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

　　薛小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历过数次力度较大的宏观调控，而这次似乎与以往有较大不同。一是判断经济运行状况的着眼点不一致，二是对调控效果的评价普遍有所保留。这是为什么？

　　赵晓：本轮宏观调控面对的局面和过去相比已有很大变化，其情况之复杂，好比一片盘根错节的丛林，调控工作不得不在这片丛林中艰难前行。

　　复杂性之一，我国经济已进入开放环境，而我们尚缺乏应对开放经济下“过热”的经验。由于我国近几年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或加速放松资本管制）的组合，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影响。当外向型经济达到庞大规模时，毋需大规模的投机，只要市场主体对于币值稳定的预期出现风吹草动一般的变化，并在结售汇上作适当变化，即足以引发国家外汇储备的巨大变化，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货币当局将被迫释放出大量本币来对冲外汇，使币值暂保稳定，这样做必然使流通中的本币放量增长，埋下通货膨胀的隐患。

　　去年一年，国家外汇储备陡涨1500亿美元，由此不能不释放出超过万亿元的本币，投资过热与之密切相关。有人说，当前投资过热是地方政府具有太强的投资冲动，这话固然有其道理。但要看到，只要四处流淌着低成本货币，投资的冲动就难以压抑。

　　本来可以通过升息的办法让资金变得昂贵和稀缺，但是在开放环境下，本币利率相对于国际利率调得越高，流入的外汇就越多，从而逼着你放出更多的本币，致使调息政策失败。

　　如果汇率和利率都不便改变，那就只能通过“行政调控”了，这正是当前宏观调控由参数调节迅速转向行政调控，由总量调控转向“点调控”的原因所在。

　　复杂性之二，投资主体的变化，给宏观调控尤其是“行政调控”带来额外成本。

　　薛小和：这次的部分行业投资过热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是第一次出现，而带有市场经济体制特征的是投资主体多元化。有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1年的全社会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所占比重由56.9%下降为53.3%，外商及港澳台所占比重由10.5%下降为8.1%，而民间投资的比重则由32.6%上升到38.4%。

　　赵晓：对于民营企业的投资，如通过汇率、利率调节的办法令其自生自灭，应该说属于公平的市场调控方式，也不会有额外代价。但若采取行政调控的办法，则有可能成为一种“违约行为”————政府答应给的地不再给了，国有商业银行答应给的贷款也不再贷了。

　　薛小和：作为诸多行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及垄断行业的后进入者，宏观调控对民营企业的影响更大一些，因此要力求避免把宏观调控异变为微观调控，以致影响到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赵晓：是这样的。复杂性之三，是投资过热主要在于结构性过热，而非全面过热，因此宏观政策更加难以应对。总体过热用总量调控的办法治理比较有效，而结构性过热却很难用总量调控政策来进行处理。如果改宏观政策为产业政策，要求银行对某些领域减少资金投入或者采取歧视性的贷款利率政策，则又存在另一问题，即政府是否有足够的信息来正确判断哪个领域投资过热。比如钢铁行业，按一些国际机构的估计，长时期内中国钢材供需仍然偏紧。

　　薛小和：此轮宏观调控的效果已经产生，但能否持续或继续扩大，目前还很难说。4月份生铁和钢材价格开始回落，投资品价格上涨幅度明显下降。但物价上涨势头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和货币供应量增速仍没降至25%和17%的预期目标内。由此，专家们对未来的经济走势众说纷纭。

　　赵晓：这就是我要说的复杂性之四。

　　我们很难预测宏观调控的局面怎么演变，动态效应究竟如何。当前尤需防范的是物价水平加速上升，即出现加速的通货膨胀。那么，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加速的通货膨胀呢？在暂不考虑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前提下，可以分析出三种可能性。一是在总需求增速不变，总供给的增速等于总需求的增速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不变，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与上期相同的较高水平上。二是在总需求的增速不变，总供给的增速低于总需求的增速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上升，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由总供给的增长速度决定）。三是在总需求的增速下降，总供给的增速高于总需求的增速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由总需求的增长速度决定）。

　　对应于上述三种情况可分别得到：稳定增长、通货膨胀率上升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其极端情况是滞胀）、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下降（其极端情况是通缩）等三种状态。显然，面对如此复杂的变局，除非调控者不但知道本期总需求的增速同上期相比有什么变化，而且对本期总供给的增速有明确的判断，否则，关于宏观调控是否应该以防止通货膨胀率上升为主就将成为问题。

　　除此之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各经济部门原有的比例关系势必发生变动，进而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导致投资者对投资计划进行调整。如此循环反复，经济的最终变化实际上是非常难以预测的。（时间：2004-6-3  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