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抓大”也不能“放小”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优化发展空间格局，并以较长篇幅阐述如何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行动。报告对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行动的表述十分准确，文字简洁、逻辑清晰。

　　报告指出，要形成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需要这些城市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城市的现代管理和服务水平，进而提升超大特大城市在都市圈、城市群中的辐射力、带动力和影响力。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明确提出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2024年7月28日，国务院印发了《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并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首要任务，同时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格局，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经过五年努力，也就是到203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接近70%的水平。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总结2024年工作时提出，出台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7%。按照目前城镇化发展情况和目标，未来五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将继续提升大约3个百分点。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也就“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优化发展空间格局”工作作了重点部署，特别提出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提升超大特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水平，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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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务院批复武汉市2035总规，全国22座超大特大城市2035总规已全部获批，因地制宜明确了各城市不同的发展定位，成为指导未来10年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

　　从陆续批复的2035总规来看，既给出了各城市的定位，也结合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格局，提出了具体发展要求。例如，武汉市要主动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深度参与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带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加强武汉都市圈区域协同发展。杭州市2035总规也明确提出，要加强杭州都市圈的区域协同。

　　这也说明，城市的定位需要更加务实、准确，前边一定要有相应的定语，在城市所处的某一个区域范围进行定位，比如武汉市是“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杭州市是“东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

　　从政策导向来看，超大特大城市在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的同时，也要瘦身健体，更好防治“大城市病”。城市并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要提高精细化发展水平，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合理方式疏解出去。另外，在全国新出生人口减少的背景下，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势头会有所减弱，国家也不鼓励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聚。

　　目前，我国大城市的人口很多、占地面积也很大，“摊大饼”的倾向很严重。国家提倡集约发展，强调内涵式发展，城市发展不能占用太多土地，所以2035总规的一大亮点就是将城市开发边界作了明确界定，对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

　　2035总规还强调“多规合一”，一张蓝图绘到底。在过去，各项规划之间存在缺乏衔接、效率不高、相互冲突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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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近年来，西部地区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逐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四川省加快构建大科学装置集群，形成空间集聚的高能级创新矩阵，并统筹实施6个重大科技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2024年1月至11月，该省单晶硅、多晶硅产量分别增长50.6％、37.5％，发电机组增长27.0％，成都、德阳的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大西北、大西南等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2024年1月至10月，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产量达69.1万辆，同比增长108.9％。1月至11月，陕西省汽车制造业保持两位数增长，同比增长17％。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宁夏等地正加快打造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的清洁能源产业高地。2024年前11个月，甘肃省新能源发电量746.51亿千瓦时，占该省总发电量的35.98％。云南、西藏、贵州持续挖掘自身优势，大数据、旅游等产业不断取得新进展。

　　中部地区重视发展实体经济，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在科技创新、产业赛道转换、以投带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2024年前三季度，从经济增速来看，湖北、安徽、河南三省跑赢全国平均线，安徽、河南、江西增幅较上半年扩大。从经济运行情况来看，中部地区加速崛起的积极因素不断显现，工业增速超全国平均水平，产业新动能在各省工业运行中的支撑作用更加突出。安徽、湖北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表现突出，分别为8.8％、8.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个、2.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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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长春都市圈是吉林省“十五五”期间振兴发展的主战场

　　（一）依托长春都市圈构建合理的城市体系

　　东北地区四大核心都市——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沿哈大铁路线分布，彼此间距约300公里，构成了显著的地理与经济轴线。以此四大都市为枢纽，形成了辽中南城市群与哈长城市群，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引擎。2016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并发布了《哈长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了其作为北方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田及绿色生态城市群的战略定位。

　　但规划中的城市群合作机制构建进展缓慢，主要原因在于长春与哈尔滨之间虽仅相距300公里左右，但其间没有较大规模的城市作为桥梁，导致两地间缺乏直接的合作动力与需求基础，规划实施呈现“强制性联合”的特征。此外，哈尔滨及其周边城市与长春及其周边城市之间的合作机制也未建立，进一步削弱了城市群的整体协同效应。

　　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本质上依赖于多个都市圈的紧密耦合，缺乏稳固的都市圈基础，城市群的构建便无从谈起。区域合作的逻辑往往遵循由近及远的原则，若邻近城市间的合作尚未启动或深化，强行推动远距离城市间的合作，其效果往往大打折扣，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因此，“十五五”期间应基于长春都市圈合力发展吉林省区域性经济。都市圈和城市群不同，后者着眼于城市之间的功能互补，前者着眼于核心城市对整个区域的辐射带动，以及周边区域和城市对核心城市的支撑。这里不仅包括周边的大中小城市，而且包括周边的城镇和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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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从工业化的发展历史来看，早期的工业化以蒸汽技术为动力，欧洲国家率先用蒸汽机带动纺织机，成倍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很快满足了市场需求，为了开辟海外市场，航运业获得大发展。更多国家应用已经普及的蒸汽动力技术，直接走上以电力、钢铁以及机械制造为主体的工业化之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发达的工业和发达的航运业将工业品输送到全球市场，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资本原始积累，服务业随之发展起来，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了国家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开始了艰难的工业化过程，通过高积累，“勒紧裤带搞建设”，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参与国际大循环，迅速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并在不长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世界制造大国，推动国民经济走向现代化。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不发展工业，不发展现代工业，不仅国力得不到增强，也不能解决如此巨额的就业问题，甚至也难于解决住房、交通、设备所需的原材料，改善人民生活更无从谈起。几十年的奋斗，我国实现了工业化，但工业化的水平还很低，很多地区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工业化仍是现代化的根本动力，还要继续推进工业化，不能用虚拟经济替代实体经济，应顺应新时代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等发展要求，借助超大人口规模所形成的超大市场优势，在吸收前三次工业革命技术成果的基础上，一方面让工业化进程更具有技术上的创新性，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生产更富生产效率、更绿色低碳、更注重信息化引领，实现从后发赶超到前沿引领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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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明确各县功能定位，分类引导县城发展方向

　　我国现有1472个县、394个县级市，还有一些近期县改区的远离中心城市的区政府所在地，数量众多，差异很大。如大城市周边的县城距离大城市很近，便于接受大城市的辐射带动。随着大城市要素成本的提高，产业链条向周边县城延伸。大城市的交通比较发达，人才比较密集，周边县城容易承接大城市的知识溢出和产业转移。《意见》提出：支持位于城市群和都市圈范围内的县城融入邻近大城市建设发展，主动承接人口、产业、功能特别是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专业市场、过度集中的公共服务资源疏解转移，强化快速交通连接，发展成为与邻近大城市通勤便捷、功能互补、产业配套的卫星县城。所谓都市圈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辐射功能强的大城市辐射影响的范围，辐射半径一般100公里至150公里。城市群是多个城市共同辐射影响的区域，范围更大一些。如成都都市圈规划范围包括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四市所辖范围，由于都市圈的交通设施网络化水平不断提高，县城的区位劣势在弱化，成本优势在强化，为县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除了成都都市圈，其他大城市周边的县城也应抓住加快发展的机遇。

　　专业功能县城指具有资源和交通优势的县城，如有的县域拥有矿产资源或旅游资源，有的县域交通比较发达，还有的县城位于边疆地区，负有特殊的使命和功能。在国家的支持下，通过建设高水平的产业发展平台，依托自身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提高就业吸纳能力，发展成为先进制造、商贸流通、文化旅游等专业功能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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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乡村振兴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各级政府迅速行动起来，无论是政策还是资金对农村和农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有很多地方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积累了比较成功的经验，形成了可以复制推广的模式。农业主产区加大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全面展开。位于山区环境比较优美的村庄和企业合作发展乡村旅游，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有些村庄组织了股份合作社和专业合作社，土地规模化经营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但也有些地方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在认识上仍存在误区。不能把乡村振兴仅仅理解为新街道、新房屋、新环境，改变农村面貌只是乡村振兴的一个方面。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由来已久的农业、农民、农村即“三农问题”和城乡差距问题。但“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很复杂，有历史原因，有体制原因，有社会原因。解决“三农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久久为功，不能寄希望于短期内根本解决。

　　二是各地普遍寄希望于国家和上级政府的支持。无论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农村环境改善，均需要大量投入，需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年增加，政府给予扶持和补助，全靠中央或上级财政是不现实的。

　　三是各地均选择少量条件好的村庄进行集中投入，虽然初始效果很好，给人以视角冲击，但不具有可复制性，其他村庄难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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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型工业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源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是在后发赶超中迈向高质量发展。这一国情特征决定了我国的工业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大不相同，不能也无法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传统工业化道路，而必须顺应全球化、信息化、生态化等发展要求，借助超大人口规模所形成的超大市场优势，在吸收利用以往工业革命通用技术成果基础上，让工业化进程更具有技术上的创新性，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生产更富有生产效率、更绿色低碳、更注重信息化引领，最终实现从后发赶超到前沿引领的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工业化显著加速，不仅追求量的增长，也追求质的提升，不断提高技术含量、发展自主品牌，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就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动力，改造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此外，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更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提升产业体系自主可控能力和全球竞争力，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二、新型城镇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工业化最直接的效果之一是增加就业岗位。然而，仅靠城市本身，很难满足工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很多农业劳动者因此从农村来到城市。这就是城镇化过程，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工业化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金融业、运输业、商贸业、餐饮业快速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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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想分享一下有关增长极战略与产业园区的关系。

　　大家肯定有疑问，我们国家有增长极战略吗？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文件提出实施增长极战略，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实施最成功的就是增长极战略。什么是增长极？增长极是一个点，就是说经济发展不需要太大的空间。

　　区域增长极理论是在法国学者弗郎索瓦·佩鲁的增长极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佩鲁研究提出，经济增长并非在所有行业和空间均匀分布，而是首先出现和集中在具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这些行业常常集聚于经济空间的某些点上，这些点就是增长极。产业聚集在一个点上，会出现很神奇的效果，经济要素的聚集，使这个点迅速崛起,就会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所以在区域经济学界，对这个理论还是很认同的。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特区，1984年又在沿海地区的开放城市设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1990年设立了浦东新区。这些举措都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仅在当时当地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伴随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这是增长极理论在神州大地上的成功实践，谓之增长极战略当不为过。

　　深圳通过40多年的发展快速崛起，由宝安县的一个小镇发展成为一个人口超过千万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奇迹。在世界历史上，很难找到能够在如此短时间内发展如此快、如此好的案例，所以深圳这个案例充分证明了增长极战略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深圳特区于1980年8月26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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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企改革与产业发展是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的关键

　　谈及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涉及国有企业比重过高的问题。东北工业企业发展较早，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奉系军阀及日本占领时期。东北地区解放后，这些企业被收归国有并成为东北国有企业的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约有三分之一落在东北，从而使东北肩负起“共和国长子”的重任。在“三线建设”时期，东北地区的一大批国有企业搬迁至内陆腹地，部分企业将产能的一半转移到“三线地区”，为全国工业合理布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计划经济时期，东北国有企业上交的折旧资金大多用于支持各地建设。然而，改革开放后，作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东北国有企业发展面临重重困境。设备、厂房等基础设施老旧，有的甚至仍在使用20世纪30年代的设备；负债率过高，企业难以偿还改造所借的银行贷款，并且由于产能过剩、市场竞争力弱等问题导致经营效益不佳；社会负担沉重，为了解决就业和实现资源的集中利用，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责任，如办学校、医院等机构，加之离退休人员数量庞大，企业压力过重。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改革和主管部门被撤销进一步加大了东北国有企业的改革难度。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多企业选择破产逃债，导致金融环境进一步恶化。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东北振兴全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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