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城乡差别加大呢？
第一看最基本的财产关系。这些年的城市发展，很大程度是靠着以地生财。哪个地方的政府都懂，只要从农民那儿圈一块地，就可以坐地生财，转手一卖就是几何级的倍数增值，十倍、二十倍地往上翻，谁不会干这事？城市得到基础设施的投入，亮起来了，而农民呢？失地、失业，而且无低保。这样城乡矛盾当然就加剧了。
其次看公共开支。现在所谓国家财政只保城市，只要姓“农”就都不保。以前国营农、林场连低保都不能享受。十六大以后最近这几年，政府更加理性了最近两年才把国营农场保了。那么，广大农村地区有低保吗？有失业保险吗？有医疗保险吗？所有这些本属于公民应该享受的基本国民待遇，农民都没有。连最起码的国民基本权利——教育－－这一本应是国家承担的义务却下放给县级以下；结果在农村的义务教育却成了农民承担的义务。所以，国家财政仅仅是城市财政。
举个制度上不合理的例子。比如，城市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给房地产开发商的是五十年的使用权，房地产开发商可以到银行抵押，套取成规模的资金。那么，同样的是，农村中的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农民也拥有30年土地使用权，能抵押吗？有些农村专业户，开发了一万亩的茶园，或者五千亩的果园，可以抵押吗？也不能。虽然地面上的每颗茶、每株果都可以卖钱，而且风险很小。为什么不能？城乡主体拥有的都是土地使用权呀！我在福建泉州地区考察一个林场，场长说：我有三万亩的速生丰产林，每年都是绿色银行，每年树径增加多少，我就能增多少财富。可我现在是高负债，因为到银行贷款只能用农场的固定资产抵押，否则银行不承认。这是什么道理？既然都是使用权，土地上的地面物也都是可变现资产，但却遭受不同待遇。这说明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条件下有两种制度，鲜明地体现着城乡之间的差别和对农村的歧视。
十六大具体地体现实事求是的思想，就是在提出全面小康的同时，针对城乡差别扩大这一根本矛盾，把城乡的二元结构这个理论的概念，写进了党的政治报告，前所未有的把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变成了政治语言。随之，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提出了不要单纯GDP增长，而应追求综合发展时，提出了五项统筹，第一项就是城乡统筹，成为五统筹之首。
纵观十六大前后，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党中央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三农”问题的严峻。在2003年1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提出“三农”问题是我们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在城乡二元结构成为政治语言的同时，把“三农”问题政治化了，不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经济收入低等等。2003年的政府换届，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把“三农”工作说成是全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还不够，2004年年初党中央再次强调“三农”工作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在短短一年里连续三次把“三农”问题强调到无以复加的高度。
党中央这样强调，道理是非常充分的，是客观、现实的。就在十六大召开的2002年，按照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的说法，我国城乡差别已经高达1：5.9（如果只算现金收入，城乡差别是1：3.4），成为世界之最。邓小平同志当年搞改革开放的时候说，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搞了多少年以后，出现了贫富两级分化，造成了资产阶级，那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失败了。可是现在不是已经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吗？据说贫富差别在世界上排名前几，而我们的城乡差别，已经排名世界第一了。
一般所说的区域差别，其实也主要是城乡差别。
中央财政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在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之后曾经说，西部大开发要重点解决西部的农村问题，因为，西部的城市并不穷。确实如此，你到乌鲁木齐，到兰州，还是到贵阳等等西部的任何一个大城市，都一样是灯红酒绿。但是，如果到农村，那怕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不照样是穷困的吗？所以，城乡差别是最大的差别。因此，党中央把城乡二元结构写进十六大政治报告，城乡统筹成为五项统筹之首，党中央、国务院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这是既是政治问题，也是战略问题。
“三农”问题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最近这两年，中国社科院原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兼党委书记陆学义同志，受领导同志委托，认真做了一次全国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们国家形成了十大社会阶层。有人说这是在搞毛泽东的阶级分析。这可能不了解社会科学不同学科的区别。政治学搞阶级分析，社会学搞的就是阶层分析。因此，他做的确实是社会分层研究。科学研究本身没问题，问题出在研究结果显示的十大阶层的差距实在太大，而且属前两位的上层是企业家和官员，最下层的第九、十位则是工人和农民。
在纪念小平同志百年的时候，人们对他当年的一些话重新提出讨论。改革开放之初他说让一些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我们还是要追求共同富裕的。这在逻辑上是正确的。邓小平接着说到：如果我们出现了两极分化，再产生一个资产阶级，这个改革就失败了。可十大阶层分析这个科研成果恰恰表明我国出现的上层是企业家和官员。这不是老百姓说的官员傍大款吗？而下层是工人和农民，导致两极分化的不正是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工人农民边缘化吗？江泽民同志90年代中期就曾告诫全党，这样下去，“恐会酿成大祸”！而这种现实，共产党做为执政党是不应该容许的，三大差别扩大是应该着力防止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全面小康，所针对的就是这种现象。因此，全面小康这个大目标的提出，从本质上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共产党坚持的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的改革思想路线。
十六届三中全会前后，我在我主编刊物上发了一个封面专题，叫“胡温新政”，重点介绍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针对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进一步调整政策的作法。此后很多媒体引用这个提法。当然，理论界确实有人对我们正面评价党中央“新政”很反感。但我仍然建议大家正确理解。只有把干部、党员的思想统一到中央十六大以后的这一系列战略转变的高度上来，才能防止小平同志所警示的改革开放失败这样的一种悲剧结局的出现。现在调整还为时不晚，否则就来不及了。
中央战略调整与两种“四化”的分析
下面再讲一下，和重大战略转变时期有关的具体措施，以及有关的讨论情况。既然中央已经明确现在发生的主要问题是以城乡二元结构为首的三大差别扩大。那就要针对性地开展讨论，提出化解三大差别的政策措施。
应该意识到，自从锦涛同志担任总书记、家宝同志担任总理以来，确实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的政策意图已在讨论之中。首先必须在思想认识上，对九十年代发生的一些问题有一个新的分析。
以往，一般都认为从市场经济到资本经济的过程中，在制度安排上突出的是“四个化”的实质。首先，所谓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得要先明确产权主体，有了产权最清晰的私有经济主体，才会有市场经济。所以理论界必然倾向于私有化。其次，既然是市场化，当然就有自由化的要求；因为商品有天然的平等要求。其三，只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就必须全球化，纳入全球分工体系。
在这种倾向下，很多干部的思想认识，基本上被这新“四化”的内在逻辑所束缚、所局限。似乎我们只要搞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
是不是这样简单呢？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分析。
如果只从经济过程来看，那么中国现在正在经历的，无外乎是另外的四个化
第一，我们正处在工业化时期；第二，我们处在城市化加快的时期。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都会创造大量的投资机会、带动大量就业，也都会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世界上任何国家概莫能外。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经验。
那另外两个化呢？那就是我们同时在本币和资本市场不开放的有利条件下推进货币化和资本化。结合我才刚讲到九十年代的现象，就能很清楚认识到这个过程。
什么叫货币化？咱们以和大家息息相关的政策为例。八十年代我们城里人住的房子大多数是单位分配的，连交的房租每平方米也不过是1元钱左右。到九十年代末期开始住房制度改革就不再分房，而是根据工龄、职务，计算应得多少平方米，但是需要用货币来购买。比如我在北京分得了一个89平方米的房子，按照我30年工龄得缴8万元。这就得有8万多元货币才能得到房子，还要每月缴比过去房租贵得多的物业管理费、水电、取暖、停车费。此外，还得支付与私人住房相关的其它费用，如装修、买家具等。这些都导致增加货币发行。于是，九十年代仅住房制度的改革就带来了大量的货币增发和货币化的交易。这就把住房和相关产业货币化了。而过去住房在分配制度下是不需要货币交易的。类似的改革不断把过去不能交易的资产推向市场，带动货币化，导致九十年代以来货币发行的增速远快于GDP 增长速度。这就是所谓货币深化。过去不完全使用货币的，基本上全部使用货币了。再如，在座的老同志都记得，过去买粮、油、布等，在北京甚至连买白菜都是凭票购买，价格也很便宜。到92－93年全部取消了票证，原先凭票购买的低价的消费品就变高价了。这就需要得到更多的货币。当人们完全使用货币进行交易的时候货币化才基本完成。
货币化的好处是使用货币的每一次交易，都被记入GDP，变成高速增长。而越多增发货币，越广泛地开放过去非货币交易的领域，GDP总量和增长速度也就越大。所以，货币化其实是造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三个“化”。
第四个“化”是资本化。例如，过去没有股市，国有资产不可交易，现在不仅可以交易，而且可以创造出“概念”扩大交易；再进一步改革，还可以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衍生品，推进虚拟化的吸纳更多投资的资本交易等。而每一次交易也都进入GDP。所以，如果不讨论国际局势的影响，我们国内的资本化也会造成高增长。
看中国改革开放的真实经验，未必一定要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来归纳。并不矛盾的但容易被接受的、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应该是工业化、城市化、货币化、资本化。
但是这四个化的解释，跟学术界主流和党校老师上课那两个极端对立的说法，都有相当大的差别。如果我们在思想上，不对这些讨论中的问题有相对清醒的认识，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产生重大偏差。
比如说土地问题。有人强调只要把农村土地私有化了，完全变成农民个人所有，就可以到银行抵押，农村资金缺乏的问题就解决了；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谁要是征占，农民就可以有谈判地位。农村与城市的矛盾也就解决了。似乎只要全面私有化，问题也就都自然地解决了。
从两种不同“四化”的解释可以看出，前者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国家能不能就按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解释来讨论政策、安排制度呢？从中国现有的国情来说，即使大家不争论，政策执行也很难。为什么呢？
刚才说到，我去了30多个国家，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去的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更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如印度、巴西、墨西哥、孟加拉等这些人口过亿的国家的情况。
墨西哥人口约在1.3亿，而且紧邻在美国的家门口，它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程度都比我们高。但是，墨西哥面对的三大差别问题解决了吗？社会矛盾不是非常尖锐吗。有一次在墨西哥碰到一个农场主。我说，你的农场在哪个州呢？他说，你的问题错了，应该问哪一个州在我的农场里。意思是说他的农场很大，已经超过了一州的范围。墨西哥38个州，在拉美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比我们2020年全面小康要达到人均3000美元还多，但是，墨西哥仍然有高达百分之三十四的贫困率，农村仍然凋弊，小农仍然破产。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贫民窟。只不过是从空间上把农村的贫困平移到了城市，变成了城市贫民窟人口。
可在城市，一旦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那么，正规的政府治理根本没有办法进去。那就是黑社会控制，黄、赌、毒泛滥，社会矛盾就会以暴力形式空前加剧，正常的法治社会就无法建立。昨天晚上新闻报道说，墨西哥监狱爆乱。那是因为囚犯太多，国家无法治理，就从囚犯中选最有实力的人当狱警，那就是囚犯中的黑社会。甚至由于解决不了囚犯的问题，要安排妓女到监狱中去工作。这样的社会矛盾，连监狱警察都解决不了，难到不是典型的前车之鉴吗？在墨西哥，被主流知识分子宣传贯彻的“四化”，应该要比我们要深刻的多了，也彻底的多了，但能解决问题吗？按照墨西哥国内非主流的学者计算，贫困比重超过50%，比陆学义老师在中国做的大十阶层分析严重的多。
再比如巴西。今年7月份我到巴西去贫民窟调研，同时了解农村人口失去土地的情况。特别是小农，发生个三长两短的，就没有办法就得卖地。更何况，农业是靠增加规模得到收益的，这是个基本规律。越是强调农业现代化，越是使用机械、化肥农药，甚至使用天上的卫星定位、大型机械、精量点播与测土施肥一步到位等，总之越是使用现代技术，农业成本就越高，就越是逼使农场主扩张面积。巴西就是这个规律作用的典范，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片绿色，农业资源条件非常好，不象我们的平原面积只占12%，水土条件匹配的平原耕地只占9.4%。巴西农场的规模动辄就是数百上千公顷。经济学家追求的规模经济实现了。但是农村照样贫困，而且全国范围内还有饥饿。所以，巴西劳工党工人出身的总统竞选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诺：只要我当总统，一年之内消除饥饿。他的口号是巴西没有理由饥饿。因为是世界上人均耕面积最大的国家，农业资源最好的国家。
但是，为什么巴西有大规模的农业，却让老百姓饥饿？尽管巴西想消灭饥饿，容易吗？因为，农场主不管国家的事，政府要达到什么目标跟私人农场没关系。私营农场主追求的是效益，种经济作物效益才高；种大豆向中国出口，种甘蔗、花生，也是为了出口获得利润，而不是为政府解决饥饿。所以，卢拉竞选当上了总统一年了，要解决巴西的饥饿在多年来完全私有制条件下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巴西存在全国的无地农民示威的原因，早已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那是和平的运动，目前尚有三十五万户住在帐篷里表示抗议，要求政府分配土地。
再看印度。跟咱们中国可相似了，人口十个亿以上，百分之七十在农村，人均耕地规模比较小，农村三分之一以上农民无地，于是乎，印度的贫民窟也是世界最大。
再到东南亚这些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去看看。有一次我在孟加拉开会，所有黄头发的老外都没人敢出宾馆的门，当时我估算，单保卫一个宾馆的武装警察就至少有一个排，进门要通过安检，警察沿着宾馆围墙站岗。因为离开宾馆没几百米就是贫民窟。为什么呢？因为土地私有化了，进城打工或流浪的老百姓没地方住，只能住在公有的土地上。在哪儿呢？就是道路、铁路、河流、广场、公园、寺庙，所以公园周围、铁路两旁、河流岸边、公路沿线往往都是贫民窟。
请问，为什么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印度的10倍以上？那是因为印度搞基础设施建设太困难。铁路两边全是贫民窟，想将铁路从单轨变成双轨，就得搬迁贫民窟，容易吗？试试看？只要一动，就遇上成千上万的贫民窟百姓，往哪儿搬呀？公路从两车道变成4车道，试试？公路两边也是贫民窟，几乎无法搞基础设施建设。
印度北方有农民起义，墨西哥那么好的资源条件，南方也照样有农民起义。中国的主流学者出去，很少有调查贫民窟的，很少有下乡的。像我这样到游击区、到农村地区去调查的更少。我先后四次去墨西哥，先摸清外围，最后才得到机会深入到它的“游击区”，就是农民解放军控制的区域里，这个区域游击队控制着1000 多个土著社区。当时，真是穿越原始深林，坐老百姓用一颗大树做成的独木舟，才进入到他们的游击区。当然，生存条件非常艰苦，但能得到真实情况。了解到为什么他们会造反？墨西哥1994年的农民起义到现在坚持了10多年。2003年夏天他们出山的时候，就好象咱们现在讲的恐怖主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无论大人、小孩、妇女都蒙脸。我发现，区别游击队战士和老百姓的办法，就是老百姓一般用一条手巾围着脸，游击战士则是戴着滑雪帽，无论天气多热也都是这样，戴着滑雪帽，穿着军靴，排着队的，这是游击战士，用手巾蒙着脸的散漫的是老百姓，但那是拥护游击队的老百姓。现在都担心的恐怖主义吗？他们不是，而是和平反抗。平时这些人不带武器就是老百姓，政府也就没有理由镇压，但是，游击队确实有成千上万。
尽管有大规模、高效益的农业，但既没有解决贫困问题，也没有解决饥饿问题。简单地讲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那是真正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吗？去看看这些发展中国家，哪一个不比中国更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却有哪个真正解决了国内矛盾？哪个社会矛盾不比中国更严重？
作了比较分析后，最后得出了一个初步认识：这些国家尚未完成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土地革命的任务。旧民主主义革命内容是什么？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共和，可见“平均地权”原本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唯独中国完成了。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得继续坚持平均地权。在农村给老百姓每家每户分地。
请注意土地制度的中国特色：不是每人，而是把个人计算到农户家庭，给每个家庭三十年不变的土地使用权。这只有在中国做到了。
其它国家尽管有土地法律，既规定农民应该得到土地，但事实上是执行不下去。因为土地是完全私有化的，完全市场交易的，制度是自由化的，全球化的。因此就做不到。
而我们这个农民平均占有土地的权利，是经过上个世纪前五十年打了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农民成千上万的牺牲，打出了这个基本权利。很多人说不行，再重新来一次。就会重新造成地主。城里人有钱谁不会去农村买点地？买个十亩地，就意味着有三至五户人家、十几口人无地。现在已经是三千万到四千万无地农民，土地不足以谋生的农民已经很多了。福建人均耕地面积多少？宁德人均耕地面积多少？为什么那么多人口向外迁移？是因为没有资源了。
04年1月从印度考察回来写了一篇报告叫《无地则反，党争则乱》，引起很多人的批评，说温铁军似乎在维持公有制、集权制。其实我不过是实事求是而已。无论谁，只要做了发展中国家比较研究就会明白。如果我们放手推进土地私有制，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现行的土地制取得的最大的制度收益，就是这个社会相对稳定。尽管城乡差别全世界第一，农民被剥夺的程度并不亚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却仍然没有出现农民起义，充其量不过是砸个乡镇政府，掀翻几辆警车，打了几个警察。还没有出现农民武装起义，没出现农民大规模造反。不是农民老实，也不是不想反。很大程度是给了农民一块地，他得保住这块地。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城市里还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的原因。
去年5月在孟加拉。首都的街头一到晚上就是一个景，什么景呢？进城打工、流浪的人没地方住，沿街一两公里的排开像大摇篮一样手工编成的竹筐子，每个人一个筐子，头和脚在外边搭着，人在里边睡觉。这是那些进城时间不长的人，连去搭一个纸板子、破铁皮棚子的能力都没有，只能睡筐子。这是在南亚，北回归线以南，气候湿热，顶多不过是下场雨，权且当作洗一个澡，要是在咱们这儿呢？北方地区冬天结冰，那是要冻死人的。中国真地要这种局面吗？今后无论谁谈私有化，让他去那些贫民窟，也许就明白了。
中国得到大致稳定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仍然实行土地按人分配、村社所有，老百姓至少寄希望于三十年后还能再分一回地，所以就稳定，就不闹大事。
那上哪儿闹事呢？他上城里。农民一旦离开本村，谁也不知道我是谁了。而在城里，现在社会的刑事犯罪的高峰不断往上走，一年上一个台阶。而刑事犯罪的主要发案来源于流动人口犯罪，八十年代人口不流动的时候，流动人口犯罪比例不到50%，90年代超过60%，90年代后期达到70%，进入21世纪超过80%。因此，弄得城里人家家户户要上铁门铁窗户。就好象动物园把自己关在笼子里。这就是社会矛盾尖锐的表现。之所以现在还没爆发社会冲突，没像墨西哥、印度有农民起义，就是因为土地按人平均分配。所以这种土地制度的最大的收益就是社会稳定，而全党同志都知道安定团结是一个大局，要力保稳定这个大局，我们这个国家乱不起！
这个制度当然会有成本，成本就是农业没有规模效益。永远不要想着在小农平均占有土地这样一个制度条件下，还会有什么土地的规模效益。很多人到美国参观农业，美国的大农场多好哇！你到中国来试试，根本搞不成。
所以我们说这个制度的收益是社会稳定，制度成本是农业没有效益。因此，三农问题才是重中之重，才必须创造出中国特色的解决方式。很难把西方现成的制度照搬过来解决问题。
据此可以认为，小农村社经济很可能是长期化的制度现象，或者是经济基础；过去那种短期内改变小农经济的设想在毛泽东时代就没成功，最近25年改革也没成功。只有承认小农村社经济是长期的，我们才能稳住社会，渐进改革。
而且还得踏踏实实地承认，即使加快城市化，城市能够容纳的人口也是有限的。很多人说只要对外开放了，外贸带动制造业增加，农民人口就转移了。那么容易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人测算，全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使用劳动力的总量9千多万，有可能把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全部都搬到中国来吗？不可能。人家的飞机、大炮、坦克得自己生产吧？否则凭什么维持所谓国家竞争力？不能简单地说对外开放引进制造业，劳动力过剩就解决了。
中国劳动力总量是多少？温家宝同志就任总理时答记者问，第一个脱口而出的数据就劳动力数量。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呀问题很复杂，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力总量才不过三亿多。我中国一国劳动力总量现在就是7亿多，几乎是你们的两倍。他很注重国情分析。如果进一步把农村半劳动力加上，是7亿多吗？农村60岁以上老人不能退休，没人给退休金，还得下地干活。至少50%以上的十几岁的孩子上不起中学吧。干什么呢？不都得下地干活？都算成半劳力，仅中国农村的劳动力总量就在5个亿以上。已经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了。
那么，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农业劳动力呢？国务院发展中心测算，按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只需要一个亿的农业劳动力，对付这十几亿亩的耕地就够了。如果按照要达到的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只需要5千万。现在农村5亿劳动力，农业只需要1个亿劳动力，那潜在的失业半失业不是得有4个亿吗？靠什么解决呢？
基本国情问题搞不清楚就空谈这化那化，空谈误国。 (时间：2006-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