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届雄安新区投融资发展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在主题演讲上介绍了增长极战略，以及它对雄安新区建设的积极作用。增长极概念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来的，他认为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做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推进性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

　　增长极上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会组织起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够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比如创新能力强的行业，它零散的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地区，但是一些行业会聚集在某个地区上，这个地区就是增长极，它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延伸作用，在自身增长的同时，增长极也通过各种方式向外辐射，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从而带动了整个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展。”肖金成说。

　　肖金成认为增长极在区域经济的地位很高，但并不适合大规模培育，比如深圳特区，三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人才、产业、资本，成为国内最成功的增长极之一。雄安新区则是立足京津冀的一个增长极，它一方面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另一方面有足够的区位优势和作为增长极的产业规划优势，通过雄安新区的崛起，将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提要: 从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探索行政层级的调整。回顾了历朝历代行政区划的沿革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后行政体制改革的成就，提出了进一步优化调整的建议，将我国的行政层级从五级减为中央、市、镇三级，并将市改为州，将镇改为区，将省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将县作为市或州的派出机构，将乡作为镇或区的派出机构。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行政层级多、公务员数量多、管理效率低的问题，加快实现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科学决策的目标。

　　央地关系的调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何时调整，如何调整需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统筹考虑。如不顾时机，贸然调整，势必会出现很多问题;但若有机会调整而不调整，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利。本文主要是从区域经济理论出发，探讨央地关系的发展脉络及其行政层级调整的合理选择。

　　一、我国行政层级的历史变革

　　隋唐的地方行政制度和秦汉有所不同。隋朝在极盛的疆域已经东南两面至海，西至且末，北至内蒙古五原县南。为了集中权力，隋唐两代沿用地方两级行政区划，或郡县，或州县，以州县为主。南北朝后期，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制度混乱到了极点，郡一级形同虚设。隋文帝面对这种局面，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果断地“罢天下郡”，实行以州领县的两级行政区划制度。撤销郡级机构，全国并为311个州。隋炀帝即位后，改州为郡，进一步并县，使全国有郡190个，县1255个。

　　摘要 “一带一路”是我国提出的国际区域合作倡议。本文以国内节点城市、沿线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绿色城镇化问题。通过研究发现，国内节点城市城镇化水平较高;沿线国家和地区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无论国内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城镇化均在探索之中。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应结合地区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各项合作交流工作。

　　关键词 “一带一路”;绿色城镇化;绿色发展;节点城市;国际合作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促进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推动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出：我们要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生态环保合作，建设生态文明，共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迅速流动，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城镇化水平也会不断提高。城市是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应秉承绿色城镇化的理念，推进资源节约和污染物减排，在提高人类福祉的同时，也使生态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绿色发展与绿色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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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国家发改委制定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重点任务》)，并经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于2019年3月31日印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其中有许多政策大趋势，将有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并对国家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

　　加快一亿非户籍人口城市落户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我国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取得重大成效，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已达到59.58%，居住在城市和城镇的人口已达83137万。

　　但我国目前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仅为43.37%，与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差16.21个百分点，意味着有22619.11万进城务工经商的农业转移人口没有城市户籍。从多数城市的现状来看，没有户籍的农业转移人口，很难享受和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很多在城市工作居住多年的农业转移人口，仍不拥有所在城市的户籍。

　　▲ 1月9日，中建一局北京城市副中心周转房项目工地施工单位的职工在展示自己的照片 李欣摄

　　此次《重点任务》主要有两大亮点：

　　一是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