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把“全面小康”确定为新世纪发展战略之后,随即把“三农”问题强调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和“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各个关键时期和重大场合对“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多次强调,这对于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已经囿于利益结构多元化的各行各业,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其中,教育界由于其内在属性与“创新型国家战略”和所对接的上层建筑高度相关,面对的挑战和需要做出的适应性调整便尤为迫切。

　　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目标调整与言传身教

　　就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强调“三农问题重中之重”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引导教育为三农服务方面不断调整和强化指导思想,甚至亲自言传身教。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都在百忙之中多次下基层,深入农民群众开展调研,带头发动机关干部捐助扶贫。2003年总理在防止非典蔓延期间赴中国农业大学对师生讲话;2004年和2005年又多次对各个大学的学生社团主动开展下乡支农活动予以批示,热情鼓励。胡锦涛总书记在2005年发表“两个阶段和两个反哺”的历史性判断的同时,还就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作出重要指示;是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亲自把科技领域中的“自主创新”方针,提升到“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

　　最为值得教育界各级领导正视的,是胡锦涛总书记200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不仅把我国教育的战略目标从形式上追求“国际一流”调整到“努力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的正确方向上来,并直接与执政党在四中全会和其后的六中全会两次特别强调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路线结合。他明确指出,“教育涉及千家万户,惠及子孙后代,是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重要方面。保证人民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的客观要求”。

　　在党中央正确的教育思想的指引下,农村教育至少在两个方面的投入上已经有了明显增加和进一步增加的良好预期。一是在国家承诺到2007年全国农村小学初中全部免收学杂费的2004年,农村小学和初中教育的总经费已经比2000年分别增长了1070亿元和574亿元,增长率达74.35和87.69%;在2006年至2010年间财政新增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182亿元(不含教职工工资);到2015年在全国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二是尽管中国已经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青壮年文盲的扫除中位居世界前列,但为了贯彻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中央最近决定进一步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未来5年将投入100亿元,培养100万农村技术人才;同期,国家15个部委联合发起的全面提高“农民科学素质”计划也已启动。

　　二、我国教育不适应“三农”的四个问题

　　我国教育界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存在一些不能适应“全面小康”和创新型国家战略、与“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相悖的问题。

　　一是与教育相关的制度不完善

　　限于财政二次分配能力和社会监督的双重不足,不仅长期以来法定教育投资难以达到规定比重,连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对农林水院校的优惠条件我们也没有;各种促使教学科研向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倾斜的公共开支也有失偏颇。

　　更何况,我国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全面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来,直到2006年“大学生村官政策出台之前,都缺少引导学生在三农领域就业的优惠政策。这就使得在中央强调三农问题的同时,受制于这些“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体制问题,一方面使得学校培养人才在大城市明显过剩,学生盯住公务员和高薪白领职位,“天(津)南(京)(上)海北(京)”成为就业首选。另一方面,尽管我国农业科技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仅为万分之一(发达国家是万分之三十到四十);我国农村劳动者的素质与所谓农业现代化要求差距甚大,发达国家农业从业者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40—60%,而我国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劳动力只占0.13%;高校毕业生去农村的仅占4.0%。这种体制转轨期间由于“市场失灵”而不可能缓解的供求矛盾,必然造成学校就业率下降和社会不安定。

　　二是教育界部分人对三农问题认识不足

　　现行体制下除纯科技领域之外的教育作为意识形态部门管理的基础领域,其所取得的成绩从来就取决于整个国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因此,虽然极个别科技为主的高校可能“与国际接轨”、“创世界一流”,大多数地方各类教育的重点仍然应该放在我们这个发展中农民人口最多国家的现阶段的需求,切忌盲目攀比,贪大求洋。

　　但据了解,就在中央反复强调三农问题重要性的同时,大多数综合性重点高校却纷纷合并了农业院校或“自主”地撤销了“没有效益”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剩下的各省农林院校也由于“没有市场需求”而纷纷要求取消校名中的农业(林业);在农林院校的调查表明,学生就学和就业意愿都不可能以农林领域为主。有个别地方高校领导对热心下乡支农的老师和同学歧视排斥,甚至认为:三农问题应该是中央去关心的事情,在学校就得排到100位之后!这些问题至今既没有被主管部门重视,也没有引起讨论,客观上造成即使国家财政支付了有限的农林领域教育资源,也实际上处在极度浪费状态之中。

　　三是既有的各级教育与三农实践结合不够

　　除了义务教育阶段泛滥的应试教育使得县以下学校普遍既脱离当地农村经济需要、又排斥乡土教育,已经导致大批挤不上“独木桥”的农民子女厌学、弃学现象逐渐增加之外,据了解,各个高校现在也基本上没有形成以本国三农问题或以发展中国家经验为内容的教材;教学与科研考核更缺少中国农村实践的指标评价体系,照抄照搬国外而获益者形成的小圈子比比皆是;得到国家大量投资的很多重点学科和基地建设缺乏认真的调研基础。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制约下,就连农业大学做生产课程的,竟有90%都是在实验室做;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了解农产品市场贸易关系,也往往是在实验室的电脑上……

　　由于很多地方的农业教育内容玄虚,“以术代学”的形式主义演变成趋势,也由于某些供方似乎掩饰不住地弥漫着“厌农厌乡”的趋势,搞得政府和社会难以产生对这种不能很好地联系实际的教育和科研的需求,使得本来就有限的既有教育资源都存在浪费;但在小圈子内部的讨论中却往往简单地归罪于政策法规没有给这种农业人才从事的所谓农业研究以充分的支持。

　　四是利益导向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尽管国家领导人和教育行政部门多次纠正,但所谓“教育产业化”思想和政策在某些地方仍然盛行。近年来媒体披露出有的地方主管部门以教谋私严重:办基础教育跑冒滴漏,搞成人教育吃拿卡要,上高等教育则巧立名目多收费。这些情况表明,投资人实际上是利用教育与医疗都具有“信息不对称”的内在特征,作为获取超额收益的条件。

　　此外,伴随改革以来第三次征地高峰,有些地方出现学校大规模征占农民土地搞楼堂馆所,甚至假借教育之名为房地产业暴发户剥夺农民和官商勾结引发充当保护伞。与此同时,由于就学费用增加较多,导致学生和家长不得不把上学作为投资、把毕业作为投资成功的标志、把就业作为索取投资回报的渠道。这些,才是学生与学校矛盾、思想政治工作难以奏效,乃至于校园事件频频发生的内因。一时之间,少数害群之马获益却使教育领域成为众矢之的,广遭社会诟病。有些地方以教育为名的利益集团冠冕堂皇地为所欲为,几乎把教育变成了三农问题的重灾区之一。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讲话中,也把教育作为“农民三难”之一予以批评。

　　三、认真调整教育结构与内容,全面服务“三农”

　　鉴于执政党的十六大文件明确指出我国现在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农民人口在今后一个时期也仍然会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教育如何服务三农现实需要的问题确实应该引起重视。

　　本文认为,与三农密切相关的教育调整应该率先在两个领域开展:一是以乡土知识充实基础教育,二是以实用知识改善成人教育。这两个领域事实上既不可能过分超前地强调以“统编教材”推进统一的制式教育;也不可能过分激进地放开给私人资本牟利。在这两个领域推进结构调整,由于涉及已经形成的不同既得利益群体而属于“改革攻坚”。

　　首先,应该在教育上对农民落实中央反复强调的“多予”政策

　　按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时强调的“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各界都应以战略性眼光看待农民的教育。政府如果能参照正常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做法,以国家财政投入于农村教育资金的增量部分,来支付多种社会力量兴办乡土教育和农民成人教育的基本开支,则“公共财政、阳光普照”的原则就可以成为鼓励社会力量介入农村教育得到经费保障的政策依据;而教育主管部门则应在发动各种社会力量下乡开展多样化的乡土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同时,对以往只适用于官办制式教育的学科建设、科研考核、人才评价体系等内容,以及相关的资源分配体制做出改革。

　　其次,在与“三农”相关的教育领域推进创新型国家战略,结合当前国情,理论联系实际地开展与我国农村草根实践同步的高校涉农领域的教学和教材改革

　　这需要我国教育界继承发扬本来就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乡村研究与平民教育传统。虽然,历史上中国教育的主流从来就没有把农民作为主要对象但20世纪初叶新文化运动之后发生在中国的“乡村建设”实验,却开拓了制式教育体系之外的平民教育、农民教育,并随后成为被广泛借鉴的国际潮流。1926年的“海归”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建立了以“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为内容,以“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为方式的农民教育体制。1927年梁漱溟辞去北大教职之后在山东邹平开办以乡村学校为中心的试验区,把“情谊教育”与“知识教育”结合。而黄炎培则是自192年至1934年在江苏徐公桥推动“划区实验”、“先富后教”,进行了为期8年的农村改进事业,强调一切改进事业均以教育为中心,改变农村教育与农村生活脱节的局面。同期,还有把平民教育直接与农村发展实践结合的陶行知兴办“晓庄师范”,和卢作孚推行的包括农民教育的“北碚试验”等。总之,近代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倡导的“博士下乡”、“科学下嫁”、“团体组织”、“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连锁进行”,从农民生计入手发展农村经济,改良农事,兴修水利,普及卫生,创设公共医疗等,不仅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深化了乡村社会的19整体改革,也产生了一批大教育家和学术大师。

　　20世纪曾经构成局部稳定的乡建运动及其农民教育方式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对当前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开展教育创新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其三,举凡以国家财政支持的公立高校,都有配合新农村建设、为三农服务的责任

　　世界上任何正常市场经济国家,承担社会责任开展公益活动本来就是高校比其他单位更加义不容辞的任务,而在我国则需要主管部门予以推动才能正本清源。特别是那些列入211和985的重点高校,尤应带头力戒教育产业化和以往片面地在校内设施或科技成果上与国际接轨的倾向。如果愿意全面地与国际接轨,就应把发达国家公立大学开办成人教育和社区大学培养学生都占40%以上的经验借鉴过来,主动把主管部门提出的教育“要为国家重大决策服务”的指示与化解三农困境结合起来一方面把三农需求作为高校的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内容,建立基层实习基地,把那些在生产、科研以及社会活动中起到骨干作用的农民请进来交流,以此提高立足于实践的三农研究水平;另一方面应在对农村干部开展培训和对农民兴办成人教育上发挥主渠道作用,并尽可能结合各种社会公益组织的志愿者活动和多元资金支持发展农村社区教育。

　　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农业大国,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三农问题重中之重”应该作为我国教育界的主要任务。新农村建设使传统的人才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差异性显著的农村不需要掌握固定知识的传统学生,而是需要大批具有崭新观念、创新能力、合作意识和乡土技能等综合性高素质的新型人才。因此,一方面各地高校应该结合新农村建设,包容各种社会力量,大力兴办以农民为主体的适用成人教育;另一方面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应全面促进县以下农村学校推行乡土教育,实行村级党政组织对农村学校的一体化领导,以深化农村教育体制改革来逐步形成普教、职教和成教一体化办学,农业、科技和教育一体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