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对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争议，再起波澜，引发各界关注。对于当年最早提出价格双轨的时间节点，对于在最重要的时间节点上，谁都说了什么，我并非当事人，没有资格置喙。

　　王晓鲁认为“这是一代人的贡献，是许多积极参与改革的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领导者、党政干部、农民、个体经营者和一批学者共同推动的结果。他们的贡献都不应忘记，简单归结为某一位或几位学者的发明未必准确。”[1]华生2011年的获奖感言，表达了差不多同样的意思。我比较同意他们的观点。

　　王晓鲁观点的主要依据，是1978年以后价格改革的实践，他举了乡镇企业和四川国企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例子，[2]是符合实际的。据张卓元同志研究，“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1978 年，国家定价占 97%，市场调节只占 3%;到 1984 年，国家定价占 73.5%，国家指导价占 10.5%，市场调节价占 16%”。“在工业品方面，从 1982 年起，陆续放开了小商品价格，第一批为 6 类型 160种，第二批放开 8 类 350 种。1984 年 10 月进一步规定，除各级政府必须管理的少数品种外，放开小商品价格。”“1984 年 5 月 20 日，国务院规定：工业生产资料属于企业自销(占计划内产品的 2%)的和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超产部分，一般在不高于或低于国家定价 20%幅度内，企业有权自定价格，或由供需双方在规定的幅度内协商定价。”[3]可见，价格改革的实践是走在莫干山建议前面的。

　　我这里想补充的是，双轨价格的实践和理论探索，还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

　　一

　　1956年前，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国营经济主要通过市场与其他经济成分相联系，与之相适应，那时的价格是双轨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经济主体以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为主，计划管控成为主要的经济运行方式，但总是有计划管不到的地方。例如，农村社队企业(开始叫农村工业)，城市里的小集体企业如校办工厂，农村集贸市场和个体长途贩运等等，都不可能纳入国家计划，只能完全按照市场需求自主发展、自生自灭，产品价格也是随行就市。

　　政治形势变化，对这些靠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影响很大。有时候它们被认为是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的有益补充，能得到一些支持，发展就快一些。有时候他们被当成资本主义的温床或尾巴，受到遏制，因此发展缓慢甚至萎缩。但伴随计划经济始终，它们顽强存在、生生不息，根本原因是民生有需要，市场有需求。

　　以社队企业为例，经历了几次起伏。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在毛主席要把公社办成“农、工、商、学、兵”五位一体的综合体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大办农村工业的热潮。1959年的统计，全国办了70万个农村企业，500多万人就业，农村工业产值100亿元，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4]。但随着后来国家经济遇到严重困难，政策重新调整，农村企业停滞、萎缩了。

　　进入1970年代以后，农村企业特别是农村工业，又一次兴起。如果说1958年的“大办”，主要是源于自上而下的理想主义。那么这一次，则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国有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被打乱，生产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而不受国家计划直接控制的农村，自发地适应市场的需求，填补计划经济的空白。当时极“左”横行，但政府还是给予一些政策扶持，社队企业在逆境中反而有了较大发展。1978年全国有社队企业152.4万个，职工2826.5万人，总收入431.4亿元，占当年农村经济总收入的29.7%。[5]为后来的农村改革和国家的改革开放，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实践经验。

　　二

　　实际生活的起起伏伏，与国家领导层思想认识及决策取向的变化，关系很大。

　　1956年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计划管理成为经济运行的统治方式，经济生活出现僵化趋势，引起陈云同志的注意和思考。他在1956年8月23日指出“现在要有国家市场，也要有在国家市场领导下的利伯维尔场。没有这种利伯维尔场，市场就会变死。”[6]9月11日他又说：“现在，就是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恢复一九五三年的情况，搞死了不行。应该是大的方面计划，小的方面自由。”[7]

　　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9月20日他在党的第八届代表大会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报告，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利伯维尔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利伯维尔场。这种利伯维尔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8]

　　这段论述，后来被人概况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但陈云的讲话中提到的是计划生产和自由生产，国家市场和利伯维尔场，并没有计划经济的表述。因此我认为，这样概况是否准确，还是可以商榷的。但无论如何，他的论述针对的问题是经济被搞死了，强调的是充分利用市场，搞活经济，这是毫无疑义的。

　　无独有偶，1956年底，针对各地出现的“地下工厂”，毛泽东表态，可以使其“成为地上，合法化”，他还十分形象地说“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陆续，薄一波、陈云、刘少奇也都发表了同样的意见。[9]

　　可惜，1957年开展反右运动，政治形势急遽变化，阶级斗争的弦越崩越紧，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不再提起了。包括陈云同志在党的八大上的报告提出的建议，均未能转化为具体政策。但陈云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系统全面地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应该如何运行，并且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因而还是在社会上有广泛、深刻的影响。1957年，薛暮桥同志写了《经济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内部)，文章质疑当时已经露头的“左倾”思想，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否需要百分之百的社会主义，是否允许小商品经济甚至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来使消费品生产能够适合人民多方面和多样性的需求，等等。[10]这些意见，显然是与陈云同志的观点是一致的。

　　尽管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政治上导致荒谬，但对经济领域里，国家计划管不到，属于自由生产、自由定价、自由流通的社队企业，国家领导人却往往情有独钟。1959年，毛泽东曾对农村办工业大加赞扬，说这是“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之所在”。70年代社队企业再次兴起，也与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的重要批示和直接支持分不开。[11]

　　客观地看改革开放之前30年，尽管主张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观点，居统治地位，计划管控一切的调门越来越高，但靠市场调控的自由生产、自由定价、自由交易的经济，却始终存在。两种经济运行方式并存的事实，基本符合陈云当年的分析。双轨价格，自然也是始终存在。

　　30年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有反复、有自相矛盾、有相互矛盾，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尚处于探索阶段，还比较幼稚，不成熟。

　　三

　　实行价格双轨制，是改革国家经济管理方式的政策性建议。这个建议的理论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仍然要受价值规律调节、支配，包括国家计划必须遵循价值规律，企业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扩大再生产等等，也都必须接受价值规律即市场的调节。

　　在我国，大约80年代初、中期，这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成为社会共识。但在改革开放之前，这却是经济理论界的一个巨大挑战，挑战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挑战斯大林的权威，挑战党内的极“左”观点，反思苏联东欧各国和我们自己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分歧多，争议大，几乎所有的经济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卷入进去。有时候，政治环境比较宽松，能够开展正常的学术研究和观点交流;有时候，政治环境恶化，不利于学术探讨;特别是文革期间，许多人面临“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之类的指控，被剥夺研究问题的权利，甚至有牢狱之灾。

　　总的看，攻克这个理论课题，主要是老一代经济学家的集体贡献。他们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一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商品经济，原因何在;二是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怎样运行和管理。这些我们今天看来已不是问题的问题，却是老一辈学者几乎耗尽毕生精力去攻克、解决的。有的人为此一生坎坷，甚至坐牢、牺牲。

　　例如顾准。他1956年写了题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长篇论文，1957年初在《经济研究》发表。我归纳他的主要观点有：1.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意味着必须计较劳动耗费，在大生产条件下，这只能通过商品交换和货币关系才能实现。因此，即使是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也仍然是商品经济。2.国家的经济计划要受到价值规律的制约。3.计划很重要，但只应规定大的比例关系且具有弹性，不能干涉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企业应根据市场的需要和变化，通过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自动调节生产、分配、产品转移与消费之间的关系。4.企业经济核算的内容，有价格、成本、利润、劳动者报酬、扩大再生产投资等等。严格的经济核算，可以改善管理，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力。企业经济核算是价值规律的一种表现形式，其结果也为制定、调整计划提供依据。

　　顾准所提出的观点，特别是2、3、4点，用我们今天的话语，就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对于产品价格，他恐怕算得上是我国经济理论界，主张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第一人。他在文章中，还分析了社会主义价值与价格的运动规律，价格与货币的关系，等等。他的观点，现在读来，仍有强烈的时代感。

　　顾准是难得的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他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论断，表现了极大的理论自觉、自信，但却给自己带来灾难。他写这篇文章时候，已经被撤销了领导职务，文章发表后，康生看了说，这样的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于是，他1957年和1965年两次被打成“右派”，长期下放农村劳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但他却自强不息，乐观面对厄运，抓住一切机会，追踪国际学术思想的前沿进展，始终坚持对中国命运、社会主义命运、人类命运的研究思考，直至在困顿、病痛中告别人世，未能看到后来的平反昭雪，终年59岁。由于一些偶然的原因，他的一些思考才被保留下来，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又如孙冶方。他与顾准一样，既是老革命又是理论家。他主张，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主张企业核算，利润挂帅，自负盈亏;主张产品按生产价格即按资金利润率计价，等等。尽管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产品经济，但是他借用商品经济理论范畴的研究方法，还是给了人们很大的启发。由于他在经济界的地位高、影响大，被陈伯达诬蔑为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文革前就遭受批斗，文革中更经历了7年牢狱之灾。但他铁骨铮铮，迎风而立，在任何压力下，都不改变自己的观点。

　　还有一些老经济学家，改革开放前孜孜不倦，为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做出突出贡献，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改革开放事业，卓有建树。

　　例如薛暮桥。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和江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在无锡举办“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经济理论界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重点讨论：1.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2.价值规律与扩大企业自主权;3.价格问题。薛暮桥是这次会议的主要领导者，致开幕辞和闭幕辞之外，还作了题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管理”的重点发言。他结合自己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实际经验，着重分析国家计划不能管得太多、太死，要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各类企业，根据市场需要，自主生产、销售。这时，他已初步形成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思路。这次会议，全国各地的经济学者和专家300多人参会，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并加以论证。专家学者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12]1980年9月，薛暮桥代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在全国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会议上作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要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作为改革的主要方向，过去只有计划调节而无市场调节，改革就是要改变这种僵化的体制。在党内高级干部会议上这样讲，还是第一次，引起领导干部们的热议，反对声音不少。后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肯定了他的提法，从此成为我国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13]1984年6月，他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不失时机推动价格调整。[14]1985年实施价格双轨制以后，一度社会商品价格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失控，出现较大的混乱。薛暮桥研究分析，主要原因是货币超发，产生普遍的通货膨胀。货币超发，又缘于基本建设规模失控。他于1986年6月向中央建议：“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说：改革不合理的结果体系，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我想加上一句：严格控制社会总需求(包括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保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是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从而理顺经济关系成败的关键。”[15]

　　类似薛暮桥这样的老经济学家还有很多，比较知名的如于光远、许涤新，还有当时属于中轻年学者的苏星、张卓元、吴敬涟、刘国光、孙尚清等等。至于名气小一点的学者，就更难以胜数，他们都为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我罗列上述陈年旧账，并不是为了否定1984年莫干山会议，和实行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建议的重要性。莫干山会议，是80年代一批中青年学者，走向改革开放一线的重要标志和里程碑之一。包括价格双轨制建议的许多会议讨论的内容，对推动中国改革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没有疑义的。

　　我想说明的是，作为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行改革开放，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1978年以后的事情，在这过程中出台的各项重要改革措施，也都有确定的时间节点。但是，许多重要改革的实践探索和基础理论的建设，则可以归根溯源到改革开放之前30年。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几代人的接力赛，恐并不为过。走得再远，也不应忘记来时的路，把几代人的努力归结到某个人身上，确实不够恰当。

　　(2019年8月1日星期四，崇礼)

　　注释：

　　[1]王晓鲁：“关于价格双轨制之争及其他”，《华夏日报》2019年7月8日。

　　[2] 参见上文。

　　[3] 张卓元：“中国价格改革三十年：成效、历程与展望”，《经济纵横》2008年12期。

　　[4] 这里的数据，系笔者2014年在网上查到的，标题为“乡镇企业”，无作者署名，出处不详。近日查阅相关研究，发现数据出入较大，例如王曙光教授“社队企业与新中国乡村工业化的探索”一文说，1958年社办工业260万个，产值62.5亿元。哪个正确，姑且存疑。

　　[5] 资料来源同上。

　　[6] 陈云：“要把市场搞活，以适应人民需要”，《陈云文集》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

　　[7] 陈云“大计划，小自由”，《陈云文集》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6月。

　　[8] 《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年)》P13，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

　　[9]转引自张学兵：“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地下经济’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4期。

　　[10] 参见薛暮桥：“我的经济观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我的经济观5》，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11] 参见王曙光：“社队企业与新中国乡村工业化的探索”，《中国农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12] 参见《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讨论会文章选编，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1月。

　　[13] 薛暮桥“我的经济观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我的经济观5》P13，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14]薛暮桥：“建议不失时机调整价格”，《薛暮桥改革论集》P101，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6月。

　　[15] 薛暮桥：“生产资料调价的关键是控制基本建设规模”，《薛暮桥改革论集》P108、109，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6月。

　　（来源：中宏数据库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