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长三角区域儒商兴旺之后的发展目标、自身定位、创业精神都有一个完善的过程，这也是其成功与衰落的根本原因。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商人地位的上升，不完全是由于财富，而更多的是他们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及社会责任感的释放，他们以“士”的方式行事，符合社会、民族和国家的要求，自然会受到全社会尊重，这是显而易见的。
弘扬儒商精神，呼唤理性人文精神的回归,用儒商思想去影响一大批企业家，去奉行儒商之道，用儒商思想去战胜那些腐朽、丑陋、没落、颓废的思想，用儒商精神去荡涤残存于社会阴暗角落里的污泥浊水，去塑造积极、正直、健康、文明的社会风气，用儒商先驱者的言行为数以万计的企业家和经营者树立可供效仿的典范和榜样。
一、认识具有特定素质的儒商
（一）儒商是什么样的人
“儒商”作为专有名词，最早出现于明、清之际。明清时的儒商虽不如范蠡、子贡那样名垂千古，但也有清代徽州绩溪人章策，清代江苏太湖洞庭山席本久、叔启图。据载章策“精管(仲)、刘(宴)术，所亿辄中，家以日裕”，“先儒语录，取其益于身心以自勉，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儒商”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从事商业的儒者就是“儒商”，也不是从事商业的人学习、推崇儒学、儒家思想就是“儒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儒商，需要很多特定素质。
下列三种对儒商的认识有一定代表性：
1．从文化知识层面界定儒商，认为儒商即是“学者经商”，是亦文亦商者，即“文人型商人”。认为“儒商是指具有很深的文化素养，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商人”。文化知识是儒商的重要因素之一，并非是它的本质要素。从事商业活动的文化人，可以成为有道德的儒商，也可以成为违法缺德的“奸商”。学者从商不一定就是“儒商”。
2．从道德层面界定儒商，认为儒商是具有高尚道德的商人。一般认为，“以诚信为人生准则的企业家是儒商”。经叔平先生认为“儒商就是义利兼顾的商人”。
3．从文化与道德相结合的层面界定儒商，认为儒商既是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企业家，又是有较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的企业家。
（二）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与儒商
中国封建社会步入明中叶后，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人们开始冲破“重农抑商”和“右儒左贾”的思想壁垒，开始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 从“四民相分”到“四民相混”的人生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大批士大夫投身于工商业中，逐步出现了“儒士从商”的历史潮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十大商帮：即徽商、晋商、陕西商、泉漳商、宁绍商、粤商、江右商、龙游商、洞庭商、临清商等以地域儒学文化为特征的商帮群体，其中最为突出的有徽商、晋商、江右商、临清商等。同时，也出现了诸如徽商中的宽厚仁德的程维宗，守信重义的汪福光、吴南坡，礼贤济贫的黄莹，以诚取胜的汪通保，薄利多销的程封，公正无欺的黄崇德，亦聚亦散的汪拱乾，墨业巨商胡开文；晋商中的尚仁尚德李明性、范世逵、杨继美、王海峰等；江右商中的重贾道、重义气的胡钟、李春华、梁懋竹，守乡情、守诺言的刘永庆, 讲道义、守信用的左文升等。这些著名商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或由儒而贾，或由贾而商，都能自觉地把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同工商业结合起来，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使自己成为义利合一的“儒贾”。他们都能够“用儒意而通积著之理”（明·陆树声：《陆文定公集》卷七），“藉令服商贾而仁义存焉”，使自己成为“商名儒行”（《歙县疏塘黄氏宗谱》卷五）即“贾为厚利，儒为高名”的商人。在明清文献中，虽出现了许多“商名儒行”的商人，但还未见到“儒商”的提法，只有如“士商”、“儒贾”、“商贾”等相近的提法。如明·李晋德的《商贾一览醒迷》，清·吴中孚的《商贾要览》，明·憺漪子的《士商要览》等。“儒贾”、“士贾”等概念在明清文献中的出现，正是明清社会和价值观念转型的思想反映，也是“儒”与“商”的进一步结合。
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后，在“实业救国“的旗帜下，涌现了一大批民族工商实业家。其中最具代表性人物有近代民族工业的开山鼻祖陈启源，中国民族工业的先驱郑观应，“红顶商人”胡雪岩，状元实业家张謇，一品三代封典巨贾王炽，民族工商业巨子刘鸿生，航运救国企业家卢作孚，“荣氏家族”创始人荣宗敬、荣德生，化学家范旭东等。在他们身上已初步具备了近代儒商的典型品格。一方面，他们在经营之道上，突显儒家的道德观念和人生价值，重视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超个人成功”和“超赚钱主义”的新道德，十分重视廉洁自律的个人道德修养。另一方面，他们根据时代精神和现代工商业的要求。对传统道德也作出了改造和修正，主张实现近代科学管理。
（三）正在崛起的当代儒商
虽然，明清以来提出了“儒贾”、“士贾”等概念，但是真正对“儒商”这一经济文化群体进行科学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后半期。当代儒商既包括20世纪40年代以来海外华人企业家，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崛起的新型企业家。在潘亚暾等著的《儒商列传》中列举的40多位，大多数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国以及香港、台湾和澳门等地的著名华商，其中除了荣毅仁、王光英、董建华、何厚铧、霍英东、马万祺等“商而优则仕”官方人物外，大多数是“儒”与“商”相结合的新型企业家,如陈嘉庚、李嘉诚、曾宪梓、包玉刚、邵逸夫、王永庆等。一般认为，“儒商”的产生，实乃社会环境推动、逼迫的结果，不管怎么说，士人依据各自性分和条件，从政、从教、从商的职业分流和社会分工，毕竟标志了社会的进步。
二、长三角区域的儒商代表人物与历史作用
16至18世纪，长三角区域的儒商代表人物（限于资料短缺不一定全面）：浙江的沈方宪、周世道，江苏的席本久、席启图和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等，在中国儒商文化繁荣昌盛时期以其特有的复合型人格魅力扮演了重要的社会角色，为儒家文化的传播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和起到了历史推动作用。
（一）席元乐家族
席元乐家族，主要来自苏州洞庭东山。明万历年间，有移居青浦的席左源、席右源兄弟，清乾隆年间，移居青浦朱家角的席襄，清咸丰年间，移居上海的席元乐以及自清末民初，移居于闵行、嘉定安亭及市区的席姓，大多出自洞庭东山席姓家族。后来以东山和青浦为据点，从事沿运河和沿长江的商业活动，以此起家，成为拥有“货廛百、艘百、轺车百、僮奴千指”、“所进数千力缗”的大富商，他们的后辈席本久（1599-1678）（江苏太湖洞庭的大商人之子，数不利于场屋，弃儒就贾。“暇则帘阁据几，手缮写诸大儒语录至数十卷。又常训释”――用今天的语境即学者型企业家）席本广、席本桢、席弘江、席琮、也都是“米票充轫，布帛山积”的大商人。出自农耕社会中国商人的特点，席家将经商积累的资金，不是扩大再生产，而是运回东山老家，广置地产，强化宗族。清咸丰同治期间，太平天国与清廷在苏州东山地区，拉锯剧烈，席姓卷资逃沪，避入租界。这一偶发的推动，造就了一个中国近现代史上颇具影响的金融世家，这就是席元乐家族。
善于经商，敢于开拓和冒险的家族传统，使这批进入了租界的席姓子弟，认识新的环境，特别是那些碧眼高鼻的洋人。他们发现洋人迫切需要熟悉中国社会的代理人，充当华洋交际的中介，席元乐家族，即以他们所挟的巨资和实业为保证，很快得到了外国商人的青睐。同治、光绪之际，席元乐的长子席素煊进入了英商麦加利银行司帐间，次子席素贵做了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从此，这一家族三代人，在6家英国银行，2家美国银行，2家日本银行，和各1家的法国、德国、意大利银行服务，并前后出了11个买办，像执上海金融牛耳的汇丰银行，自同治十三年（1874）至民同二十六年（1937）的64年，全由席素贵、席裕成、席德浚祖孙三代担任买办。同时，这一家族也有成员在大清银行上海、汉口、营口三家分行任经理或协理，席素贵的孙子席德懋更当上了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外汇局、业务局局长、中国银行总经理；另一个孙子席德炳则是造币厂厂长；席素煊的孙子席颂平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
席元乐家族又将积累起来的巨资，自己开设钱庄，仅这一家族所投资或经营的钱庄，就有惠丰、裕棋等10家，还有东山席姓的另一些家族所参与的银行、钱庄就更多了，如席季明投资的纱业银行、惠丰商业储蓄银行等。
金融是百业之枢纽，席姓家族从事金融经年，形成了家族的特色。
席姓家族的经营活动还遍及其它领域，像席春元的席华丰丝栈，席守愚的大纶绸局，在上海丝绸业中都是赫赫有名的，席守愚因此当上了上海绪纶公所会长，成为上海绸缎业的领袖。再如席德灿的阜丰面粉厂，席裕成投资公益纱厂和浦东的滩地，席元乐第四子素煊所置的逢吉里、长吉里、永吉里等公共租界里的房产。30年代初，被称为“远乐第一赌窟”的福煦路181号（今延安中路393号）富生赌场，那幢三层楼的大花园洋房，就是帮会头目张啸林向席德浚租的。东山席姓早在明万历年间开设的扫叶山房，光绪年间也迁到了上海，设在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出版了许多古籍，扫叶山房推出的连史纸线装书，多系石印本，因价廉物美，一度风行全国。早年移居青浦的席裕祺、席裕福兄弟，还做了《申报》馆买办。席裕福后来从美国人美查手中购人报馆自己经营，以后还开办了《新申报》。
席元乐家族在长三角地区金融、实业及文化教育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二）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
在苏州经商的徽商程白庵可谓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儒商人物。程白庵幼年时在父母督促下读过书，因而深谙为儒之道。后来他随着乡族人到苏州经商，经过几十年的商场磨炼，日益成熟，俨然成为当地商人领袖。然而，他的领袖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
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当时在苏州的大文豪归有光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如果程白庵是一个纯粹只知追求蝇头之利的商人，是不可能得到文士如此赞誉的。可见，程白庵在商场成功的同时，在文化建设方面也有不同凡响的建树，他在苏州应是个开重义轻利、崇尚儒道风气之先的商人。
（三）浙江海宁商人沈方宪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海宁商人沈方宪。商业中的欺骗行为是败坏社会风气的原因之一，人们容忍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不希望抛弃传统的道德，呼唤着恪守传统道德的“儒商”。这时明末清初“业布业”的海宁商人沈方宪出现了，因其“贾法廉平”，在经营中坚守诚信的原则，又取之有义，颇受硖石人的称赞，也在浙省传为美谈。他不仅在商业作风上，也在为人处世上追求道德的完善。其时沈方宪丧父，而在外地做官的父亲的灵柩又未运回故里，他在家里的纸屏上血书“三年不饮酒，不食肉，不内寝”，以尽孝事。他为了挽救家业，“精勤慎守”养育母亲，帮助弟妹成家立业。海宁人陈确称赞道：“异哉！今之儒者皆以学贾，而以方宪乃以贾学。”他惊喜地发现，一般人都弃儒从商，而沈方宪却商而学儒。“学贾”与“贾学”，代表首两种不同的商人作风，一是从商而抛弃传统的道德，一是将儒家的伦理道德与商业行为结合起来。这说明在任何时代人们都欢迎“儒商”，这对于今人难道就没有启发吗？
（四）状元出身的实业家张謇
张謇，江苏南通市海门县常乐镇人，状元出身的实业家，清朝末年提倡和奉行“实业救国”的先驱。张謇常常说，一个人办一个县的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的事，要有一国的眼光；而办一国的事，就要有世界的眼光。这种思想，自始至终贯穿在他兴办实业的过程中。他从来就不满足于现有的事业，一直在不断扩展事业的规模。1904年，他利用大生纱厂的盈利和新人股的资金，投资63万两白银，增添纱锭2.4万枚，所用的机器设备等也逐步加以更新。就这样，到1913年，大生实业集团已经拥有200万两白银、6.7万枚纱锭。
除了兴办垦牧公司，张謇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发展。1906年，张謇为了解决纺织机器设备的维修制造困难，开办了资生铁冶厂，还有广生榨油公司、大隆肥皂公司、吕四盐业公司、镇江铅笔公司、上海大达轮船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也接连兴办起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张謇已兴办各类企业二三十个，形成了一个以轻纺工业为核心的企业群，一个在东南沿海地区独占鳌头的新兴的民族资本集团。
在兴办实业之外，张謇一生中最为重视的就是办教育了。因为他认为教育也是救国救民的重要手段，要想国家富强，人民就得掌握知识，因此，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他先后兴办了大生纱厂职工专科学校、纺织专科学校、铁路学校、吴淞商船学校等，为东南沿海地区的实业培养了各种有用人才。张謇在1902年创办的通州师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学校。此后，他还先后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城厢初等小学、幼稚园、盲哑学校等。1920年，他又将纺织、医学、农学三个专科学校合并为综合性的南通大学。同时，他还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以及图书馆、气象台、医院、公园等，使南通成为一个文化比较发达的城市。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打仗，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进入黄金时期，张謇的事业也在这时达到了顶峰。1917年，单大生纱厂的盈利就达76万两白银，1919年又赚了263万两白银。到1922年张謇70岁生日时，大生集团四个纺织厂，资本达900万两白银，有纱锭15.5万枚，占全国民族资本纱锭总数的7％。同时，在盐、垦、牧方面，他先后开办了20个公司，成为东南亚实业界的巨人！
三、长三角区域儒商的历史价值与启示
（一）长三角城市带崛起中儒商的历史价值
近代商人作为一个职业阶层的出现，也为一些新兴都市的发展做出贡献，历史上的儒商以市场为枢纽，以资源整合为契机，以儒商特有的商业精神和价值体系，在国家、民生、市场和企业间寻找到一定内在联系和共同点，并形成规模和品牌（系列的老字号），历史上出现的米市、布市、茶市、马市（生产资料）和盐市集中区，已具有近代意义的“经济区”的职能。以开埠为契机，上海逐渐成为了长江三角洲城市带的中心。除了江南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优越和商品经济发达外，还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吸引人的更在于儒商们的重义轻利、崇尚儒道风气或者说是他们具有的文化底蕴和所追求的浓厚人文情怀精神。
长三角城市带崛起中儒商的历史价值还在于，维系商业之根本的商业伦理的形成。明末清初海宁沈方宪“以贾学”，将儒家伦理推广到商业界；杭州盐商周世道训子“居家以孝友为本，处世以和平为先”，意与“凡人存心处世，务在中和”同，都是当时儒商的信条之一。这种入木三分客观深刻的思索和概括，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地区要坚持不断发展，首先要“顺应时势，构建新的商业精神和价值体系。”准确把握时代精神，长三角城市带崛起也不例外，用现在的语境表达就是定位在：“发展大于一切、创新重于一切、利民高于一切”；其核心价值体系概括为“得利及人”。这是近现代儒商们自身发展所需，也是社会和地区发展所要，是融企业使命与社会责任于一体的区域发展本质的具体体现，更是长三角城市带崛起所以能取得现在这样成果的根本所在。
（二）国家之利与企业之利最恰当融合
大多数长三角区域儒商兴旺之后的发展目标、自身定位、创业精神都有一个完善的过程，这也是其成功与衰落的根本原因。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商人地位的上升，不完全是由于财富，而更多的是他们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及社会责任感的释放，他们以“士”的方式行事，符合社会、民族和国家的要求，自然会受到全社会尊重，这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商人看重“儒商”这顶“帽子”，证明了商人在文化战略与经济思想上的巨大突破，也让众多的企业家看到，成为“儒商”的必备条件。“儒商”不是不去发财，而是找到国家之利与企业之利的最恰当的中间点。
现代一些企业沉浮的内因则表现为“缺乏信仰、缺乏成熟的价值观、缺乏良好的商业精神”，从而“没有把经营企业当作一种事业，没有把企业家当作一种崇高的职业，没有通过创造财富、积累财富，最终实现兼济天下的胸怀和目标”，以致于浮躁、盲目、钻营、攀比，失去了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动力，导致企业“昙花一现”。
（三）儒商思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精神武器
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儒商思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精神武器。
儒家“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主张“天人合一”、“仁民爱物”的思想,提倡尊重一切生命价值,尊重自然规律,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友善、协调发展,要求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协调一致,具有关爱后代的代际伦理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是一致的。以儒商精神为指导,就能保证现代企业家有正确的发展观、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不去剥夺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机会和权利,从经济的源头上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在21世纪里,要想真正实现百年强国之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加速经济发展。为了确保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就必须塑造一大批具有浓厚人文情怀、懂经营、善管理、能创新的优秀企业家,而儒商精神与现代科学技术、时代精神的契合,既是培养新儒商的“助产士”,又是新儒商成长的沃土。我们要弘扬儒商精神，呼唤理性人文精神的回归,用儒商思想去影响一大批企业家，去奉行儒商之道，用儒商思想去战胜那些腐朽、丑陋、没落、颓废的思想，用儒商精神去荡涤残存于社会阴暗角落里的污泥浊水，去塑造积极、正直、健康、文明的社会风气，用儒商先驱者的言行为数以万计的企业家和经营者树立可供效仿的典范和榜样。在这一方面，我们当代儒商们责无旁贷、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