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也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它是知识和智慧的凝集，是理性思维与实践认知的有机统一。化解大面积、长周期存在的遗留问题，突破体制机制和自身条件制约的现实困局，应对新形势、新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必须走创新之路。只有通过创新，才能打破旧有格局，开辟全新路径，拓展矛盾和问题的解决空间。近年来，重庆抓住全球电子科技市场变化催生的机遇，从变革体制机制、调整政策和管理方法、优化资源配置、改变边界条件以及调整利益格局入手，力推经济发展模式创新。建设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和国内重要的云计算数据存储处理中心，就是一系列创新活动孕育的一个成功案例。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种工业品的国际市场大体萎缩了30%—40%。唯有笔记本电脑由于集成电路、液晶面板和无线网络三大关键技术的突破，呈现出“电脑笔记本化、笔记本电脑手机化”的新趋势，全球的市场需求仍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增长，业内预测，三四年内将翻一番以上。数据存储处理行业因为云计算技术的突破，也呈现出勃兴之势。正是这样的机遇，促成了重庆的“云端”计划。“端”方面，已形成3个品牌商、6家代工商、260户配套商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未来五年，产量将达1.2亿台，加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打印机、服务器、路由器等相关产品，将形成2亿台终端生产能力。“云”方面，先后与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太平洋电信、阿里巴巴等企业集团签约，五年后有望形成300万台服务器的数据处理能力，建成全国重要的集离岸、在岸为一体的数据开发处理中心。

作为中国西部的内陆城市，重庆何以成为国内外资源要素集聚配置的高地，博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除政策环境、生产成本和要素保障等比较优势作基础外，精髓在于，重庆推进了五个方面的创新。

创新之一：改变加工贸易组织模式，将加工贸易价值链的水平分工变为垂直整合

传统加工贸易以“水平分工”为主、“多头在外、大进大出”，整机装配在国内，原材料、零部件、研发设计、物流销售大部分来自海外。这种水平分工组织模式，决定了企业选址布局的取向，因为大规模、远距离的物流调配，不得不考虑占销售值20%以上的物流成本和物流效率。内陆既不沿边，又不靠海。这种模式，实际是阻塞了内陆地区加工贸易的发展之路。

重庆在加工贸易组织模式上“动手术”，变“多头在外、一头在内”为“多头在内、一头在外”，打造研发设计、零部件加工、整机组装、物流销售、贸易结算“五位一体”的内陆加工贸易基地。通过加工贸易价值链的垂直整合，使惠普、宏碁、华硕等区域总部和研发分支机构纷纷入驻，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纬创、和硕、仁宝等代工巨头先后抢滩，带动一大批零部件研发、生产企业集聚，实现就近生产，贴身服务，聚合组装，零部件本地配套率目前已超过50%，两三年内有望达到80%。从根本上克服了进项物流环节的不足，实现物流“零”距离、“零”成本。这种模式，既是对国际加工贸易实务体系的丰富，更为内陆地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借鉴。

创新之二：打通新的国际贸易大通道建设，变对外开放末端为对外开放前沿

物流周期长、效率低是内陆地区发展加工贸易的致命短板。过去，内陆出口都要先运到沿海，再通过海运绕道销往欧美，走了不少弯路，既增大了物流成本，也拉长了物流运输时间。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成为决定重庆加工贸易成败的关键。为此，重庆做了三方面努力：一是增辟航空物流通道。通过机场扩建、增加货机班次等，将航空货运吞吐能力从20万吨提高到了100万吨，2015年有望增至200万吨以上，成为国内大型国际门户枢纽机场。二是打通铁海联运通道。开通了重庆至深圳盐田港“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的集装箱“五定班列”，运时缩短一半，运抵欧非的时间比经“长三角”还快2天左右。三是打通渝新欧欧亚大陆桥。这条通道本来早已贯通，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发挥作用。在海关总署、铁道部的支持下，促成我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签订货物互通便利协议，重庆成为渝新欧专列始发站，到欧洲的货运用时比海运少20天左右，出项物流综合成本也大幅下降。

几条国际贸易大通道的打通，重庆由曾经的对外开放末梢变成了内陆对外开放的桥头堡。特别是渝新欧国际铁路大通道的开通，形成了一条比空运便宜、比海运安全快捷的“新丝绸之路”，改变了国内国际的物流走向，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中国中西部甚至沿海地区很多货物都借道重庆发往中亚、欧洲。安特卫普、杜伊斯堡等西欧城市纷纷和重庆“联姻”，争夺渝新欧国际专列的始发站资源。

创新之三：创新内陆保税区监管模式，搭建加工贸易发展平台

加工贸易必然伴生进出口物资的大进大出，必须有保税区提供便利。过去30多年，我国保税港区、保税区全都分布在沿海。内陆地区也曾提出设立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保税平台，但作用不大，货物进出口都要通过沿海海关查验和边检，重复查验，手续繁杂，费时费力。为了让加工贸易企业在内陆也能享受与沿海保税区同样便利化的通关服务，在海关总署等国家部委支持下，重庆获准设立了内陆唯一“空港”“水港”合一的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和全国最大的西永综合保税区，成为同时拥有两个保税区的城市，并借助GPS定位等物联网高科技手段，与边境海关建立了通关互认的机制，实现了运输全程只需“一次报关、一次申请、一次验放”。进口货物，可以直接到重庆保税区查验；出口货物，重庆保税区验放后即可直接放行；进入保税区的货物，一律享受境内关外的优惠。

通关模式的创新，使货物通关效率和安全性大大提高。周边地区进出口货物也纷纷通过重庆海关查验出境，重庆的国际物流聚散功能不断增强，内陆开放高地效应初步显现。

创新之四：推动发展贸易结算，积极开展离岸金融试点

国内目前的加工贸易额每年约1.2万亿美元，但最低碳、附加值最高的结算环节，基本都在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地，大量的利润和税收流失境外。为了维护国家利益，重庆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创新金融、外汇监管方式，夺回加工贸易离岸金融结算业务。惠普亚太结算中心移至重庆，宏碁、华硕也已分别在渝设立了具有结算功能的第二运营总部。同时，我们还与国家外管局协调，和贝宝、阿里巴巴等网络支付平台合作，打造中国最大的国际电子商务结算中心。照目前发展态势，未来三到五年，重庆加工贸易离岸结算额将超过2500亿美元，电子商务国际结算额超过500亿美元，形成各类跨国结算业务集聚的高地。

发展贸易结算一举三得：一是结汇，年结算额高达3000亿美元，有利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中间业务的发展；二是结税，包括印花税、交易税、版权税等，每年可形成200多亿元税收，实现价值财富的重新分配，捍卫国家利益；三是吸引一大批高级会计师等高端白领聚集重庆，促进高端金融人才队伍建设。

创新之五：构建民生服务模式，建设和谐稳定的人力资源队伍

针对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重庆创新性地推出了一系列改善用工环境的对策措施，收到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一是改革城乡户籍制度。为了有效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增强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避免每年“候鸟”式大迁徙，在充分论证基础上，重庆大力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鼓励农民工转户进城。推进过程中，坚持农民自愿原则，转户后城市的就业、养老、住房、教育、医疗等待遇“一步到位”，原有农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自愿、有偿、弹性退出。改革启动不到一年，已转户200多万人，两年内有望完成转户330万人的目标。这项改革措施，为城镇产业发展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用工保障，成为招商的一大“利器”。

二是建设公共租赁房。为了有效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重庆按住房总量30%政府保障、70%市场配置的“双轨制”模式和“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城市住房调控机制，在全国首先大规模建设公租房，力争三年内建成4000万平方米，形成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一般公租房“三位一体”的保障房供应体系，解决200多万新就业大学生、农民工和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由于建设过程中，不收土地出让金、配套费及相关税费，也不提取任何建设项目转让的利润，租金控制在同地段、同类型房子房租的60%以内。这项举措，既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同时也改变了企业办社会的既有模式，减轻了企业建职工宿舍的压力。

三是创新社区配套管理模式。尽管近年来大力推进企业主辅分离，但企业办食堂、办居住楼等社会问题依然比较突出。这既增加了企业负担，分散了企业精力，同时由于职工生产、生活局限在厂区狭小的空间，极易产生心理障碍，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重庆坚持以人为本，对企业员工的生活服务机制进行创新，努力提供人性化、社会化的服务。园区在规划时就配套了相应的社区，建设了人性化的职工宿舍或公租房，教育、卫生、购物、休闲娱乐、治安等设施或机构一应俱全。员工走出厂区就能进入社区，充分融入社会，有效解决了企业与社会隔离的问题，实现了真正的安居乐业。

创新是活力之源。在一系列创新举措的推动下，重庆发展正渐入佳境。未来五年，GDP有望达到1.8万亿元左右，人均GDP超过9000美元，工业销售值突破3万亿元，成为我国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