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40年历程回顾
2019/10/11 15:36:00
 

  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从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突破,以此为发端而展开的。联产承包的本质,是在坚持集体所有前提下,对农村土地使用制度进行改革。经过四十年的实践、探索,对农用地改革的市场化方向,全社会上上下下基本形成共识。当然,对具体的路径怎么走,也还存在分歧。

  有人说,农村改革只进行了一半。我认为,从土地制度改革的角度思考,这话有道理。除了农用地,农村集体和农民还有不少非农业用地,包括各类企业用地、公益事业用地、宅基地等等。从理论上概括,他们都属于集体建设用地。这些土地与农地一样,也都是农民的财产。应该怎么用,怎么管?实践中经历了较大的曲折。

  改革开放后大约有十几年时间,总的政策取向是鼓励农民利用这些土地走向市场,发展非农产业。否则,不会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而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又对中国的城市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不仅催生了大量小城镇,还培育了一些大、中城市,比较典型的是“珠三角”那些城市。例如东莞,改革开放前是个5平方公里的小县城,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产业不断集聚,现在已是600平方公里、84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了。其建成区范围有70%的土地,至今仍然属于集体所有,可以说是一个在集体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大城市。我国宪法规定,土地所有权不允许买卖,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是符合宪法精神的。本来,按这样走下去,有可能比较顺利地探索出一条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土地使用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路子,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比较完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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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文章]双轨价格实践与理论探源
2019/8/14 15:34:00
 

  近来,对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争议,再起波澜,引发各界关注。对于当年最早提出价格双轨的时间节点,对于在最重要的时间节点上,谁都说了什么,我并非当事人,没有资格置喙。

  王晓鲁认为“这是一代人的贡献,是许多积极参与改革的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领导者、党政干部、农民、个体经营者和一批学者共同推动的结果。他们的贡献都不应忘记,简单归结为某一位或几位学者的发明未必准确。”[1]华生2011年的获奖感言,表达了差不多同样的意思。我比较同意他们的观点。

  王晓鲁观点的主要依据,是1978年以后价格改革的实践,他举了乡镇企业和四川国企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例子,[2]是符合实际的。据张卓元同志研究,“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1978 年,国家定价占 97%,市场调节只占 3%;到 1984 年,国家定价占 73.5%,国家指导价占 10.5%,市场调节价占 16%”。“在工业品方面,从 1982 年起,陆续放开了小商品价格,第一批为 6 类型 160种,第二批放开 8 类 350 种。1984 年 10 月进一步规定,除各级政府必须管理的少数品种外,放开小商品价格。”“1984 年 5 月 20 日,国务院规定:工业生产资料属于企业自销(占计划内产品的 2%)的和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超产部分,一般在不高于或低于国家定价 20%幅度内,企业有权自定价格,或由供需双方在规定的幅度内协商定价。”[3]可见,价格改革的实践是走在莫干山建议前面的。

  我这里想补充的是,双轨价格的实践和理论探索,还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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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对城市住房制度深化改革的设想
2019/6/20 15:17:00
 

  一、关键是把房子的居住功能与投资功能区隔开

  一方面,住房作为商品,使用价值是供人居住,属于耐用消费品。消费者无论买房还是租房,都是商品交换行为。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土地有长期升值的趋势,因而房子(实质是土地)又可以成为投资品,可以投资保值,也可以投机赚钱。

  这样,住房市场的购买行为就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消费,另一类是为了投资或投机。社会上的低收入人群(即穷人)和绝大多数中等收入人群,买房或租房的目的是改善居住条件,更好地从事本职工作。而中等收入人群的高端人士和高收入人群(即富人),在满足居住需求之后,还有较多资金,就会考虑再买更多的房子,但目的已不是消费,而是投资保值。还有的人自己本没有多少钱,但头脑灵活、善于钻营,能够从银行或其他方面借来大量资金,购买大量住宅,转手倒卖赚大钱,这就是投机了。

  显然,对于社会上不同的购房需求,必须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性住房需求,要有专门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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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经济]土地制度改革之争
2018/11/16 9:31:00
 

  各种土地问题的总根源,是政府经营土地的制度安排。只要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不退出经营土地的职能,则土地问题的种种乱象,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就是说,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是把所有者与管理者分开。近些年来,我对这个问题讲得比较多,但我并不否认,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快速发展,政府经营土地的制度曾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于要不要改革政府经营土地的制度,社会上有不同认识,学术界有2个代表人物:贺雪峰和赵燕菁教授。

  贺雪峰认为,政府经营土地形成土地财政,是中国土地制度红利的体现,“是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两场革命而形成的新中国最重要的制度财产”。这样表述,是把具体的体制机制问题,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上,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

  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不经营土地,没有土地财政。改革开放的头20年内,逐步推行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并由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门承担经营土地的职能。但是,改革进展并不顺利。直到1998年以后,才在全国全面建立起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例如北京市是2000年以后),逐步形成土地财政。算下来,土地财政的形成历史满打满算还不到20年。就是说,计划经济30年加改革开放头20年,成绩也好问题也罢,与土地财政毫无关系。硬说土地财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形成的重要制度财产,恐怕是过于穿凿附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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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为什么重要
2018/10/29 15:33:00
 

  组建自然资源部,统一管理国土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彻底终结了过去涉及国土空间的多头调查、多头规划、多头管理,部门之间相互矛盾、相互掣肘、相互摩擦的局面,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制度基础。其重要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一、对未来国家规划体系的理解

  下一步,要在充分开展资源调查基础上,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划。这个规划主要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1.功能分区,如“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重点开发地区;如主要农产品产区、主要商品粮基地、主要生态环境保护区、主要矿产资源蓄积区等禁止或限制开发地区。

  2.城乡建设和人口的空间分布,如都市圈、城市带、城市组团的布局,人口转移的预测等。

  3.重要生产力如能源、金属冶炼、重化工及新兴产业的地区分布。

  4.重大国土整治(含土地、森林、草原、水域)项目安排。

  5.公路、水运、航空立体交通网络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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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与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与赵燕菁同志商榷
2018/5/29 10:36:00
 
  赵燕菁同志2013年在中宏网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城市化、信用与土地财政”,在社会上辗转流传,影响较大。后经增删修改,2016年再次被网络传播,题目改为“中国土地财政的历史、逻辑和抉择”,进一步扩大了影响。我注意到,燕菁同志最近的观点在侧重点上有些变化,他在2017年接受采访,认为融资型土地财政已经结束了历史使命,他说“中国经济一定要尽快从一次性的“投资型”增长,转向持续性“现金流”式的增长。认识不到这一点,中国经济就可能在下一个五年出现大问题。过去三十年的伟大成就,就可能功亏一篑。”这个说法,与他曾激烈批评的一边倒地指责“土地财政”的学界和舆论界,似乎有所接近,但其实他的分析方法和思维逻辑是一以贯之,并没有改变。
  在我看来,赵燕菁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也包括西方社会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缺乏深入理解和掌握,因而对于理论范畴、概念的使用过于随意,过于大胆,但却经不起推敲。
  一、城市化的驱动力究竟是工业化还是土地财政?
  赵燕菁同志说,“绝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这一表面化的解释妨碍了我们对城市化深层原因的认识。”什么是城市化的深层原因呢?他说,“技术进步和信用制度(即所谓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作者註)的结合共同启动了城市化与工业化,使得后两者成为伴生的经济现象。”他还说,“没有‘土地财政’,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不会出现,但同样,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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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经济]对土地制度改革一些观点的商榷
2016/5/2 10:50:00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精神,社会有关方面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解读,甚至存在完全相佐的意见。在学术研究领域,以及在党和政府内部,人们不管持什么样的意见,都应该受到支持和鼓励。对少数人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更应该特别加以保护。广开言路,可以砥砺相长;禁锢封锁,反而不利于统一认识,最终也是封锁不住。在解放思想的时代潮流中,人们的认识与事物的发展一样日新月异,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百思或有一得。出于以上认知,下面谈谈对有关土地制度改革一些看法的个人商榷意见。
  一、关于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利益平衡问题
  有人认为,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经济发达地方的农村、农民获得较高的土地增值收益,而土地增值并非源于农民的投入,是由于土地用途改变,由于政府投资引起的。发达地区的农民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对于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民来说,有失公平,应该实行“涨价归公”。我认为,这种看法确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
  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建设主要是由政府投资。但政府的资金来自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辛勤积累,其中也包含广大农民的贡献。那时,通过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价格剪刀差,我国农村、农民承受了比城市居民更大的牺牲,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大量宝贵积累。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城市的发展与农民没有关系。改革开放以后,亿万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办乡镇企业,带动了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形成了大量小城镇,促进了许多大中城市的发育成长,恐怕就更不能说城市的发展与农民没有关系了。
  至于规划用途改变导致地价上涨的说法,也不十分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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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研究
2015/1/5 14:11:00
 

  土地具有资源和资产的双重性质,既是人类生存的环境空间,也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既有自然特性也有经济特性,尤其是对于社会保障还不健全的中国农村,土地更是农民生存的根本。目前,由于受市场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受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制度割裂的制约,土地的重要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发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改革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国有土地市场建立多年,已经有一套比较规范、成熟的管理办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尽管客观存在,但并不被法律认可,没有纳入政府的统一管理,不能健康发展。因此,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关键点,是从法律制度上承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按照同地同权同价的原则进入市场交易,并由政府按统一的市场规则进行管理。

  为推动这项改革,需要了解我国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的现状和问题,分析阻碍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原因,并提出如何实施改革的建议。

  一、亿万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我国集体建设用地市场早已有之,于今为烈,这是客观事实。搞清这一点,还要从乡镇企业及其前身社队企业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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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文章]苏星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与贡献
2010/11/10 15:50:00
 
谨以此文纪念苏星同志逝世3周年
  苏星简介:
  苏星(1926--2008),祖籍山东省莱阳县, 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其特点是从专题入手,每个专题都经过数年乃至数十年积累。所研究的主要专题:城市住宅问题;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与实践;价格改革;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苏星的这些研究,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在专题研究基础上,苏星于晚年写作并出版了《新中国经济史》,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惟一一部个人撰写的新中国经济史专著。这部书以新中国50年的重大事件为线索,全面、准确地记录了新中国经济发展变化的轨迹,为后人留下一部信史。书的体例、叙述风格和所用史料,都新颖、独特、别具一格。苏星生前曾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等职务,一生主要从事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经济研究。但他辛勤耕耘,持之以恒,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专著16部,发表论文250余篇。他的有关著作、论文,先后获得首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第四届和第八届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他还主持或协助主持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大学教材)、《政治经济学辞典》、《简明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第一版)社会主义部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程》(党校教材)、《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经济学部分的编写工作。他是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第八届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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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经济]解析土地财政
2010/9/2 15:31:00
 

  什么是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包含二部分。一是与土地有关的税收,如耕地占用税、房地产和建筑业等的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等。目前地方政府重点征收的是房地产税和建筑税,高的已达地方税收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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