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8年9月24日)观点一，当前经济走势十分严峻。

现在对外，经济还可以说是“平稳较快增长”。但是对内，则要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这只是一个修饰词，只是一种“外交辞令”。我们看形势，不能只是看当下的现状，而是要看动态运行的趋势。“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下棋看五步”，关键是未来会怎么发展？

我对形势看得是比较悲观的，从年初开始就秉持这个基调。为什么？一是美国这个世界经济的“龙头”不行了。美国总统布什一开始也不愿意承认经济发展步入了衰退期。但到现在，政府抛出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他要求议会赶快审议通过，以便他来签署。二是内外经济“双碰头”。在国际经济走向衰退的时候，国内的持续景气也结束了，开始进入下行通道。内外因素一叠加、一放大,困难的形势就复杂化了。三是实体经济加上虚拟经济，也就是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和金融危机“三碰头”。西班牙《起义报》7月12日发表了一篇《三重危机》的文章，声言“随着危机加剧，世界将面临一场空前的经济地震”。最后一个就是“推平头”，放眼世界，到处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从美国到欧洲，从日本到亚洲，包括几乎所有的新兴经济体，都是放缓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增大了通货膨胀的风险。

而中国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我认为只是内病的外化、“深病”的“显化”。从国际来看，这些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玩金融玩得忒厉害了，七七八八的衍生金融产品层出不穷，泡沫太多也太大了。早晚有一天要爆破，无非是发生在2008年。若以次贷危机算起，则已达14个月之久。从国内来看，主要是两个深层次的矛盾：一个是国民收入的分配长期失衡。不是三年五载，而是10年、20年，日积月累、积重难返。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了，我们所有的矛盾归根到底，都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政府掌握的收入太多了，企业得到的回报太多了，相形之下，老百姓手里的钞票太少了。加之各种应该均等化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普遍市场化，人们就不敢消费了。尽管利率倒挂，还征收利息税，但仍然是一个劲儿地往银行里“搬钱”。在此情境下，所谓的拉动内需是根本的、长期的方针，只能是嘴上说说而已。

本来，10年前我们生产过剩的矛盾就应该总爆发了。但那时全球化来了，正好救了我们一命。我们眼看着顶到了发展的“天花板”，“扑哧”一下又冒出去了。“东方不亮西方亮”，外需市场“救命”的结果，是把中国的经济转型整整推后了10年！由此我们照样可以延续原来传统的发展模式一直到今天，但当下这个坎好像过不去了。

另外一个就是重大结构升级的滞后。我们追求的现代化，如果从结构的角度来观察，无非有二：一个是产业结构，到底是一二三、二三一，还是三二一？还有一个人口和社会结构，农民占小头还是占大头？城市化率有多高？

早在今年3月18日听到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代会闭幕答记者问时讲：“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我看完报道后当时就想，是不是可以稍微做一点小小的补充：“今年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第一年”，仅仅加一个“第”字。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过上两三年的难日子、紧日子、苦日子。“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现在对于困难和风险估计，宁可要充分一点，也不要不足。对于危机的到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现在怕就怕我们至今还没有从宋祖英唱的《好日子》当中醒过神来。虽然出现了一点困难，总觉得很快就会过去，很快就会好起来。现在已经是第四个季度了。今年无论如何算账，初一加十五，打个平均数，全年的增长还是过得去的，但明年就不好说了。

观点二，宏观调控和下步经济工作的目标导向，应该突出加快发展模式的转型。

理由有三条：

第一，党的十七大强调，切实转变发展方式，以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第二，中央刚刚部署了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实际上，“学习”的内容大家都已是“烂熟于心、脱口而出”了，但现在关键是“践行”。大家都知道，提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又好又快发展，自2003年起也有一个五年规划期了。为什么知易行难？因为体制改革没有深化，既得利益格局没有打破，一切还是“年复一年，山河依旧”。我们党自1995年起提出实行两个涉及全局的“根本性转变”，屈指算来，已经是“十年一觉扬州梦”了。但现在就总体而言，还是“老方一帖”。在中国经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当下强调此事，或许更具针对性，更能够听得进去。

第三，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清醒地意识到，科学发展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科学发展的模式天上掉不下来，地里长不出来，它只能从传统的发展模式转型提升而来。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毛主席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但是在继承中必须创新，在沿革中必须扬弃。在这种背景下，切实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最好办法，就是面对曾经大行其道的传统发展模式进行反思、检讨，痛定思痛、痛改前非，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转型。不然的话，任何再好的思想和理论，都有沦为口号的危险。

前些年，我国面临的外部形势好，内部运行也是一路顺风、平步青云，结果由于我们的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把很多解决深层次问题的最佳机会都给错过了。转型发展的努力一味往后推，现在被逼到了“房间的死角”。内外经济、虚实经济，几经叠加和放大，“屋漏偏逢连夜雨”，危机总爆发了。所以，再不转，没有回旋的余地，只有“死路一条”，宁波人说是“死蟹一只”。

记得我2004年曾写了一篇经济时评在省委机关刊物《今日浙江》上发表，题目为《调控路向何方》。我始终认为，所有的紧缩政策，什么把住土地闸门、信贷闸门，什么控制过快增长、过高投资，宏观调控终极的目的，一定要追根溯源、穷根究底，最后要落在痛下决心，对我们传统的发展模式改弦更张、别开生面上。近10来年我们又形成了一些新的“僵化模式”，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思维定式、运行惯性、路径依赖和体制束缚，开始把我们新一轮发展的手脚给框死了。现在要共克时艰，就要改革攻坚。

转型既要坚定不移，也不能操之过急。所以，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标本兼治、保稳（经济稳定增长、社会稳定运转）促调（结构调整、方式转变）”的八字方针，是非常恰当的思路把握。从全国的层面来看，除了对于“保稳”要关注调控的力度、节奏和方向之外，现在更重要的是全国上下要树立和深化对风险危机的意识、对转型升级的意识、对改革攻坚的意识。

观点三，要想顺利推进发展模式转型，还要具备一些前提条件。

一是要有勇气承受转型期的阵痛。现在我们的神经有点脆弱，反应有点过度。经济增长稍微一下滑，社会运转稍微一波动，就好像“大事不好”了，天也要塌下来了，缺乏必要的自信镇定和举重若轻。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是承受不了转型期阵痛的。现在我们不能怕出事，因为怕事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正视困难、直面挑战。宁愿刮骨疗毒，不可讳疾忌医。二是要有魄力进行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三是要有远见加强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四是要有谋略增强转型升级的要素条件，在此特指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方面的。五是要有抓手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切入点。

对此，我这里展开提两个建议。一个切入点是推进新型城市化。浙江嘉兴作为当年“土地换社保”的先行者，眼下正在进一步深化“两分两置换”的改革试点。“两分”就是把宅基地和承包地分开，住房搬迁和土地流转分开；“两置换”就是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城镇社会保障。我认为此举的试验推广很有意义，将会有力地促进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空间资源的科学整合，从而为农民的转移转化、经济的转型升级激活必要的动力机制。另外一个切入点就是顺势应时发展服务业，转变观念、完善统计、加大力度，关键是深化改革、放开经营，一定要把多年裹足不前的服务业搞上去！

观点四，充分考虑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特色。

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的发展基础很好，但风险也很大。在这么一个当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开法和定位，恐怕不能循规蹈矩地仅限于研究年度的经济工作。记得浙江省2007年底召开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就没有因循守旧，而是着眼长远提出了“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命题。赵洪祝书记的讲话跳出了年度经济工作，着眼于今后5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对转型升级要深化研究的5大领域、20个问题，都有所涉及。9月26日，省委马上就要召开十二届四次全会了，会议将审议通过《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决定》。连贯起来看，事实证明当初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的决策是超前的、精准的、到位的。如果我们把会议的内容仅限于年度，就很难把在转折关头应该说的话说到位。

另外，在一个带有转折点意义的重要关口，应该更充分地展示中央的远见卓识和深谋远虑，或者说是果断和审慎的决策。“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学一学美国，学一学布什总统。布什一开始并不愿承认美国陷入衰退，但是最近他在要求参众两院审议通过政府提出的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时，他是这么说的，“当认识到问题如此严重时”，他决定“该出手时就出手”，最后结论的原话是，“否则美国将为此付出更大的代价”。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非比寻常，应该在转折点的当口，说好转折点应该说到位的话。我认为，如果“一保（保增长）一促（促转型）”都做好了，也就达成了中央宏观调控的本意。

（本文原为作者于2008年9月24日在中财办经济形势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