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突破60%，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十四五”要进一步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空间布局应根据新的变化进行调整。

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差距主要体现为，城市群内外的差距，即城市群内的人均GDP高于城市群外的人均GDP水平；区域内中心与边缘的差距。

“功成于韧 -- 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信念”2020新浪财经云端峰会于6月8日-10日举行。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主席、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肖金成出席并发表了主题为“疫情影响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讲。

肖金成长期研究区域经济，主要是区域发展和区域合作，“在研究区域发展的时候，我就发现影响区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行政的分割。”

5月17日晚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

这份长达万字、涵盖36条措施的指导意见，将是指导西部大开发第三个“10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在政策力量“重仓”西部大开发背后，西部经济发展还有哪些难题待解，西部大开发又将会形成怎样的新格局？

“成渝地区理应成为国家区域发展的重点。”15年前，肖金成刚刚接触到成渝区域规划的时候，这位区域经济学者就已经意识到这一地区对于国家区域发展的价值。

2020年1月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要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标志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新冠疫情在中国和世界的传播，我一直比较关注。我不是传染病专家，所以从未就疫情发表什么观点，但我十分关注医学专家的意见，并对医学专家的意见做过分析，发现新冠病毒和别的病毒不一样，和SARS病毒也不一样，就是传染性强，发病慢，很有可能出现健康带毒者，所以我就形成了一个观点，就是抗击疫情要打“持久战”。为什么要打持久战？就是很难在短期内将病毒根除的情况下，尤其是全球爆发疫情的情况下，外防输入的任务十分艰巨，应有长期防控的心理准备。怎么打持久战？就是要人自为战，每个人要加强防疫的意识，出门戴口罩，减少聚集，减少人与人的接触。

202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受到的巨大影响毋庸置疑。近年来，中国经济处于下行通道，由8%到7%，再到6%，如无重大政策变化，降到6%以下是大概率事件。考虑疫情影响，经济增长降到5%至6%之间已无疑问，降到5%以下也有可能。

经济下行，原因很多。第一个原因是基数越来越大，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绝对数就会很大。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周期的影响，产能过剩、供大于求、产销率下降、企业减产，既影响经济效益，也影响经济增长。第三个原因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货币紧缩导致市场需求不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我认为，最后一个原因才是导致经济长期下行的主要原因。

　　在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各界经常讨论国家级中心城市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很多人认为国家级中心城市承载和发挥着国家战略发展的中心功能和作用，区域性中心城市则承载和发挥着区域性的中心功能和作用。不可否认，一些国际化大都市具有全国影响甚至对全世界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不管多大规模的城市，只能辐射带动一定区域范围的发展，不可能包打天下。区域性中心城市是一个区域的中心，支撑和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随着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推进，一些省际交界地区随着经济社会交往的频繁和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也日益发展起来一批区域性中心城市。
　　在城市群形成发展过程中，城市群内的城市包括大都市都日益蜕变为功能性城市，因此，区域性中心城市是指城市群之外具有一定规模的能够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城市。随着规模的扩大，其辐射带动的半径也越大，有利于推动经济要素集中配置，支撑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形成具有客观性，是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经济社会活动向一个地区集中演化而成；同时也具有主观性，对那些具备发展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条件的城市，可以通过政策支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加快产业集聚和人口集中，从而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深入推进，可以预见未来在我国将陆续成长起来一批新兴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我国的城市群占全国土地面积不到20%，尚有80%的面积在城市群之外。这些区域的城市数量少，规模小。没有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经济很难发展起来，居民也很难富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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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三届雄安新区投融资发展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在主题演讲上介绍了增长极战略，以及它对雄安新区建设的积极作用。增长极概念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来的，他认为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做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推进性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

　　增长极上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会组织起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够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比如创新能力强的行业，它零散的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地区，但是一些行业会聚集在某个地区上，这个地区就是增长极，它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延伸作用，在自身增长的同时，增长极也通过各种方式向外辐射，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从而带动了整个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展。”肖金成说。

　　肖金成认为增长极在区域经济的地位很高，但并不适合大规模培育，比如深圳特区，三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人才、产业、资本，成为国内最成功的增长极之一。雄安新区则是立足京津冀的一个增长极，它一方面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另一方面有足够的区位优势和作为增长极的产业规划优势，通过雄安新区的崛起，将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提要: 从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探索行政层级的调整。回顾了历朝历代行政区划的沿革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后行政体制改革的成就，提出了进一步优化调整的建议，将我国的行政层级从五级减为中央、市、镇三级，并将市改为州，将镇改为区，将省作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将县作为市或州的派出机构，将乡作为镇或区的派出机构。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行政层级多、公务员数量多、管理效率低的问题，加快实现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科学决策的目标。

　　央地关系的调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何时调整，如何调整需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统筹考虑。如不顾时机，贸然调整，势必会出现很多问题;但若有机会调整而不调整，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利。本文主要是从区域经济理论出发，探讨央地关系的发展脉络及其行政层级调整的合理选择。

　　一、我国行政层级的历史变革

　　隋唐的地方行政制度和秦汉有所不同。隋朝在极盛的疆域已经东南两面至海，西至且末，北至内蒙古五原县南。为了集中权力，隋唐两代沿用地方两级行政区划，或郡县，或州县，以州县为主。南北朝后期，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制度混乱到了极点，郡一级形同虚设。隋文帝面对这种局面，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果断地“罢天下郡”，实行以州领县的两级行政区划制度。撤销郡级机构，全国并为311个州。隋炀帝即位后，改州为郡，进一步并县，使全国有郡190个，县1255个。

　　摘要 “一带一路”是我国提出的国际区域合作倡议。本文以国内节点城市、沿线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绿色城镇化问题。通过研究发现，国内节点城市城镇化水平较高;沿线国家和地区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无论国内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城镇化均在探索之中。因此，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应结合地区实际，因地制宜开展各项合作交流工作。

　　关键词 “一带一路”;绿色城镇化;绿色发展;节点城市;国际合作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促进沿线国家“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推动各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伟大事业。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提出：我们要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生态环保合作，建设生态文明，共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下人流、物流、资金流的迅速流动，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快，城镇化水平也会不断提高。城市是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应秉承绿色城镇化的理念，推进资源节约和污染物减排，在提高人类福祉的同时，也使生态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绿色发展与绿色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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