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8年9月22日)进入2008年以来，浙江经济形势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上半年GDP增幅同比骤降3.3个百分点，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全面回落；制造企业生存压力之大，也为近10年发展中罕见。从经济周期看，浙江经济自1999年启动的这轮景气扩张，已告结束并转入紧缩。日趋严峻的经济形势，进一步加大了当前浙江谋求经济转型升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然而，若是对以往发展史稍有了解，便可知转型升级往往是知易行难。我国早在1995年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时，就历史性地提出了包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内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但“十年一觉”，依然是“老方一帖”。为什么？因为实现转型升级，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尤其是会对政府提出一系列新的要求。不很好地研究解决“桥”和“路”的问题，经济转型升级恐怕也只能停留在口号和文字上。

其一，要有勇气承受转型期的“阵痛”。

经济的转型，往往需支付一定的代价，如会放缓增长，引发失业、导致居民收入下降等。今年浙江工业增长放缓，致使前5个月规模以上企业从业人员增长仅为2.5％，净增19万人，是2000年以来的最低增长率；与去年同期净增41万人相比，差距可谓巨大。国际经验亦然：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率先发展“新经济”，正是在痛苦地承受了预算赤字和日本竞争威胁下的80年代后期经济衰退，才逐渐从原先的重化工业，转型为现代信息产业，并迎来了美国经济史上持续最久的一波高景气扩张。日本在1980年确立“技术立国”发展战略，将重化工业转型升级为知识密集型产业，也经历了从原先5％以上的高增长，下滑为1980-1983年连续4年3％以下的低增长。中国台湾地区上世纪80年代中期遭遇工业“成长极限”后，开始增大服务业比重。从70年代延续的平均10％的增速，滑至80年代中后期的5.39%-8.23%的区间。但因大胆转型，才能在1990年股市、房产崩盘后，仍带动GDP十年翻一番，失业率维持在3％以下。

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轨迹，可知没有一个经济体的转型升级，是不付出一定的增长减速为代价的。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认识，敢于担当，并对可能出现的就业和低收入群体的生计困难问题，做到未雨绸缪。浙江作为一个省份，其实相比一个完整的国家，在转型升级方面更具优势，比如产业升级导致的摩擦性失业，可通过劳动力省际迁移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适当给予消解；制造业面临成本过高，也可以通过发展总部经济，将制造环节向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外省转移。有一个大国市场作支撑，各省之间往往是谁能先行转型，谁就能得到更多的迂回和缓冲。

其二，要有魄力进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前些年的经济转型升级迟缓，除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还有生存空间以外，主要原因还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尤其是政府改革不到位，存在着一系列越位、错位、缺位现象。地方政府为政绩和财税所累，往往充当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主角，不计成本地刺激当地GDP粗放快速增长。比如压价向农民征用土地、违法占地和随意批租土地，降低粗放型企业的用地成本；违反环保规定促成项目上马，降低粗放型企业的环境成本；通过信贷干预，迫使当地金融机构提供贷款和信贷优惠，降低粗放型企业的财务成本；对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类产品实行压制性的价格管理，降低粗放型企业的原材料成本。诸如此类的行为，使市场信号严重扭曲，阻碍了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发挥，也“庇护”了传统发展方式的苟延。

如今浙江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就必须义无反顾地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在现行体制下，虽然作为一个省份，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上难有大的空间，但至少可以在那些与转型升级休戚相关的领域有所突破，并寻求全国给予浙江“试点”先行的特许。重心在于，一是建立全面评价政府和干部绩效的指标体系，主要看经济活力、市场秩序（信用状况）、生态环境、资源利用效率、失业率、贫困人口比重、社会保障程度、治安状况，等等。二是把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尽可能还给市场，逐步减少政府对生产要素和资源类产品价格的管制，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针对浙江实际，重点应该围绕建设用地地价、电价、水价等方面，运用市场机制促进资源的节约和高效使用。

其三，要有远见加强现代市场制度建设。

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转型升级缓慢，或者说内在动力不足，往往是由于市场环境所致。在金衢丽高速公路沿线产业带调研时，一家龙头企业介绍了如此情况：该企业花费了很大投入进行研发设计，但每一种新产品推出后不过3个月，整个市面就充斥了模仿产品且价格更加低廉。所以，只有预计一种产品研发完成后，生产销售实现回报的全流程能控制在3个月以内，这家企业才尝试进行新的研发设计。这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浙江企业偏好以进口先进设备，来替代技术的自主研发。转型升级需要地方政府的远见卓识，不满足于区域经济的短暂繁荣，着力加强市场监管、完善市场环境、建设现代市场制度。

从浙江自身出发，重点应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产品质量、标准、安全的监管。中国制造品往往实行出口和内销质量评判检验的“双重标准”，而国外的标准又往往比国内更为严格。当前“三鹿”奶粉引发的食品信任危机，就很好地昭示了国内监管的“形同虚设”。浙江在这个方面应当走在全国的前列，在国家相应制度和举措未能全部到位的情况下，浙江率先制定更为高端的行业标准和质检规范。这样虽会在短期内对一些低端制造形成冲击，但长期坚持，势必可以大大提升浙江制造的区域品牌。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足够激励。只有创新成果得到必要的保护，才能稳定创新投入的预期，企业也才有创新的动力。一项重要的科技发明获得成功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往往要历时弥久，如果在短视的政府管理下，很难想象会有什么最终的结果。

其四，要有谋略增强转型升级的要素条件。

美国学者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解释如何造就并保持可持续的相对优势，提出了四要点的“国家竞争优势钻石理论”，分别为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撑产业、公司战略。那么在过去30年中,支撑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区域性要素是什么呢？除了改革的先发优势外，应该就是“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企业家队伍了。然而,随着近年来浙江企业的不断“走出去”，这项独特的“要素”也流出不少，同时由于低端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一般劳动力需求激增，又由省际流入了大量低教育水平和低技能的劳动者。浙江劳动力流动呈高出低进之势，“人才逆差”过大，这一趋势应引起重视并设法加以扭转。

提高劳动者素质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世界银行研究显示，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每增加1年，GDP就会增加9%；从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初转型升级过程来看，之前无不是有计划地加大教育投入、提升劳动力素质。为此，浙江要有谋略地抢占国内创新型“人才”资源，为转型升级提供支撑。一方面是把实施科教兴省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起来，积极推动教育改革，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营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局面；另一方面是制定相应配套政策措施，如提高浙江省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建设文化创意人才集聚地、提供开放式的创业孵化器，等等，营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的良好环境，以市场之力引“智”，形成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强大人才支撑。

其五，要有抓手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切入点。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除了以上政府自身改革和市场环境建设外，也需要政府进行适度干预，选取一两个切入点作为抓手，以加快转型步伐、降低成本和波动。比如在区域发展战略上，应该继续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嘉兴市作为当年“土地换社保”的先行者，眼下正在进一步深化“两分两置换”的改革试点。“两分”，即宅基地和承包地分开，住房搬迁和土地流转分开；“两置换”，即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此举的试验推广，必将有力地促进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空间资源的科学整合，从而为农民的转移转化、经济的转型升级，激活必要的动力机制。

事实上，也只有通过城市化，才能使得产业高度集聚、人口高度集中、要素高度集约，才能推动文化创意、信息咨询、物流会展、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的发展。

在产业战略上，应以服务业发展为切入点。一是要消除服务业发展的“准入”门槛障碍、歧视性政策限制、不合理行政性垄断规定，推进服务价格和服务收费改革，将可实行市场化运作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逐步剥离，完善服务业价格管理体制；二是对服务业企业在用地、用水、用电价格等方面，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和鼓励服务业发展的要求，尽快实行与工业企业同等待遇，并及时研究出台相应配套的具体措施和办法；三是围绕产业集群构建区域生产性服务体系，通过规划布局和政策支持，引导和鼓励金融保险、现代物流、软件外包、研发设计、文化创意和企业总部等集聚发展，规划建设一批创意产业园、服务外包基地、总部经济区、中央商务区等空间载体。

转型升级是浙江经济要达致的胜利彼岸，明晰目标导向固然极为重要，但从实践进程而言，正如当年毛泽东所言，解决好上述“桥”和“路”的问题，或许更具切实的意义。

（刊于《浙江经济》2008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