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8年12月6日）吴敬琏先生11月2日在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的一份演讲，算不得石破天惊，但也绝对称得上是振聋发聩。老先生从面前的金融危机开始说起，由国际而国内，由虚拟而实体，由当下而长远，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娓娓道来、层层剥笋，最终的结论是：“根本问题在于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建立能够保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体制。”

什么叫入木三分，什么叫板上钉钉，大约这就是了！

我是浙江人，此地年年遭灾不多，为害甚烈的就是夏季的台风。但就一般而言，不足以造成大的损失，怕就怕强台风、大暴雨和高潮位“三碰头”。有如时下影院正在热映的《超强台风》，那样才会酿成房倒屋塌、畜死人亡的惨剧。

然而，当前我们正遭遇的经济危机，却是三个“双碰头”的结果。首先是内外碰头：全球经济走衰，国内经济下行；其次是虚实碰头：虚拟经济崩盘，实体经济受累；再次是长短碰头：周期性即期影响显现，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素质性和体制性矛盾又浮出水面。换句通俗的话表达，叫作内病外化，虚症实表，慢性病又赶上了急伤风。

就像遇上了一位罹患并发症的重病人，医生的尴尬是“老虎吃天——无法下口”。病入膏肓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有如装满了一筐子的螃蟹，只见一片的爪子伸张着、抓挠着，密密麻麻、支棱八翘，却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今年3月18日温总理在全国人大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坦承：“2008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恐怕是最困难的一年。”为什么困难？“因为不确定因素太多，因而决策困难。”

记得我当时读到上述文字，似觉不够解渴。未免异想天开，要做一点小小的补充。其实，也不过是仅增一字而已：“第”，也即“最困难的‘第一年’”。2008即便全年走低，但年初毕竟还是“高开”。初一加十五，打个平均数，怎么地还有个“八九不离十”的增速。

但是明年呢？“恐怕”才是真的不好说了。这正如东北老乡说过的一句话：“耗子拖木锨——大头在后面”呢！

痛感9、10月份开始的形势急转直下，于是一系列降息减税、扶危济困的政策密集出台，加之两年政府安排万亿、带动社会投资四倍数的重拳出手，足以使国人惊醒于酣梦，知道“大事不好”了。更何况中央政府有如拳击场上的教练，一再告诫“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急令各级官员“五加二”、“白加黑”，整日在那里排项目、下资金，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都想甩开膀子大干一番。

这时，老先生的清醒之论，不啻为一番逆耳忠言、一剂苦口良药。有如醍醐灌顶，顿时让人明白了许多：

——这是一场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中国作为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超然物外。“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内外因素叠加放大，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屋漏偏逢连夜雨”。

——可以采取的政策措施必须标本兼治、长短结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根本出路在于经济和政治改革。“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由此，想到国人前一阵子曾经热炒过的“解放思想”。其实它所针对的，早已不是30年前的计划经济僵化模式，而是近年来广为流行、人们司空见惯，但长期累积下来必定酿成大祸的那些个思维定势、运行惯性、路径依赖和体制束缚。诸如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持久性失衡，正是造成今日中国经济高风险性的深层原因。

亦由此，还想到国人前一阵子曾经热炒过的“两防”。一是防止经济增长由“过快”转为“过热”，二是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的通货膨胀”。简而化之，便是“防过热”、“防通胀”。经过“防起落、控物价”，再加一个“保增长”以后，现在我倒是希望鲜明地提出“新两防”了：一是防止经济失控，过快下滑，但同时还有“一防”是要切记防止旧体制、旧模式的复归——一说要全力保增长了，又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又是“年复一年、山河依旧”了！

想起国人曾经“热炒”过的概念，心中不免有些感慨：中国人实在不能过于健忘，也实在应该是能够想得明白了！

（刊于《发展规划研究》2008年第11期）

中国应该怎样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吴敬琏/文

我想对这次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中国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谈以下几点意见：

第一，这是一次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危机，我认为有三个层次的原因。其一，从大的体系背景上说，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以后，世界的金融体系就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体系。其二，美国经济战后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内部失衡，核心的问题是储蓄率过低。于是，美国就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个特性向全世界借钱，来维持一定的投资水平和高消费。其三，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国货币当局在长时期内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支持美国的资本市场，结果形成了巨大的网络泡沫。

从短时期来看，美国经济显得很有活力。但实际上它所创造的大量“金融财富”只是纸面上的财富，一有风吹草动，便会烟消云散。美国的这个深层的结构问题，随着美元的发行，五花八门衍生工具的出台，通过美国金融体系渗透到世界各国，使世界金融体系中充满了巨大的泡沫和黑洞。只要受到某种冲击的触发，都会引起世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次贷正是触发这一危机的引信。

第二，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和置身事外。

由于中国经济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全球经济体系中积累的种种问题不可能不在中国经济体系中有所反应。事实上，近年来人们愈来愈被中国经济日趋严重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所困扰。这里所谓的内部失衡，是指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而外部失衡，则是指国际收支的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虽然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和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方向正好相反，却是互为补充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类似的缺陷，因而表现出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性。

改革开放以后，用投资拉动增长的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但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高增长而没有出现50年代出现过的严重问题，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在对外开放中采用了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战后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需求来弥补内需的不足。

正如所有采用出口导向的国家和地区在成功地执行了这种政策十多二十年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外汇存底大量积累，贸易摩擦和本币升值压力增加等问题那样，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来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进一步推进外汇形成机制的改革，实现它的市场化。就中国而言，直到2005年7月，人民币才开始缓慢升值。由于存在进一步升值的预期，促成了热钱流入，更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在升值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采取入市干预的办法，大量收购外汇来抑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为了收购这么多的外汇，中国人民银行大致发行了15万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形成了70万亿元人民币的购买力。虽然人民银行采取了一些措施去对冲，但是很难把它冲完。由于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使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也形成了大量虚拟资产泡沫。

第三，金融海啸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形成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泡沫的情况下，金融海啸一爆发，美元资产减值，或美国公司回救母公司使美元回流，都会使中国金融体系中的虚拟资产突然消失，使流动性过剩转眼间变成流动性短缺。其二，我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高达35％，当其他国家特别是占我国出口20%左右的美国市场出现衰退，出口企业就会受到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做过一个分析，他们认为美国的增长率如果下降1%，中国的出口就会下降4个百分点。

第四，可以考虑的对策。

短期对策，从国内看，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努力保持市场稳定不至于崩溃。从宏观经济政策来说，我的看法是在货币政策方面不宜于大幅度放松。可以考虑用松的财政政策来跟它搭配。此外还应该用一些不需要注入货币和增加市场需求的办法来活跃经济和防止中小企业大批歇业、倒闭。

另外，从对外政策上说，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比如说是不是应该趁此机会用人民币去取代美元，或者是前一段时间有些国家提出来要与美元脱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采取这样的办法，或者说是不是应该抛售美国国债。我同意一些学者的意见，覆巢之下无完卵。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各国在稳定世界经济上有共同的利益。因此，我赞成中国政府公开表明的态度。这就是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通力协作，同舟共济，共渡时艰。

从长期来看，对国内经济根本的任务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这是造成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根本原因。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中的一些由资源过度耗费造成的问题，对于环境造成的问题，由于投资率过高、消费不足所造成的问题，以至于金融体系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第五，根本问题在于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建立能够保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体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已经提出很久了，可是转变进行得并不是很顺利。主要的问题在于实现这一转变存在体制性的障碍，其中最重要的障碍，就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使政府官员能够运用这种配置权力，投入大量土地、资本等资源来营造所谓“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政绩目标。

总之，中国要转变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式，有赖于改革的推进。经济改革、民主法治建立等改革的成败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前景。

（本文为作者于2008年11月2日在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改革的下一步：变化与选择”论坛上所作的特邀嘉宾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