。

　　2017年10月17日，时任英国商务、能源与产业战略大臣格雷格·克拉克（Greg Clark）提议将在英外资企业并购审查门槛降低到原来的1/70（事实上扩大了审查范围）；18日，中共十九大开幕，习近平总书记以泱泱大国执政党领袖身份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进一步大幅度扩大对外开放、实行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目标。

　　考虑到英国是自由放任经济哲学和自由贸易理论的故乡，英国上百年来堪称是欧洲最自由开放的主要经济大国。又考虑到当时德国已经颁布实施了限制外资并购的新法规、而且法国和意大利支持将新的保护主义政策推广到整个欧盟，考虑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现状，……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显示当前中国与西方精神风貌的迥然不同了：前者满怀自信向外商外资扩大开放门户，后者对自己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外资外商收紧政策，却放任人员构成复杂、动机可疑、对东道国经济社会没有贡献的难民潮水般涌入。

　　让我们看看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故乡的商务大臣当时提出了什么样的主张吧！按照英国当时的法律，只有在英国营业额超过7000万英镑（约合6.1亿元人民币或9200万美元）（按2017年10月19日汇率100英镑兑873.45元人民币折算）、或市场份额达到25%以上的公司并购，才需要政府审查。而格雷格·克拉克建议将上述政府审查门槛降低到在英国营业额100万英镑（约合873万元人民币或130万美元），而且取消了市场份额达到25%的要求。

　　对比当时中国对外资企业经营者集中（并购）的审查门槛，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英国商业环境如今究竟还剩多少优势，英国商务大臣这些主张又将如何进一步恶化英国外资并购市场准入条件。

　　英国法规规定的外资企业并购审查门槛本来就长期低于中国。中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一条“经营者集中申报”规定，“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而2008年8月3日公布的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是满足以下两项之一：“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全球营业额合计超过100亿元，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年度在中国境内营业额均超过4亿元”；“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20亿元人民币，并且其中至少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超过4亿元人民币。”

　　而按照格雷格·克拉克的主张，那就意味着即使是小型企业的并购在英国也要经过政府审批了。因为克拉克主张的政府审查门槛是在英国年营业额873万元人民币，而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2011年制定的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标准，工业小型企业的标准是年营业收入300万—2000万元。主管部门大臣居然能够提出这样的政策，这还是昔日那个自由贸易政策理论的故乡吗？

　　反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的宣告：“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在实践中，中国没有通过官方公开声明自己要担当全球自由贸易旗手，但从特朗普时期到拜登时期，中国的实际行动正是在一步步向这个方向发展；中国推动世界迈向自由贸易，美国拖着世界走向贸易制裁；让我们正视风险和动荡，让我们在此基础上稳妥积极持续推进扩大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