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外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国际生产持续向中国转移、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变相资本内流等因素之外，贸易顺差高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人民币升值的反向J曲线效应和出口退税新规所致。

　　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人民币升值与出口、贸易顺差高增长并行。2006年，人民币升值步伐明显加快。然而，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内一些主张通过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削减中国贸易顺差者声称的相反，2006年中国出口增幅为27.2%，超过进口增幅7.2个百分点；贸易顺差达到了1774.7亿美元，增幅高达74%.除了对外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国际生产持续向中国转移、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变相资本内流等因素之外，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人民币升值的反向J曲线效应和出口退税新规所致。

　　反向J曲线效应滞后货币升值的影响

　　一般而言，货币贬值有助于增强一国出口价格竞争力，进而促进其出口；货币升值则反之；所谓J曲线效应，则指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滞后影响。在货币贬值情况下，初期经常项目收支将进一步恶化；一段时期(往往是6—12个月)之后，经常项目收支才渐趋改善；再经过一段时期(往往是1.5—2年后)，经常项目收支的改善达到峰值，然后再度趋向下降。

　　这种经常项目余额的时序特征曲线犹如英文字母“J”，因而得名“J曲线效应”。

　　在货币升值情况下，经常项目收支变动则恰好相反。

　　这一过程正好表现为反向J曲线效应。J曲线效应案例所在多有，如1967年英镑贬值，英国的出口量虽然有所增加，但净出口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其贸易收支直到两年后才明显改善；1985年，美元贬值幅度逾20%，直到1987年，美国贸易赤字才大幅度减少；1995年日元大幅升值，日本贸易顺差却攀上了1864亿美元的高峰，次年才开始下降。

　　J曲线效应的根源，在于外贸合同签订至商品实际交货之间存在时间差，以及价格谈判能力。在本币升值情况下，由于存在上述时间差，海外客户即使最终转向其他货源地，也不可能马上完成转移订单，已经签订的合同还需要继续执行；由于出口商价格谈判能力增强，出口商有能力要求海外客商随本币升值而接受提高后的价格。

　　尽管中国制造业部门在总体上还不具备十足的定价权，但价格谈判能力正在增强，不少出口合同增加了旨在应对汇率风险的条款，如规定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达到一定幅度，则出口商品美元价格上浮若干；出口商品以人民币计价，按结算日汇率折算美元支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贸易大国的一些人，如果希望人民币汇率调整能够立竿见影地降低其对华贸易逆差，那大概是注定要失望了。

　　外经贸企业抢关出口导致贸易顺差激增

　　2006年中国贸易统计数据中，还有一个特点是月度贸易差额大幅度波动，下半年尤甚。究其根源，在于财政部、发改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9月14日发布的《关于调整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和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的通知》，这份文件主旨是宣布较大面积地取消、降低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结果，文件一经公布，全国各地外经贸企业纷纷赶在出口退税新规生效之前抢关出口，导致贸易顺差在10月、11月激增。

　　这一现象应当给予我们和我们的贸易伙伴不少启示。

　　中国政府已经将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量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课题，并从减少出口激励政策、扩大进口、激励对外投资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且不提无论是中国的贸易顺差，还是美国的贸易逆差，都是两国宏观经济结构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仅仅依靠中国单方面调整不可能收效，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调整责任。仅就中国的调控措施而言，也不可急于求成，因为任何政策工具要发挥效力都要经过一定的时滞，而且，由于市场参与者的理性应对措施，一项政策工具的短期效应很可能与其中长期效应背道而驰。

　　要认识到短期效应与中长期效应相悖的问题

　　2006年9月推行的降低和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出口退税制度改革，在中长期内无疑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但在短期内，却因为激励企业赶在出口退税新规生效之前抢关出口，而扩大了贸易顺差。而且，还不能为此责备企业，因为这项规定本身是必要的，除了极为特殊的紧急情况之外，任何政策调整，都理所当然要给市场参与者适当的过渡期。出口企业这样做，也是在行使他们的合法权利。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认识到，在制订政策过程中，必须事先就充分认识到短期效应与中长期效应相悖的问题，并为此作出相应的准备。对于中国的贸易伙伴而言，则需要由此进一步认识到耐心的必要性。毕竟，贸易失衡在中长期内得到缓解，不等于能够在短期内也能明显减少，经济基本面决定了，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基本格局，在可预见的未来还将维持。尽管美欧等主要贸易伙伴内部，可能不乏足以认识到这一点的才智之士，但令人担心的是，他们的明智的意见能否抵御其国内某些政客追求政治出镜率的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