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投资协定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协议，预示着中国的第三次开放。”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认为，第三次开放不仅仅是主动的开放，更会是在很多领域的单边开放。
对此，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副主席刘亭撰文提出，在中国事实上已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情况下，我们的开放，既不是“由外而内”的单边开放，也不是“由内而外”的单边开放，而是“兼容并包、扬长补短”的双向开放，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自主开放。
以下为刘亭原文。
年末岁尾，传来了一个大好消息：中欧双方领导人通过视频向全世界共同宣告，历经7年之久，中欧投资协定完成了全部谈判！
郑永年先生在其《中国的第三次开放》一文中评价：“中欧投资协定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协议，预示着中国的第三次开放。”
郑永年：中国的第三次开放
何谓“第三次开放”？先要说明前两次开放。对此郑先生娓娓道来：
“第一次开放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是英国的军舰和西方列强强迫打开了我们的国门。第一次开放是被迫的开放。”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我们开始了第二次开放。这是一次主动的开放。”
那“第三次开放”，很显然就是指这一次以中欧投资协定为标志新开启的“单边开放”了。
他进一步阐述到：“我个人认为我们今天正处于第三次开放的前夜。第三次开放不仅仅是主动的开放，更会是在很多领域的‘单边开放’。也就是说，即使美国的强硬派围堵我们，封锁我们，我们也要向美西方国家开放。”
我高度认同并极为赞赏他全文的观点，也理解其关于“第三次开放”命题的意思，但却不太认同他所概括的“单边开放”概念。
我以为，还是“自主开放”来得比较确切一些、精准一些。
中央提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以来，在正式文献中未见规范的定义，我们多是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加以领会，并参阅了多位专家的解读。
9月18日，我有幸参与《浙江日报》融媒体的电视访谈节目，应对主持人对新发展格局内涵的率先发问，我的理解和把握无非两句话：一句是“自主为要”，另一句是“循环为重”，并且在随后展开以下解读：
什么是“自主为要”？就是我国要坚定不移地走好“自主开放、自主发展”之路。怎么理解“自主”这个词？可以借用我们过往常说的“自主创新”。
我们经常是有口无心地，就把科技创新和自主创新划了“等号”，却没有琢磨透其中的“自主”是啥意思。而这正是当下面对美国以芯片、软件等“卡脖子”技术开展的科技战中，我们陷于被动的一个主因。
什么叫“自主创新”？也就是在践行持续创新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针。
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创新如此，发展亦如此。”当然，拿到今天来看“第三次开放”，更加是如此了。
第一次开放是我们不情愿的，但是人家世界市场的“野心”和船坚炮利的“野蛮”，根本容不得讨价还价，亦从此开启了国家和民族积贫积弱、屈辱悲惨的沉沦百年。
“雄鸡一唱天下白”，历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28年民主革命，新中国开启了国家和民族走向繁荣富强、改革开放的复兴百年。
尽管还没有走到本世纪中叶，还没有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我们对建设现代化新征程的预期是美好的，对最终实现我们既定的奋斗目标是充满必胜信念的。
退一万步，“小康”还可以“内生”，那现代化则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实质性要求，即它必定是面向世界、全人类的，必然是国际化、全球化的。
在苏联易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大背景下，福山已然宣布了“历史的终结”。但新世纪以来的“大变局”，则昭告我们“第二次开放”的外部条件已大为改变，仅仅停留在“主动开放”是远远不够的，势必要进入到“第三次开放”，进化到“自主开放”。
这就像作为辩证法精髓的“否定之否定”和“螺旋式上升”，或谓孔夫子所说的“执其两端，取乎中庸”。“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自主开放才是最靠谱的--它既体现了唯物论的“两点论”，又彰显了辩证法的“重点论”，理应成为“第三次开放”的实质和要害。
当然，其中的“我”，肯定不是某个个人，甚至不是某个党派；而是人民，人民的利益和福祉。
只有当一个政党，真正践行的是“为人民服务”、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时，这个政党才配得上这个看似最自私、实质最“无我”的 “我”。
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虽然改革开放已经多年，但对市场经济我们始终有点战战兢兢、躲躲闪闪。还是小平同志“南巡”的大白话，有如醍醐灌顶，令我们茅塞顿开，跳出了“姓社姓资”的无谓纷争。
为什么他就敢说这个话，因为他坚信“三个有利于”的“定海神针”。按照这个最高标准一衡量，该开放的就开放，该引进的就引进，该搞市场经济的就搞市场经济。
所谓“自主”和所谓“以我”一样，深层次的价值取向就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坚守这一基本尺度，我们的开放就是“自主开放”，就完全没有必要跋前踬后、动辄得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