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浙江省承担中央交给的“三大对口”任务，一是“对口支援”，包括1995年起的援藏，1997年起的援疆，2010年起的援青（海），目的是“助力边疆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二是“对口帮扶”，1996年起与四川、贵州、湖北、吉林四省签订东西部扶贫协作协议（80个贫困县），现已全面超额完成，目的是“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三是“对口合作”，2017年起结对吉林省，目的是“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除此而外，我省还对口支援了四川省广元市的青川县重建。12年前的那场汶川大地震，“汶川、北川、青川”这“三川”属极重灾区，三年间浙江省拿出了一百来个亿，在一片废墟之上帮助重建了一个全新的青川县。还有对口帮扶重庆涪陵的三峡移民，等等。

据中国政府网，在5月23日的全国政协会议经济界联组会上，有的委员谈到，要坚持从完善市场机制出发，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他的发言后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经过改革实践，我们认识到，决不能不克服市场的盲目性，也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要努力将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得更好一些，这是一个止于至善的过程。

之前参加过几地的“十四五”规划思路咨询，有综合的，也有专业的；有仅限于五年的，也有延展至“十六五”年即现代化新征程第一阶段的（至2035年）。总的一个感觉是，对未来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估计有点不足；而对预期奋斗的目标和定位，则设定得太高调了一点。

譬如说，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以“脱钩”为表征的对我全面围堵和打压，总以为是小小泥鳅，掀不起什么大浪。而新冠肺炎病毒的肆虐，也不过是个把季度，顶多一年半载的事情。至于华为的“打而不垮”和全民战疫的历史性转折，又让人底气足足、信心满满：“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原先中央提“六稳”，现在提“六保”。毫无疑问，这是“降维打击”，底线思维。预期的稳不住，但底线要保牢，否则会出现颠覆性的大错，会造成翻盘性的后果。

之所以将“六稳”调为“六保”，主要是因为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与此相伴生的，还有美国等西方势力从政治到经济各方面对中国的施压和围堵。在此情势下，保持战略的定力很重要。但很多我们无法左右的东西，也不要牵涉太多的精力。还是那句话，主要是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

日前有幸到某地区，参与一个关于建设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的考察调研。在和当地官员的座谈交流中，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国家争取来这个区那个区、这块牌子那块牌子，归根结底是要谋求当地经济实实在在的发展、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益。但现在我们遇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诸多很好的设想和谋划，最后一到落地开花的时候，就往往滑入了“这也不行、哪也不行”的困境。结果是多少年过去了，那美好的规划蓝图，还是“嘴上喊喊、墙上挂挂”；那块土地上的城乡面貌，还是“年复一年、山河依旧”……于是我想到，与其把精力更多放在美好蓝图的绘制上，还不如好好地分析一下，为什么好事总是办不顺、办不成、办不好？原因到底出在哪里？依我浅见，起码有如下两条：

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土地管理法》修订以后，农村建设用地和城市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以后，前进了一大步，但还远远不够。

对农村宅基地制度的改革，大的思路可以有四条：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增长模式，走了一条有别于一般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加上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人为地压抑了城市化进程。
……

(成文于2005年12月26日)世界卫生组织日本神户健康发展中心主任威尔弗瑞德·克莱泽尔博士，2005年11月20日在上海召开的“上海健康城市国际论坛”上表示，在全球化背景下，快速的城市化已对人类健康构成挑战，而人类对此准备不足。

真是“卖啥吆喝啥”。而学科一交叉，新概念就冒出来了，叫做“健康城市”。

(成文于2005年11月27日)不经意读到这篇报道，很为它的题目《城乡一体化不是“一样化”》鼓舞。文章一开始，便大段引述了郭占恒先生的一番宏论。而我与郭先生原先就相熟，为此大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感慨了。

大约于2003年9月，我因“看到不少文章，有意无意地把城乡一体化，理解成了城乡一样化”，并担心“如果这样来把握‘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那是非常危险的”。于是在中国城市化网站上发了一个帖子，声称“千万别把好经给念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