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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细亚专制主义”与二十世纪的中、苏（俄）革命与道路之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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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0 18:14:00 |
三，“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二十世纪的中、苏（俄）革命与道路之辩
这里，我更愿意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在具体的历史和政治脉络中的运用来读解，即一方面，需要批判其作为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立场的知识谱系；另一方面，也正是马克思自身的理论提供了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压迫最深重的地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正当性，列宁也正是从这里出发的，“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的判断正是建立在革命的视野上。换言之，马克思对俄国道路特殊性的思考，以及他对俄国革命的明确期待，与他对作为特殊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同之间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这也使得马克思的“亚细亚”概念从而具有了不同于西方普遍主义的独断性，也翻转了这个概念的反动性，当否定的“亚细亚”概念和革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一落后就体现为历史的进步，用马克思论法国革命的话就是：“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历史正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世界史。换言之，正是革命取得了现代历史进步的定义权，也唯有革命才可以打破资本主义的世界霸权。因此，需要把握的正是这两者之间所具有的辩证历史关系。
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追述秦先生关于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渊源，其实他的所有这些论述都并非原产，而是残羹。除了直接搬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下亚洲专制主义的余唾，它的另一个来源是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西方派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利汉诺夫，1906年他在《论俄国的土地革命》中认为俄国不是封建国家，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化主张，认为会使得俄国的“亚细亚制度”复活，导致国家对农民的新奴役。所以他和孟什维克一样，主张等待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才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众所周知，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正是与上述政党和主张在激烈的辩论和斗争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俄罗斯反动的“亚细亚”性，正是革命必然爆发的历史理由。普利汉诺夫逝世于1918年，没能参与后来的政治斗争，但他的全集在苏联是获得出版的。引用普列汉诺夫来攻击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也不是秦先生的发明，而是从前苏联时期到后苏联时期，历次理论论争中都被反复援用的通用货币。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辩论上，中苏之间存在着极为重要的互为镜像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代表性的时期，一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二是中苏关系破裂与论战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是苏联解体之后。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是围绕着中国革命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中激烈展开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许多理论家都赞同中国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典型例子，并且根据这一判断制定政策。这也正是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爆发的时期，所以这场辩论就不仅仅是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激战，也是世界历史发生激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政治概念的“亚细亚”模式成为中国革命的催化剂。1927年国共决裂，新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支持瞿秋白发动武装起义，成为中共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罗明纳兹认为，现代中国有代表性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而不是封建制度，这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它不再代表“统一的政治力量”，只是“作为个别的集团……在个别军阀的指挥下存在”。与普列汉诺夫的结论相反，罗明纳兹认为正是中国的“亚细亚”性质，即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提供了绕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可能。而斯大林则在代表大会上亲自讲话，与罗明纳兹论战，指责他低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作用。共产国际并没有用列宁在俄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来对待中国革命。他们拒绝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太冒险主义，国民党很强大；二是当时的苏联，斯大林正在与“左”的倾向斗争，并想在一切领域消灭左倾异端。因此，斯大林的主要中国问题专家帕·米夫就驳斥了罗明纳兹的观点，否定作为历史发展的单独阶段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既然中国存在普通的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比任何地方软弱。在《俄国熊看中国龙》的作者卢金看来，其实，如果像普列汉诺夫那样，承认亚细亚生产方式，因而反对在中国进行革命，逻辑上要简单得多。但是斯大林集团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种论证会对苏联产生直接的影射。如果承认亚细亚生产方式，右派会说，“俄国革命发生得太早，俄国需要非国有化并使资本主义发展到应有的水平”；而左派“则建议通过不断革命向官僚化的党-国家结构发动进攻”。而他们会达成一致，“共同对亚细亚专制制度的这一新变种感到失望”。
由此可见，论辩是由中国和苏联具体的社会政治关系所决定的。中国与苏联之间，正是通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辩呈现出互为镜像的复杂关系。这在后面两个阶段的发展中更为明显。
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主要解决的问题正与此议题密切关联，即中国到底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1927年之后的中国革命到底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这一论战席卷了当时中国的各个政党和学界。也正是从这一论战中，诞生了中国第一批对中国历史和社会进行现代阐释的学说和思想，并且以此为关照，广泛挖掘了和整理了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也由此诞生。但是，即便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绝不是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复制，--这一点，即便是秦先生也是承认的。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论述，被秦先生当成批判靶子贴上的标签是“自由封建主义”，正是因为他们强调中国的土地私有制导致的是租佃剥削而不是雇佣剥削，他们和国民党史学立场所强调的中国自秦以来的商业资本主义，享有共同的前提，而这些论述其实正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否定。
正是基于这一点，力图让中国和俄国重返“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秦先生要祭起批判的大旗，这就是其全部理论的底牌，这就是为什么他全部论述都是不遗余力地论证中国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共同体，是依附性的封建主义与亚细亚主义的复合，具有更多的“亚细亚”性质（而不是相反）--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封建主义只是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如此论证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从一开始就错了，这一点与苏联的右翼“普世派”并无二致。这样的“普世”观点需要与早期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国际视野参照起来看。
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斯大林把中国作为亚洲传播世界革命的中心，因此中国的地位必须强大，“虽然从普通的地缘政治考虑出发，这种加强应该被认为是极其危险的。”但是，斯大林还是坚决主张中国领土的统一，只是保留了1945年由蒋介石政府承认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权利。1949年之后，为了不触怒中国，还拒绝了蒙古要求加入苏联的要求。
在所有其他问题上，苏联领导机关都坚定地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巩固自己在尽可能大的领土上的权力。米高扬在他关于1949年1-2月秘密访问中国时同毛泽东会晤的电报中报告说：“我转告毛泽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劝中国共产党不要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使各少数民族独立，从而缩小中国的领土，在民族问题上过分摇来摆去。应该给少数民族的是自治，而不是独立。”
甚至对于传统的俄国势力范围的新疆以及西藏，斯大林也坚定地劝说毛泽东要严格控制，不要容许有英国和其他大国的影响。苏联也支持解放台湾，只是担心美国干涉，不愿直接参战。斯大林还坚持把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交给中国，并拒绝“在满洲的一切财产权和特权以及根据（1945年）8月14日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协定赋予苏联的很重要的战略阵地”。这些“只有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用他把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看做是阶级上亲近的制度的看法，才能够解释他的全面援助的政策，以及他把在此前之前几年中从‘阶级异己’蒋介石政府手中夺得的相当数量的权利和特权交给中国的做法”。在1949年2月5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在旅顺保留军队已经没有意义，苏联把土地和军事基地还给中国并不是损失，因为共产主义取得胜利之后各国的政府都将消失。
如果把斯大林的这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视野，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之后，苏联的“改革派”对中国的批判，以及苏联解体后尘嚣甚上的“中国威胁论”比较一下的话，问题也许就更清楚了，--这些都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展开。
中苏关系破裂与论战期间，苏联的改革派和自由派对中国的批判集中在毛泽东的形象上，毛泽东被称为“个人的专制”，其实是为了用中国的例子和斯大林算账，是为了批判斯大林及其遗产，正是通过这个方式，“自由派”极力设法使赫鲁晓夫的政策转向与西方“和平相处”，而斯大林主义者则批评赫鲁晓夫：“居然签订了关于禁止核武器的条约--与美帝国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条约。禁止中国拥有核武器，为什么？中国对此不加理睬并添置了武器。法国不加理睬。而我们却成了赤手空拳，而这给毛泽东提供了与苏联断绝关系的主要论据”。
在此基础上，不难想象，“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以新的方式复活：“如果说对毛主义的批判提供了表达关于苏联制度的各个政治方面的意见的可能性，那么‘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则使人民能够形成一个以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和更加新颖的西方概念极权主义的混合物为基础的独具特色的、无所不包的苏联社会概念”-- 借助批判中国的“亚细亚专制主义”来影射苏联成为自由派和改革派的策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形象成为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与城乡小生产者直接对抗，同时又把经济上原子化的社会连接在一起，阻止其离心。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普遍奴隶制”的公法领域，私人所有者没有财产和人身保障。结果是经济停滞，注定在政治上从属于资本主义大国。这样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大国，说的是中国，其实指苏联。而国外的苏联自由派社会学家则直接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运用于苏联，官僚阶级成为新的统治阶级，“这是封建的反动势力，是国家垄断的封建主义制度。这一反动势力的实质在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老方法，国有化的方法在这里被运用来强化被反封建革命动摇了的封建结构。”熟悉秦先生观点的读者对这些论点都不会陌生，他对中国的描述与这个脉络下展开的中国形象如出一辙。
来源于苏联非国教的汉学家认为，毛主义不过是稍微用马克思加以粉饰的中华帝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复活，所以，“如果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只不过是落后传统在新形式的产物，那么，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跃进只有通过推翻马克思主义和完全接受西方的价值才能够达到。”这些观点在苏联有教养的阶层中广泛传播。但是，这些主张也与中苏冲突后的官方宣传：中国具有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论调，相互呼应。当时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大量地把中国看成是将要与之进行总体战的最大威胁，这样，“亚细亚生产方式”就顺理成章地与“中国威胁论”捆绑在一起。“在20世纪70年代，各种不同派别的持不同政见者利用与中国战争的威胁，作为证明苏联必然灭亡，必须与西方合作，必须禁止共产主义，必须开放民族资源并复活民族精神的依据。”正是这一论点在苏联解体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1998年著名的不同政见者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在《崩溃中的俄罗斯》中认为中国人口的巨大数量使得他们正在涌入西伯利亚，所以必须守住西伯利亚，反对向中国出售武器。 这个威胁论的背后正是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幽灵。索尔仁尼琴在1973年《致苏联领袖们的一封信》中，曾预言中俄的战争将使得俄国人民在行星上不再存在，他对敌人本性的描述符合流行的和官方的关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一个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的敌人。在索尔仁尼琴看来，中国的威胁来源有二，一是中国人口压力导致的对西伯利亚的觊觎；二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这封信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974年为此编撰的《苏联等待什么》一书，中国威胁是大多数文章的题目。不同意索氏观点的文章观点是：中国威胁并不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出现的，而是有着更为古老的历史根源，马克思主义只是使得古老的传统中国战略穿上了新术语的外衣。
而按照最激进的西方派的思路，1992年竭力推进“休克疗法”而著称的苏联前代总理盖达尔曾在整本《国家与进步》中详细地描述了“俄罗斯同自己过去的‘东方的、亚洲式的生产方式’决裂和加入到西方文明世界的必要性。”
“在最近一些年中，中国不是稳定的、繁荣的、市场化的民主社会”，因此，俄罗斯不能削减军费和武装力量，应将“遏制的潜力”从友好的和民主的西方转向远东。盖达尔相信，俄罗斯的主要亚洲盟友是日本（为此，他甚至准备将千岛群岛送给日本人），他的思想是--限制中国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发展经济和军事潜力。盖达尔的“俄罗斯选择党”成员、当时担任国家电视台领导人的C·E·布拉戈沃林警告说：“中国成为西方、日本和亚太地区以及俄罗斯的主要威胁。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早就应该就限制日益增长的中国威胁达成默契了。
在这个俄国版的“脱亚入欧”中，无独有偶，中国再次成为与“亚细亚东方专制主义”的唯一的代表。俄罗斯安全问题专家、自由政党“亚博卢”运动的杜马代表阿尔巴托夫认为，中国的政治结构发展同“日本-已成为西方不可分割部分的民主国家”--不一样，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在“脱亚入欧”的过程中，俄罗斯应该做日本第二，其前景是使“俄罗斯逐步地、长期地、经过周密思考并根据俄罗斯的特点融入到大欧洲、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是返回欧洲，因为在一千多年前，俄罗斯就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以对比一下日本的“中国威胁论”的最新表现。在2011年4月夏威夷召开的美国亚洲学会（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的年会上，东京大学教授、前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北冈伸一在题为“亚洲新秩序和日本的角色”（A New Asian Order and the Role of Japan）的主题演讲中，赤裸裸地把中国和日本的对立说成是现代、文明和前现代、不文明的对立，中国的崛起是对现代文明价值观的冲击，并在演说的末尾提问：“现代国际体系的价值观会被改变吗？” 如此看来，安德森希望给“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个体面的葬礼，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亚细亚专制主义”的阴魂直到今天还不断地出来威吓世人。
其实，在所有“中国威胁论”的论调背后，我们看到的，都是西方从雅典到罗马的军事帝国主义的模式（及其之后形形色色的现代变种）与 “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结合，他们正是戴着这样的西方帝国主义模式的眼镜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来阐释与构建中国：从传统到现代。
四，结语： 中国能够“脱亚入欧”吗？
只有在上述背景下，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作为中国版本的“脱亚入欧”，秦先生的理论堪为标本，--它与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共享着基本的预设。只是，中国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能够“脱亚入欧”？其实否定十月革命其实并不是秦晖等先生们的伟大发明，不过是苏联1991年解体前后的其“自由主义者”们的主导观点，只有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才能为其“脱亚入欧”的理想开辟道路。其主要论调为：
1917年革命是一小撮布尔什维克狂热分子完成的政变，这些人利用了旧政权在二月遭到毁坏而新政权尚未巩固的机会完成了政变。政权在小路上不断颠簸，因此十月政权毫不费力的成了民众的选择。革命破坏了历史的自然进程，变成了血腥的专政和恐怖，将俄罗斯引入了破坏性试验。苏维埃政权的70年是黑色的萧条岁月。俄罗斯只是在1991年后才开始好转。
但是对上述论调的批判同样属于今天的俄罗斯。2007年俄罗斯十七位知名人士发表声明：“十月革命对我们、对俄国、对全世界的意义”，声明中说：
“十月政变”的批判者们不知为什么忘记了俄国沙皇君主制度和取代它的临时政府陷入的极为深刻的危机。当时提出的迷惑人的口号是：“将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当局不想看到人民的真正需要。批判者们还忘记了君主制度在革命前夕的自我瓦解。沙皇宫廷内部无休无止的倾轧和冲突，前线的军事失利，以及作为君主和俄国总司令的尼古拉二世的直接放弃权力，都明白地证明了这一点。取代君主制度的临时政府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因为它不能解决当时的主要问题：停止战争，给农民以土地。
历史学家A．B舒宾教授在《1917年的选择：列宁的对手是怎样丧失人民的支持的》一文中分析了1917年各种势力的较量，特别指出当时的农业部长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按照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精神进行的最微小的土地改革尝试都会在临时政府中遇到极大的阻力，如果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立即开始土地改革、国家调节及同时扩大工作人员对生产管理的参与的立场上达成妥协，避免内战就是可能的，--但是这却无法实现。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归根到底是得到了基层社会运动的支持，这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及其之后“来自上层的革命”的失败恰成对比。
辛子陵先生今年在《形势和前途 --二月十日在科技部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称：“十月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在德国威廉皇帝的支持下发动的一场政变。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沙皇就退位了。十月革命不是推翻帝制，而是布尔什维克向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武装‘夺权’，向立宪会议夺权，是一场武装政变”，除了通篇抄袭苏联解体前后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其与秦先生六篇檄文的步调与语调的一致也是让人叹服的：
根据我们的考察，1917年俄国是发生了大革命。3月（俄历2月）革命发生时，宪政民主是主要诉求。11月（俄历10月）布尔什维克夺权后也仍然重申这一诉求，还把推迟多党议会（立宪会议）选举作为此前临时政府的罪状。因此如果说二月革命是“民主革命”，十月夺权后也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到次年1月布尔什维克在其自己当政主持的这次选举中惨败后恼羞成怒，以武力驱散议会、废除宪政而改行“专政”，“民主革命”才告终结，而真正“震撼世界”并引爆了残酷内战的就是这场“一月剧变”，并不是此前的十月夺权。
其实秦、辛等诸完全不用打着“我们的考察”这样“独立”研究的招牌。他们在列宁和十月革命问题上的观念都所来有自，应该把 “研究”来源交代清楚才算诚实。
（1988年）一篇从学术上攻击列宁的文章在苏联发表。经济学撰稿人瓦西里·谢柳宁在自由派杂志《新世界》上撰文，指责戈尔巴乔夫当局认为苏联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是从斯大林开始的观点。谢柳宁认为，斯大林的压迫早就有其方法论的先声，而这个粗糙的方法论，始作俑者正是列宁。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争论，结果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一开始就把俄国引向了悲惨的命运。自由派媒体中升起一股新的浪潮，宣称革命前的俄国已经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发展，之后人为地被布尔什维克掌权所阻止，随后的社会主义实验更是把它导向了错误的路径。这无异于说，如果能够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俄国就会重新回到它革命前的所谓“常态文明”，意即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
1989-1990年间，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体制的区别，根本就不存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这样一种观点在苏联的知识分子和大众传媒上占据了垄断地位。而这样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最终带来的是，政治走向不仅没有朝向民主的方向，而且日益变成特权精英阶层控制的专制国家。按照索尔仁尼琴的尖锐批评，改革成为对俄罗斯的大洗劫。
俄罗斯改革失败的教训正在于：“先前在俄罗斯由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支持这一方案的自然基础--俄罗斯人民从来没有积极地参与到其中或授权采取行动，而是任由掌权阶层决定着事件的结果”。一个排斥民众参与的上层社会改革，其必然的结果正是权贵私有化和寡头专制，无论它打出来的旗号是什么，俄罗斯改革的失败并非偶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拒绝秦先生们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道路”，这样的“脱亚入欧”的道路必然要以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提。
至于说我倡导的“新乡土主义”是要回到1861年之前俄国的农奴制，这样的指控与“新左派”的罪名联系在一起很奇怪，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要回到农奴制的“新左派”吗？不过，放在秦先生的逻辑里就一点不奇怪了，因为在他那里，中苏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延伸，是与宗法农奴制划等号的。在秦先生的话语词典中，所谓寻找左右共识，指的不过就是：自由放任的市场与社会民主主义，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如此的左右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即右的如美国，左的如瑞典--这才是他左右共识的底线，唯一有效的“左右”问题必须以此为前提。只有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才是真正的左派，其他都不过是反动派，这样的“左右”当然应该联手，寻求共识：共同完成普世价值！在他的概念里，中国所谓“新左派”都不过是民粹主义假“左派”，不是什么左右的问题，而是前后的问题，即代表着历史的倒退，反对历史的“进步”。“我对所谓的新左派的批评主要是基于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因为他们认为“西方过来的自由主义瘟疫使我们丧失了集体主义传统，他们老想用集体主义传统，这在中国表现为社会主义遗产，并用这种东西抵制分家的过程，这就是我所讲的民粹主义”。在秦先生眼里，社会主义遗产就是民粹主义，就是反对“分家”，必然是以私有化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的敌人。只有站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才有资格谈左派问题。现在再来看这段自白，读者就可以心知肚明了：
“可能有人会问，你到底是左还是右呢？对此，我的回答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应该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共同追求的东西，即它们的共同底线。而现在我所反对的东西是它们两者都反对的东西。至于自由主义支持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的事情，或者自由主义反对而社会民主主义支持的事情，在目前的中国都还不成其为问题。
比如说，如果把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当作两个传统来看待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左派赞成国家干预，是民主国家已经完善之后的事。”
这个所谓左右的“共同底线”是什么，不是已经呼之欲出了吗？西方的“国家干预”是合法的，但是中国的国家干预就是专制，西方左派是真左派，中国的左派都是专制的帮凶，--这不过是拙劣地呼应着后冷战意识形态的“历史终结”论。随着2008年之后，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经济危机横扫全球，随着欧洲福利国家民主社会主义的连续失败，欧洲经济陷入积重难返的主权债务危机，愿意再相信这一套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今年奥斯陆7月的连环爆炸枪击血案和紧接着的伦敦8月的街头大骚乱，还可以加上今天正在蔓延的美国“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以及欧洲不断爆发的社会抗议活动，更是让这样的时髦理论无家可归。把瑞典道路作为普世样板的倡导者们，为什么不请希腊、意大利这些深陷危机的欧洲宪政民主国家先学习呢？欧元区在救援问题上的“左右”共识哪里去了？普世的“瑞典道路”为什么解决不了欧洲内部的不平等问题？瑞典为什么不肯加入欧元区？
值得注意的是，拥有北欧最大和完善的军工体系，瑞典军工产品的出口不断增加，据2006年的报道，在过去5年中，瑞典武器出口已经翻一番。近年来，瑞典作为非北约成员国从派兵阿富汗到让自己生产的“鹰狮”战机加入北约对利比亚的轰炸行动，公开背弃自己在二战之后宣称的中立原则，更是意味深长。从强制遣返伊拉克难民，到2010年12月伊拉克籍的人肉炸弹在斯德哥尔摩制造连环爆炸（爆炸案之前十分钟媒体收到邮件抗议瑞典派遣部队参与北约和美国的多国部队），这些以“和平”与“中立”自居的瑞典正在出现的转变，它与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这些战争爆发区域不断加深的关联，究竟说明了什么？在这个意义上，秦先生的判断还是对的，那就是在“普世价值”的招牌下，左的如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右的如美国的“自由主义”，确实能够在“左右共识”的“民主”基础上完成全球范围内的军事打击：打击那些胆敢违背“普世价值”的国家！
欧洲福利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提是冷战和它自身的经济危机，它迫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购买国内和平的模式。讨论今天西方民主制度的进步无法脱离内部的社会运动、自二战以后的冷战格局，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南北关系。无论是古典的“雅典（罗马）道路”还是今天所谓的“瑞典道路”，不讨论其民主的前提，就不可能真正解释今天的西方民主及其福利制度的产生及其问题和危机。
秦先生指控民粹主义就是要回到农奴制。但是，为什么恰恰是俄国的民粹主义致力于反农奴制？俄国的农奴制究竟是怎么来的？（同样，美国的黑奴制究竟是怎么来的？）民粹主义的一支是主张革命推翻农奴制，这一点上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是站在一个革命阵营中的；另一支是到农村去致力于建设“农村社会主义”，这之所以被秦先生强调为“警察民粹主义”，只是因为“它打着‘人民’的旗号，乃至‘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自由、议会民主、公民权利等原则，甚至与反对贵族政治（即所谓‘少数民主’）。它声称立宪政治只是富人的工具，贫富不均条件下的民主是虚伪的，西方的自由与公民权利是抽象的、形式的和无实际意义的”， 由此可见，在秦先生眼中“民粹主义”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即便秦先生指控俄国民粹主义“到民间去”是要在合法的国家和沙皇“专制”统治下来为农民服务，这也并不等于他们是要回到“农奴制”，事实恰恰相反。
俄国的村社制度与农奴制度是两回事，并不能划出等号，探究从村社制度转变为农奴制度的社会与历史原因究竟何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1861年之前，俄国的村社制度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而农奴制的形成开始于15世纪末到16世纪，其强化是17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而完成者则是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其实，俄国的农奴制正是在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中强化的，农奴制达到高峰正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期间，这一崇拜西方启蒙思想并致力于推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开明君主”。但是《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却把俄国农奴制的形成看成是亚细亚专制主义国家内部自然演进的过程，是国家性质所决定的--这正是秦先生一贯的方法论。其实，无论俄国农奴制的形成还是废除，都与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联系在一起。俄国农奴制的强化与完成是基于内部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需求，而农奴制的废除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外部压力的后果，特别是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惨败，使得俄国必须重新建立新型的动员型社会，--这才是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由亚历山大二世来完成的原因。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信中已经清楚地指明，俄国之所以要杀死“公社”这个下金蛋的母鸡，并不是为了废除农奴制而废除，而是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剥削”，“在目前俄国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把他们变成小私有者，不过是对他们进行迅速剥夺的序幕”。
别尔嘉耶夫曾沉痛地总结道：“西方带给19世纪出色的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对人民来说并不是有利的。与人民完全脱离的贵族的力量得到复兴和增强，贵族-地主的生活方式是人民难以理解的。正是在彼得时代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人民终于落到农奴制的权力统治之下。”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要求农奴制，而不是相反。这和美国黑人奴隶制度的出现是同一种历史逻辑。这一逻辑在中国八十年代以后的延伸，则是南方的血汗工厂。中国“现代化指向”的“斯托雷平”改革标志性的1993年，深圳葵涌大火烧死了87位从农村“实践自由”的打工妹，而她们之所以惨死烈火，只是因为所有的出口都被铁网焊死封死，--为了防止上班溜号。这样当代版的“包身工”重现，如果回到秦先生的逻辑里，的确是要问一下，究竟是谁要回到“农奴制”？！其实，只要看一看秦先生大力推荐的雅典（罗马）道路，它们的“民主”制度如何建立在对奴隶制度的倚重和对小农的剥夺上，就能明白他的底牌。历史上看，无论是古典时期的雅典、罗马，还是近代美洲的殖民地奴隶制度，大规模的制度性的奴隶制从来不是“亚细亚东方专制主义”的特产，而是相反，它伴随着从古典到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范围下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扩张。
历史从来就没有终结。自冷战结束以来，二十世纪中、俄革命的遗产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形塑着今天的历史，--从理论到实践。如何理解这样的遗产，决定着中国的未来，以及世界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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