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市第二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报告

（2009年3月19日，摘录）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分析

    2008年，整个世界陷入了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百年一遇，现在还在深度蔓延，严重的程度、影响的深度和涉及的广度，远远超过上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端国美国，至少涉及3万亿美元的直接坏账。其中房地产次贷的坏账有1.4万多亿美元，信用卡、汽车租赁等金融类的坏账有近6千亿美元，各类实体经济企业的资本金坏账也有上万亿美元。美国的金融衍生工具繁多，这3万多亿美元的坏账造成差不多50万亿美元的资金市场、债券市场和各种杠杆产品以至整个金融体系连环紊乱。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美国金融危机的负面拉动，殃及欧盟20多个国家也形成了差不多2.5万亿美元坏账，亚洲地区加上俄罗斯，差不多也形成了五六千亿美元的坏账。

美国金融危机绝非偶然，分析起来，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原因。

（一）直接的金融环境原因

第一，次级房地产按揭贷款。2000年前后，美国大规模地推进房地产次级贷款。次级贷款有两个特征，一是同意零首付；二是允许半年内不还本金和不付利息，从第六个月开始还息，直到第五年才开始还本付息。这样的制度设计，诱使大批穷人也疯狂地买房。后来房产涨价，买房人把房产增值的部分赎回，或者利用增值部分再向银行重新做一次零首付的按揭贷款，或者用这个钱去买豪华汽车，去全世界旅游，去做其它一些不切实际的消费。但银行的钱最终是要还的，到2005年、2006年，五年期限已到，要还钱的时候大家都付不出，加之房价并没有预期的那样持续上涨，利率上调又增加了还款负担，大量坏账就这样产生了。

第二，房贷证券化。如果只有次贷，那应该只是银行、房产商和老百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应该成为拖累全世界的坏账。但美国的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公司创造了一个金融产品，就是把按揭贷款证券化，当作债券发行。“两房”债券相当于美国的国家债券，所谓“3A级”的债券。本来，银行借钱给老百姓，按揭贷款应该按期找老百姓收款，老百姓若不还就去法院打官司清盘。现在，银行贷款1万亿美元，银行不是去跟房产商或者买房者收钱，而是把这1万亿美元当做优质资产，变成企业债券，借投资银行的手，通过资本市场，卖到全世界金融投资者手中。这样，这1万亿美元烂帐就变成了整个金融世界的坏账。这1万亿美元的按揭贷款，有5000亿美元是“两房”发的，还有5000亿美元是其他环节发的。

   第三，投资银行的角色转变。投资银行，本来是像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一样，是做中介业务。投资银行对消费者和投资者负责，对债券的信用及相关环节都要搞清楚。本来美国的投行，在全世界规模最大、历史最长。但这回美国的投行却没站稳脚跟，受到诱惑，发生了异化。自己也直接出面购买，直接赚钱。投行自己也变成买垃圾债券的主要的投资者。美国这些投行首先倒闭，大投行也未能幸免。

   第四，金融投资杠杆比太高。中国的银行，游戏规则很严，一般叫“存一贷三”，意思是一个企业如果有3亿元资本金，银行可以向他借贷6—9亿元。银行贷款，大体上要有8%—10%的资本金。也就是说，一个银行要贷款100亿元，自己必须有8亿元—10亿元的资本金。杠杆率大致是1：12左右。美国不同，杠杆率高达1：20、1：30甚至1：50，这就助长了投机。比如雷曼兄弟，自己有40亿美元资本金，按照40倍的杠杆比市场融资，可以实现1600亿美元。用1600亿美元去买垃圾债券，如果赢利5%，它就赚了80亿美元；但如果亏本5%，它就赔了80亿美元。它本身只有40亿美元资本金，一下子赔出80亿美元，银行就会崩盘。如果没有这么高的杠杆比，即使有次贷危机，影响面也会小很多。

第五，对冲基金造成紊乱。美国有非常丰富的、复杂的，也很经典、科学的金融衍生产品，比如对冲基金。这些产品，本身是数量经济学、物理学、数理学的集成运用，是科学的，无可厚非。但是，任何模型都有边界条件，边界条件一变，模型的意义和性质都会发生转变。由于社会金融的边界条件改变了，美国的对冲基金、各种衍生的金融产品就造成了现在的金融制度紊乱。政府无法管理和控制，老百姓也无法判断，最后连投资银行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因为金融衍生工具太复杂了。

第六，信用评级严重误导。美国次贷危机中，上万亿美元的坏账资产，两三年前都是评为3A级的。所以这些评级之中，或者可能有黑幕，或者是评级机构自己也没有搞清楚情况，导致信用评级对投资者的严重误导。

（二）间接的宏观体制性的原因

第一，充斥整个美国的透支文化。美国人主张超前消费，是一个热衷于透支的国度。从家庭到企业到政府财政，都充斥着零储蓄的消费文化，热衷于透支。1996年，克林顿总统第一届任期满，进入第二届任期的时候，美国经济持续增长，还有一点储蓄，但储蓄率也只有8%。到2007年底，次贷危机爆发前，美国储蓄率只有0.2%，而中国是45%。一个美国家庭，可能一个月的消费支出要以后三个月的工资才能平衡。美国的财政赤字也是非常高。2007年，美国有近4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但财政赤字积累已达到10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全国人不吃不喝，政府财政收入要两年半才能平衡。已经这样高的财政赤字了，但美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因为他们的习惯就是如此。现在闯祸了，引发金融危机了，美国的高管如原财政部长鲍尔森，在去年底，居然说美国金融危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和东方储蓄率太高，老借钱给他们，让他们用超了。鲍尔森跟中国是友好的，连他都说这样的话。这真像伊索寓言里的故事，一个坏孩子，挥霍无度，到处借钱不还，最后被官方抓进大牢，他没有反省自己的行为，反倒责怪自己父母和亲戚不好，留了那么多钱给他，形成了自己的坏习惯。

    第二，各种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积累。这种政治、社会危机的积累，没有直接表现为社会动荡，而是表现为金融坏账。美国议会竞选，民主、共和两党为千方百计争选票，都努力讨好选民。但不管哪一个党上台执政，一般不会否认、取消两党竞选时的承诺，不但认可承诺，还要作出更有吸引力的许诺。这样一届一届的许诺，最后导致社会成本极高，企业不堪重负，社会创业精神没了。一个社会的创业精神靠什么？靠良好的投资环境。如果社会对企业索取的成本极高，政府向企业收取的税费很重，就破坏了创业环境，扼杀了实体经济。比如汽车工业，美国芝加哥有300万产业工人，为汽车做零部件配套的工人有200多万，人均年收入在10万美元，加上各种养老医疗人均总成本15万美元。美国这么高的人力成本，不能承担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就向全球转移。本国实体经济不能承担而向全球转移，实际上就有经济危机的成分，这个危机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企业崩盘，最后变成了社会危机。

    第三，美国货币成了世界的主要货币所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布雷登森林体系建立起来，货币体系实行金本位，美元与黄金按固定比例挂钩，世界各国的货币与美元按固定比例挂钩。这样，因为要跟黄金储备关联，美元不能乱发货币，经济发展主要靠实体经济，不易出大乱子。到了1973年以后，金本位被废除，美元不跟黄金按固定比例挂钩，世界各国和美元自由兑换，没有什么比例。美国政府根据自己的感觉，要升值就升值，要贬值就贬值，要发货币就发货币，把全世界的钱拿来为自己所用。发了横财是美国自己的，闯下祸事是全世界来承担责任。所以这近30年来，美国在国际金融政策方面处于为所欲为的主导地位。

    第四，美国金融业的功能被无限放大。美国丢掉了“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服务业，实体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基础和主要战场”这么一个基本概念。金融系统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而存在，而是为自己的内循环而存在，越来越独立，越来越卡拉OK。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里根当总统的时候，美国的主流经济学派叫供应学派。供应学派认为，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要增加供应，鼓励全民创业，主张政府降低税负。全民创业，就业率就会高，等于老百姓自己救自己，不是靠政府抽企业的资金去补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保障水平越弄越高，政府负担很重，搞到最后政府不能承担，最终形成恶性循环。政府降低税负，企业就得到发展，企业多了以后，就业岗位就多，政府救社会的成本降低了。所以，里根执政的时候，美国搞星球大战计划，把多余的钱用在军事上了。里根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总统，上世纪90年代很多的事情和他有关。里根虽然只是个演员，但他的管理团队很好。里根之后这20年，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到前几年，美国经济本末倒置，重视虚拟经济过头了。

    以上6方面金融机制问题和4个方面宏观体制、政策性原因，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现在美国救市的招术，一方面是在宏观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一定调整，另一方面是对出问题的大银行、大保险公司进行救治。处理金融企业倒帐危机的办法就是三招，国际上，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都是用这些招，重庆从2003年开始重组五大金融机构也是用的这三招。

    第一招，股东重组。金融既然要倒闭，股东肯定不行了，就要让更强有力的股东进去。如果国有资本进去了，就是国有主导。以前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都是散户，2亿元资本金都是农民和小企业的投资，有150亿元坏账。要重组它，可以吸引各种农民资金、社会法人资金，但在问题银行面前，一般企业都不敢投资。为了增强对重组的信心，国有资本就要进入，我们让渝富公司进去，国有控股了，大家有信心，就跟进了，农商行的资本金从2亿元增资到60亿元。再如西南证券，原来没有国有股东，16亿元资本金坏掉了15亿元，还挪用了民间的保证金。如果听任它倒闭，处理善后要花二三十亿元。我们采取拯救措施，让国有股进去了，工作进展也很顺利，现在是全国最好的证券公司之一。现在的重庆银行，也有10亿元的股份是国有性质。美国去年三管齐下，第一管就是股东重组，进行国有化。现在花旗银行都有国有股份，摩根士坦利也国有化了。

第二招，债务打包。朱镕基任总理的时候，把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打包处置了，这几年家宝总理通过中央汇金公司，也把1万多亿元不良资产打包处置了。前前后后十年，中央政府用债务打包的办法，消掉了3万亿元银行坏账。重庆银行重组前有24亿元坏帐，农村商业银行重组前有150亿元坏帐。原来的万州商业银行22亿元贷款，居然有16亿元坏账。我们通过债务打包，前后共处置了300多亿元的坏帐。美国政府所谓上万亿美元注资，就是打包性的。即成立一个所谓的坏银行，专门收集有毒资产，也就是银行坏帐，类似于我国的四大资产公司，负责剥离坏账，然后由这个银行自己一点点消化。

 第三招，增加现金流。所有的银行重组，坏账剥离，如果没有现金流，一切都无从谈起。金融市场运行正常的时候，银行之间本来可以拆借资金。但是现在发生了金融危机，仅美国就有几十万亿美元和坏帐搅合在一起，所有的债主或者企业都不敢借钱给别人，生怕借出去以后血本无归。银行没生机了，资金市场不活跃了，这个时候政府出面担保，这个钱政府出，或者政府承担银行借贷的坏帐损失，这样就可以增加市场信心。

二、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机遇

去年初，金融危机开始冲击我国沿海地区，六七月份蔓延到中西部地区，9月份以后，全国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从产业来说，从加工贸易、轻纺工业逐渐冲击到重工业。从经济体系来说，实体经济包括房地产业受到的冲击最严重。从金融体系看，主要是使企业的融资活动遇到了障碍。全国工业上半年增加值增长16%，到9月份降到9%，12月份降到6%。从上年16%降到全年的6%，意味着四季度已经负增长了。房地产方面，商品房价格和成交量持续下滑，有的地区房价下跌了六七成。

    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未能独善其身，但会最先复苏，最先走出困境。并且从长远来看，还会带动别的国家走出困境。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基于四点。

    第一，我国的金融体系是健康的。美国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现在差不多是零利率甚至是负数，美国的、欧洲的金融体系，不良资产20%-30%，“五脏六腑”出了大问题。我国的金融体系良好，银行资本充足率都在10%以上，不良资产不到3%，国有“五大行”不良资产在1%以下。国有银行政企分开，几大行还上了市，建立了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银行贷款的各种资金来源，各种企业拆借活动，都是健康规范的。我们在金融方面也还留有充分的宏观调控余地。比如说目前银行准备金率是17%，理论上可以下调到7%。美国的银行准备金率，早在这之前就已经降到很低了，现在是降无可降了，他们只能靠发国债。我国的银行利率现在降到五点几了，还有三四个百分点可以降。但是美国银行的利率已经降到很低，降无可降了。

    第二，我国有强大的内需。我国目前人均GDP3000美元，还在加速往1万美元发展。如果今后十几年，十三四亿人口人均收入增加1万美元的话，就是十三四万亿美元，那是一个不得了的内需市场空间。

第三，我国有雄厚的财政实力。中国财政过去几年每年都增长20%—30%，而且财政赤字越来越少。按照常规，一年的财政赤字不要超过当年GDP的3%，中国近些年都大大低于这个安全线，目前历年财政赤字积累没有超过GDP的20%。但美国财政赤字积累达到了10万亿美元，己占到GDP的80%-90%。如果这次金融危机几万亿美元再添上去，那他一年的全部GDP还不够还债。近几年我国国债发得少，今年就算发9000亿元国债，占GDP的比重也不到3%，理论上也十分安全。

第四，我国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作为国家进出口的概念，中国拥有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足以支付任何金融危机中的国际收支问题，这也是我们化解国际危机的重要手段。在1993年、1994年的时候，中国只有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现在是那时的100倍，这是我国实力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

这场金融危机虽然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冲击和困难，但也给中国带来至少四个方面的好处。

    第一，有利于降低原料进口成本。从长远看，中国是一个资源进口大国，原油一年要进口1亿吨，铁矿石一年要进口5亿吨，还有其它各种各样的原材料进口。因为金融危机，全球市场需求减少，资源价格大跌，降低了中国进口资源的成本。

    第二，有利于中国进行全球资源布局。如果没有这场金融危机，中国在全球资源布局中，现在正在做的一些事可能要五年甚至是十年以后才能做，才有能力做。比如像中铝收购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前后差不多花了350亿美元，这种动作在以前不可能，就因为金融危机发生了，给了中国机会。

第三，有利于提升国家银行的地位。金融危机彻底打乱了世界大银行的市值排名，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和瑞士银行等从前占据主导地位的银行排名纷纷下滑。目前全球银行市值排行榜的前10名，中国占了4个，而且工行、建行、中国银行是前三甲，这在十年前想都不敢想。那时候花旗银行不可一世，几万亿美元的规模，工行只是它的1/20。现在颠倒过来了，工行股市市值是花旗银行的20倍。现在中国的财经界在全世界说话的份量都不同了。

第四，有利于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1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在亚洲崛起，人民币的地位得到提升。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如果人民币进一步稳定，进一步升值，就有可能成为世界性的货币。等到这场金融危机以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发言权一定会加大，而这个加大的代表应该是中国。世界要形成新的货币体系的时候，应该是美元、欧元加一个亚元。亚元是谁？当然是人民币。这样一来，就是三大货币体系储备国，然后各国的货币和这三大货币形成一定的自由兑换，就是一个“三国演义”。到那个时候，如果美国不负责任乱发货币，美元一贬值，世界上更多的货币储备就是人民币或者是欧元，欧洲不负责任的时候也会倒过来储备人民币。当然，如果人民币出了问题，人家也会储备美元或者欧元。当全世界有选择余地的时候，货币体系储备国就会更加负责任，不能为所欲为。

第五，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强大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只要我们国家处置危机得当，迎来的是今后十年更灿烂的发展。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的十年，即到2020年，中国的GDP可能在今年的30万亿元左右的基础上，翻一番多，达到80万亿元。80万亿元用现在的汇率算是12万亿美元，如果人民币升值，与美元的汇率达到1：4，就是20万亿美元。美国GDP现在是14万亿美元，今年明年会负增长，然后慢慢复苏，到2020年时可能也就只有20万亿美元，比中国的GDP也多不了多少。

三、努力推动重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金融危机对重庆造成了五个方面的冲击

一是中小企业出现了融资难，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有的资金链断裂，濒临破产倒闭的边缘。二是工业销售值大幅度下降，从去年上半年34%的增长，到年底变成29%，实际上下半年只有百分之十几的增长。销售额下降，利润就减少，亏损就增加。三是就业受到了冲击，在外地务工的农民工大量返回重庆，在本市各类企业就业的工人下岗，两方面的问题交错在一起，就业形势就不容乐观。四是房地产出现困难。去年全市土地销售量减少一半，价格少了40%左右。房地产销售量比上一年少了20%，在全国减得算少的，但不管怎么说，房地产出现了低迷的状态。五是财政收入受到影响。重庆财政已经连续六年增长超过30%，但2008年只有24%的增长。24%的增长听起来也是很高，但上半年增长还在40%，到了下半年实际上只有10%、5%的增长。

（二）重庆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措施效果开始显现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应对。去年4月份采取了7条措施，四季度又按中央的要求出台了12条措施，所以全年经济增长还比较平稳。今年这些政策的作用还将进一步显现。从1—2月份的数据看，出现了几个亮点，已经有一些经济指标开始积回升。

一是银行贷款余额增长32%，31个省市中重庆排第一。在中央放松银根的背景下，大家都在增加贷款，全国平均增长18%，重庆增长最多，说明我们执行中央的决定最有力，借钱最快。这个钱到了大家手中，肯定会成为发展的动力。

二是房地产销售量同比增长20%，扭转了去年全年下跌20%的状况。相当于恢复到了2007年一二月份的水平。那时金融危机刚刚开始，房地产还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还是比较好的时候。

三是商业零售业增长了20%。同时，今年1月份重庆的中小排量汽车生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倍，长安股份、力帆轿车1月份销量分别增长18.9%和9.3%。

四是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增长14%。全国的机场大多是负增长，也有少数是微微的增长，重庆居然在不是旅游旺季的情况下，有比较好的增长，反映了重庆物流、人流情况比较好。

（三）重庆发展面临的三大机遇

   这三个机遇是国家给的，抓住了、抓好了，重庆就可以克服金融危机的冲击，不仅可以推动今年各项工作，还可为今后三五年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第一个机遇，国发三号文件。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和厚爱。三号文件对重庆有13个黄金定位，这些定位，任何一个省拿到，都可以凝聚人心，聚集要素，推动经济大发展。这些黄金定位包括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中心、工业基地等等，每个定位都可以引发一篇大文章，一个大规划，一批大措施。除13个黄金定位外，还有含金量很高的“12+10”条政策。其中，12条是市委、市政府去年初向中央要求的，包括4条财税政策，2条土地政策，1条金融政策，1条教育政策，2条开放政策和一批重大项目请求。我们算过帐，总的含金量有6千亿元。另外还有10条，是中央调研组帮我们向国务院提出的，里面有2千亿元的含金量。这“12+10”的政策进一步打开可以细化为145条政策。比如金融政策，包括柜台交易政策，期货远期交易所政策，电子票据交易中心政策等一共10条。教育政策展开后有7条，都很具体。比如说大学招生向重庆倾斜。全国每年可以扩招4—5%，重庆可以扩招8—10%。去年重庆招了17万人，今年就可以增长1.7万。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有1万多元，10年下来多招几十万人，相当于为重庆高校增加五六十亿元的教育资金投入。大家要好好的理一理这些政策。招商引资的时候，投资者特别是国外投资者虽然知道有国务院三号文件，但那么多条，很难消化。所以，我们应该把三号文件，作全面、系统的解读，弄成一个小册子，投资者一看，这是中国最好的政策，就到重庆来了。三号文件的作用绝不亚于上世纪90年代中央给上海浦东新区的政策。那时候中央决定开发浦东，给了10条政策，和重庆“12+10”的政策差不多。那时正是1989政治风波以后，世界各国围剿中国，封锁中国经济，1990年中国GDP增长只有4—5%。邓小平通过浦东开发，打破僵局，一招棋活，全盘皆活，到1996年已经是防过热的措施出台了。政策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要用好。

    第二个机遇，国家启动内需。国家以1.18万亿元财政投入，拉动4万亿元投资。1.18万亿元财政资金，目前已落实2300亿元，重庆在其中分得76亿元，占3%左右，超过重庆人口占全国1/40的比例，体现出国家对重庆的倾斜和照顾。更重要的是，国务院常务会决定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而这十大产业，几乎都是重庆的支柱产业，这也是重庆的机遇。比如说汽车产业，重庆是中国的四大汽车生产地之一；钢铁、有色金属，也是重庆的支柱产业；船舶工业，重庆三年前只有20多亿元，现在已经突破100亿元产值。所以十大产业振兴，都是重庆支柱产业板块中的内容。我们要顺应振兴计划，多向国家争取政策、资金和项目。

    第三个机遇，城乡统筹试验。国家给了重庆城乡统筹先行先试权。我们要把统筹城乡的过程变成启动内需、增加消费、拉动经济的过程，变成改革探索、形成工作亮点的过程。现在看来，重庆城乡统筹至少有五个方面可能成为全国的亮点。一是城市群的布局。重庆大城市面对中等城市，中等城市面对小城市，小城市面对农村，就象大中小齿轮一样相互传递，产生一个非常有机的互补的城乡结构。这有别于上海、天津，更加符合中国城乡统筹的实际，我们可以作出特色。二是重庆完全有可能在教育、卫生、文化方面走在西部前列。比如教育，重庆2006年已经实现了“普九”，高中阶段普及率今年可以达到90%了，2012年可以达到95%，实现“普十二”。1997年全国大学毛入学率14% 的时候重庆才7%，目前己达到25%，与全国的平均值相当。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重庆的大学毛入学率到2012年会到35%，2017年会到45%以上，2020年会到50%以上，实现普及大学。三是社会保障方面，有三号文件已经给我们的政策，2012年全市社会保障，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方面，完全可以走在中西部地区的前列。四是农民工问题可以解决得更好一点。主城是大都市，重庆有大工业，可以吸纳更多的农民工。最近我们也采取了一个措施，凡是从沿海地区返回的农民工，年龄合适的，读中等职业学校，市政府补贴2000多块钱，一年有3万个名额，当然这也得到了国家教委、财政部的支持，这有利于农民工就业。五是城乡土地要素资源配置方面的突破。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可以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假如每年有2万亩城市建设用地指标不是从国家要来的，而是土交所交易产生的，那我们城市化进程就加快了。如果按现在的土地指标交易价格，同时也意味着主城每年有20亿元到渝东南、渝东北，大城市实实在在地支持大农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