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会出现变种，经济亦如是。对于金融海啸以来经济衰退的病毒，人们尝试以燃烧货币的办法渡过严冬。目前来看已取得明显效果，但是否又会产生出新的病毒变种——滞胀呢?应该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滞胀的危险来自于国际。近期，美国的失业率年底可能将升至10%，投资增长和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均创下历史最低记录。另一方面，主要国家持续的“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美元贬值，推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油价上涨，可能出现新一轮的资产泡沫，其上涨明显快于经济复苏的步伐。通货膨胀的预期正在形成。自今年初以来，国际铜价已经上涨超过35%，铂金价格累计也上涨了19%。与今年2月中旬创下的不到34美元的近期低值相比，6月份国际油价已经超过70美元，三个多月的时间翻了一番。

　　对我们政府和货币当局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相机抉择”，在全球通胀成形之初就及时使国内的货币环境回归正常化。在目前商品期货价格能够快速影响到现货市场价格的时候，由于国际市场资金的逐利性和操纵行为的存在，通胀很可能在经济复苏前出现，并由此催生新一轮经济泡沫。

　　中期来看，将来美国加息后致使国际资本回流，可能再次引发新兴市场资产价格和经济的大幅波动，实体经济将会受其影响。

　　中国复苏续动力有多大?

　　我们现在可能就位于这个十字路口。

　　如果2009年我国出口保持零增长，由此我国经济增长将比以往至少损失2个百分点。这还不算由出口减少引起的产业投资萎缩、失业增加等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损失，净出口对中国GDP贡献率还将会下行，因此在宏观政策取向上中国只能坚持扩大内需。

　　2008年11月以来，中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力度空前，按照目前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尽管已经触底，但经济自身的自然增长动力仍然十分虚弱，政府宏观政策措施起到了及时阻止经济继续下滑和生产投资环境恶化的作用，但真正的全面复苏，还需要看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有效启动。随着新增资本形成速度加快以及房地产投资可能回升，三季度中国GDP增长率会明显提速。

　　但是，如果不能在这两年里通过“调结构、促改革”培育新的增长动力，那么两年后当巨额财政资金带来的基础设施投资释放完毕，当高额信贷增速逐渐回落，当补贴效应开始递减，中国的增长率将大幅回落。

　　政策创新是当前关键

　　应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我要再次强调：政策创新是引导中国经济复苏的关键。一是金融政策创新引导A股市场的持续回暖;二是产业政策创新加快实现去产能化和去库存化的目标;三是保障制度创新将有利于提振国内消费;四是金融创新以稳定城市房地产市场、积极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充分发挥房地产市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治理之策，则要寻求综合的办法。对于外部金融海啸所造成的外需不足，需要通过扩大内需来应对。对于宏观紧缩造成的内需不足，则要通过扩张政策来弥补。但对于市场活力萎缩所导致的内需增长乏力，则需要重新回到邓小平的改革道路。可以说，中国经济要走出困境，近期要靠凯恩斯——没有政府主导的投资，眼前这一关就过不去。但长期则要靠邓小平——没有市场制度创新、民间活力的激发，光靠政府唱独角戏，中国经济只能重蹈覆辙，不能根本摆脱被动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