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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传媒、冷战史与“列宁德奸案”的前世今生（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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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4 17:54:00 |
三， 谁是“赫尔方特”（Helphand）？
回到这篇长达十一页的《明镜》周刊的报道。
它其实是一篇特稿，或者说间谍小说，充满了推测和臆想。文章开篇便宣称：“没有威廉二世对列宁的帮助，九十多年前的十月革命就不可能发生。更有甚者：没有德国的支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几乎不会度过掌权后决定性的第一年。估计也就不会有苏联，不会有后来共产主义的发展，大概也就不会有几百万古拉格群岛死者的控诉了”，“柏林用马克、弹药、武器支持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其他革命者达四年之久并以此为终结沙皇王朝做出了贡献。单是外交部支付的款项，到1917年为止瑞士银行的户头结单，至少有二千六百万马克，折合成今天的货币价值在七千五百万欧元。”
今天，这种镰刀与王冠之间的世界历史上的联盟几乎完全被忘却了，虽然几十年前就已经出现过对这个题目出色的研究。当然仍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德国对布尔什维克支持的规模。因为在外交部那些支出的收据在审计之后都被销毁了。《明镜》做了这件事并在全欧洲十几个档案馆进行调查研究时偶然发现了迄今为止尚不为人知的或者尚未被利用过的资料：瑞典、瑞士和英国安全局的分析和文件，普鲁士警察局的卷宗，外交部的档案以及俄国档案中的附注，瑞士银行的户头结单 。
令人疑窦丛生的是，通篇没有一句提及“西森档案”，它是否属于所谓“出色的研究”中？如果不是，这些出色“研究”究竟是什么？是否因为凯南对“西森档案”的彻底调查已经使得《明镜》必须完全避开这个名词？是否意味着要做翻案文章必须另起炉灶？不错，炉灶必须重起于一战时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正是在这里，错综复杂的政治力量得以交锋。
值得注意的是，《明镜》承认七月事变与列宁“德奸”案有直接关系：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像列宁一样是一位律师，不过他1970年才在流亡中死于美国）领导的临时政府，在好战的党内积极分子试图进行一次政变之后，曾于七月中旬给布尔什维克一次沉重的打击。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被逮捕，报纸被禁，十几个人受到审判。当时也是因为德国的钱。
在西森档案彻底破产之后，《明镜》“偶然发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铁证”？另起炉灶的看点就在于，文章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个叫做亚历山大·黑尔凡特（Alexander Helphand）的间谍与德皇政府的关系。而涉及列宁的部分是这样的：
几乎不能想象，列宁没有利用这个网络向彼得格勒输送金钱或者也将一部分在俄国的收益转入党的金库。很说明问题的是后来人们在列宁的狭长地址簿上发现了黑尔凡特公司的地址。瑞典的调查卷宗里写着总经理费尔斯滕贝格定期前往俄国。
通篇搜索下来，其实都是“想象”大于实证。
所有“偶然发现”的新“资料”，只是证明德国试图支持俄国反对势力黑尔凡特，并不能证明列宁从黑尔凡特手中直接得到资助，--这一证据已经被寻找了将近一个世纪！“很能说明问题”的证据，却根本不是证据，即列宁的地址薄中有黑尔凡特公司的地址，即便这一孤证《明镜》也没有给出来源。该文偷换概念，其实玩了一个空心汤团的把戏。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看，也是一篇有严重缺陷的违背报道基本原则的特稿，与《黄色间谍》的报道方式殊途同归。
有趣的是，号称调查了十几个档案馆得出结论的文章，最后的注脚只有五条，其中三条来自已经出版的书，包括一本1964年出版的德文传记《革命的海盗：帕尔乌斯-黑尔凡特》。该书两位作者A. B. Zeman，W. B. Scharlau在1965年以《革命的商人:亚历山大·黑尔凡特（帕尔乌斯）1867-1924》为名，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了英文版。 请记住作者之一齐曼（A. B. Zeman），我们后面还会碰到他主编的《俄国革命与德国--1915年至1918年的档案资料》在《炎黄春秋》杂志中的出现。这些是否就是文中所指的几十年前的“出色研究”？但是该传记并没有证明黑尔凡特给了列宁大量经费，两位作者也不认为列宁是德国的间谍。
五个注脚的另一条来自2007年《明镜》周刊自己的报道；只有一条是所谓证据：一张收剧：“1915年12月29日，从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手中得到资助俄国革命运动的一百万卢布（……）纸币。A.黑尔凡特博士”，但是该证据同样不能证明它与列宁有直接关系，详见下文。
《明镜》这篇文章作者多达六位，但没有一位是在高校任职的专业历史学家。排名第一的Wiegrefe, Klaus是《明镜》周刊作家，自1997年始是该刊历史版的负责人。Altenh?ner, Florian是自由职业的历史学家。排名靠后的几位作者也都不是在大学工作，没有教职，网上也没有比较详细的个人简介。
那么，这个神秘的“黑尔凡特（赫尔方特）”究竟是什么人物呢？
事实上，这个以“帕尔乌斯”更为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史所熟知的名字，根本不是《明镜》发掘出来的。帕尔乌斯（Parvus）是赫尔方特1894年在考茨基创办的德国著名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新时代》（Die Neue Zeit）上发表文章的笔名。他是1867年出生于俄国的犹太人，后移居德国参加了社会民主党，是早期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革命家和理论家，曾与罗莎·卢森堡等一代左翼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交往密切。
在中文学术界，郑异凡1984年根据上述1964年德文版传记，发现他是最早对伯恩斯坦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批判的人。1898年初, 帕尔乌斯就在其主编的《萨克森工人报》上连续写文章批判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他反伯恩施坦的斗争得到了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视。普列汉诺夫在给考茨基的公开信《我们为什么感谢他？》中高度评价了帕尔乌斯在反伯恩施坦主义中的作用, 他不同意考茨基所说的和伯恩施坦的斗争“只是现在才开始”，“因为伯恩施坦所提出的问题在帕尔乌斯的论文刊登以后就已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解决了。这是帕尔乌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所立的一个大功劳”。帕尔乌斯的斗争也引起列宁的重视，1899年9 月1 日列宁在流放地写信给妈妈, 要妹妹玛丽亚设法给他寄去1898年的《萨克森工人报》,包括帕尔乌斯反对伯恩施坦的文章,和刊有普列汉诺夫《我们为什么感谢他? 》一文的报纸。1900年与列宁第一次在慕尼黑见面，彼此在理论上已经互相欣赏。 他在流亡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两个圈子之间起了很多沟通作用。
帕尔乌斯1904年2月开始为《火星报》撰写系列文章《战争与革命》，表现出极大的理论洞察力，预告日俄战争之后就是俄国革命的时代，预告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他提出可以利用外部战争来激发内部的反抗和革命，并且从马克思那里引发出“继续革命”的策略，这组文章也深刻地影响了托洛茨基，后来被托洛茨基发展成著名的继续革命理论。帕尔乌斯认为“俄国的革命会动摇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俄国工人阶级将担任社会革命的先锋队的角色。” 当时德国的反间谍组织也渗透到社会主义机构中，他预测日俄战争俄国会输掉战争，然后引发动乱与革命，--他的准确预言，使得德国情报部门认为可以用他来反沙皇。
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帕尔乌斯回到圣彼得堡进行革命活动，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与托洛茨基一起被捕，在监狱留下了一张著名的与托洛茨基等人的合影。他在被判三年流放西伯利亚后逃回德国。由于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斗争和策略失望，并且卷入与高尔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关于《在底层》戏剧出版的经费纠纷，名誉受损。为此，1910年他离开德国去了维也纳，后由此去了土耳其。在德国总参部的支持下，在巴尔干战争中通过做军火生意获利颇丰，并成为土耳其青年党的财政与政治顾问，也是其军队的粮食供应商。在亲德的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根据自己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他从理论上阐明道，分解俄国、使俄国在一战中失败就是最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他认为在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目标上，社会主义者可以与德国政府在策略上合作，虽然动机完全不同。
在当时的帕尔乌斯看来,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派别林立，任何一派都没有能力组织一场大罢工，因此可以在德国支持下，使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派结成统一战线，这样俄国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犹太人组织崩得（Band，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乌克兰Spilka党，波兰的两个社会民主党，以及立陶宛和芬兰的社民党，就可以在一个中立国召开社会主义政党代表大会，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一个世界主义视野中的反沙皇力量大联合，在此蓝图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占有重要的位置。他还曾设想通过德意志帝国的帮助，使得社会主义成为欧洲的主导力量。 在德国外交部与帕尔乌斯的联盟中，其实双方都意识到彼此在冒险，一个要的是东线的停战，一个要的是革命与社会主义。帕尔乌斯希望一方面联合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结成统一战线反对沙皇，另一方面让俄国内部的社会主义政党以宣传、罢工和破坏的方式促使自己的国家垮台。
他通过土耳其德国大使给德国情报部递交了一份二十多页的报告，提出以德国政府支持的大罢工使俄国瘫痪，支持俄国社会劳动党、支持各民族地区独立、支持反对沙皇的作家。特别是乌克兰，它是帝国的基石，一旦被搬走，帝国就会崩溃。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纳粹准确地执行了这个计划。 半个世纪后苏联的瓦解，也正是与乌克兰独立互为前提，美国在乌克兰公投前承诺会尽快承认其独立，正是推动乌克兰独立的重要因素。而今天的克里米亚危机，不过是二十世纪最敏感的地缘政治的历史延伸。帕尔乌斯也对芬兰寄以同样的希望，芬兰曾在1809年被沙皇俄国兼并，十月革命之后，是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根据民族自决原则于1917年12月18日颁布法令，承认芬兰独立。帕尔乌斯对于高加索地区不乐观，这里的独立运动比较碎片化，他建议土耳其政府支持高加索的穆斯林在当地基督徒的帮助下对俄国发动圣战，他希望美国人和格鲁吉亚人都能够大力协助，通过乌克兰独立运动，土耳其可以引导北高加索的哈萨克人暴动。这的确是一份有预见性的建议。
但是，这些主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引发的是怀疑与质疑，社民党主席Hugo Haase甚至警告同志们不要与帕尔乌斯有任何接触，他被怀疑是俄国间谍，或者土耳其间谍。罗莎·卢森堡与她绝交，李卜克内西、蔡特金等过去的激进左派社会主义老朋友都不再待见他。蔡特金是在他当初与伯恩斯坦做斗争时唯一站在他一边的老朋友，现在骂他是“帝国主义的婊子”，把自己出卖给德皇政府。他与德国社会主义左翼的分裂由此开始，并从此分道扬镳。
四，“肮脏的手”
1915年2月14日，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发表了与帕尔乌斯的绝交信：《致一位活着朋友的墓志铭》（Epitaph for a Living Friend），信中他感谢帕尔乌斯曾经给予他巨大启发和思想上的共鸣，比所有老一代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得益更多。但是1914年之前的激进左派在一战爆发后变了，我们的朋友，现在死了，“现在的帕尔乌斯再也不是以前的帕尔乌斯了。此时他已成为在巴尔干漫游的一个政治上的福斯塔夫，而且还诽谤自己已死亡的幽灵”。不久，当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办有德国宣传代理机构嫌疑的“社会学研究所”时，托洛茨基公开警告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和它进行任何接触。帕尔乌斯为自己辩护的致编辑部的信到托洛茨基手中，托洛茨基最终拒绝发表。十月革命之后，帕尔乌斯力图接近托洛茨基并表示要为苏维埃政府服务，托洛茨基置之不理。
在帕尔乌斯与列宁的关系中，1915年5月瑞士伯尔尼期间他是否给列宁资助？对此，历史学家们普遍怀疑，《明镜》周刊也没敢翻案。当时，因为帕尔乌斯知道列宁的重要性，很急切地希望与列宁会晤，便突然现身在列宁所住的旅馆。帕尔乌斯在回忆录中记叙说，他对列宁解释德国革命不可能发生，唯一能够发生革命的是俄国，而且是作为德国胜利的后果，而列宁却梦想着欧洲的无产阶级从战壕中走向革命。在此会面之后，列宁告诉一位布尔什维克朋友，他甚至没让帕尔乌斯把话说完，就直接告诉他，他认为帕尔乌斯是德国的奸细，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很多已经变成了沙文主义者，他不想与帕尔乌斯有任何合作。列宁把他赶走，并且警告他再也不要来了！无论会面如何，结果很清楚，列宁与帕尔乌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或共识。
列宁自己则在１９１５年１１月２０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４8号专门发表了批判帕尔乌斯的短文《堕落到了极点》，严厉和辛辣地斥责其欧洲社会沙文主义，全文如下：
激进的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的一些人蜕变为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是所有交战国都有的一种普遍现象。沙文主义潮流如此迅猛、狂暴和强烈，以致各国都有许多没有气节或落伍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被它卷走。在俄国革命中就已表现出是个冒险家的帕尔乌斯，现在在他的小刊物《钟声》杂志（《ＤｉｅＧｌｏ－ｃｋｅ》）中更是堕落到了……极点。他恬不知耻地、洋洋自得地为德国机会主义者辩护。他把自己过去崇拜的一切付之一炬；他“忘记了”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之间的斗争以及这两个派别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历史。他以那种自信会受到资产阶级赞许的小品文作者的放肆态度拍着马克思的肩膀“纠正”马克思，而丝毫未作认真的和严肃的批评。至于对那位恩格斯，他简直不屑一顾。他为英国的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辩护，为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和狂热爱国主义者辩护。他骂英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是沙文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的走狗，却把德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尊称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同伦施、亨尼施、格龙瓦尔德拥抱接吻。他向兴登堡摇尾乞怜，要读者相信“德国总参谋部是支持俄国革命的”，并下贱地颂扬这个“德国人民精神的体现者”和它的“强烈的革命情感”。他预言，德国通过保守派同一部分社会党人的联盟，通过发放“面包配给证”就可以毫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他是一个卑微的懦夫，以宽容的态度似赞成非赞成地对待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他装模作样，似乎他没有觉察到在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宣言中有很多地方是反对从帕尔乌斯和普列汉诺夫到科尔布和考茨基的形形色色的社会沙文主义的。
在他出版的６期杂志中，没有一点诚实的思想，没有一个严肃的论据，没有一篇诚恳的文章。这全然是一堆德国沙文主义垃圾，上面却挂着一块胡乱涂写的招牌：为了俄国革命的利益！科尔布和开姆尼茨的《人民呼声报》这些机会主义者交口称赞这堆垃圾，这是十分自然的。
帕尔乌斯先生竟厚颜无耻地公然宣称，他的“使命”就是“充当武装起来的德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的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思想纽带”。这种丑角的插科打诨，准能使俄国工人笑破肚皮。如果说普列汉诺夫先生、布纳柯夫先生以及和他们一伙的《号召报》理所当然地得到俄国的沙文主义者和赫沃斯托夫的赞许，那么，帕尔乌斯先生的《钟声》杂志就是德国的叛徒和走狗们的喉舌。
因此我们不能不指出目前这场战争的另一个有益的方面。它不仅用“速射炮”摧毁了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且也出色地揭露了那些冒险家和社会主义运动中朝三暮四的人。历史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而不是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对无产阶级运动预先作这番清扫，这对无产阶级是大有好处的。
《钟声》杂志正是帕尔乌斯接受德皇政府直接财政支持出版的。
德国情报局曾支持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建立与俄国的边境贸易公司。但是这些钱是否都来自德国？对此也一直有争议。 1995年，美国历史学家Semion Lyandres对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公布的指控列宁的全部材料进行了重新研究，专门考察临时政府指控布尔什维克利用斯堪的纳维亚作为中转贸易往来的所有电报，包括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公司的电报往来。Semion Lyandres对所有66件电报进行了逐一分析，发现没有一件可以支持临时政府的七月指控。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与彼得格勒的贸易电报，没有一件表明有基金从哥本哈根流向彼得格勒，而是相反，大笔的金钱，总计100，000卢布从彼得格勒流向哥本哈根，以支付购买进口货物。这是因为一战之后，俄国从德国直接进口的货物，特别是医药用品，因为各种制裁和审查，转至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进行走私。这一研究不支持上述传记中认为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的公司贸易中可能有钱没有从彼得格勒回流，而是帮助了列宁的宣传事业。
1915年，帕尔乌斯在德国外交部的财政支持下，企图在俄国组织大罢工和策划制造俄国的金融危机，这些事情也是《明镜》周刊文中大肆宣扬的。但是，这些活动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完全无关。相反，1915年12月，帕尔乌斯力量在俄国活动最活跃的时期，列宁人数甚少的布尔什维克正与占大多数的、支持俄国参加一战的孟什维克进行艰苦斗争，由于严重缺钱，无论是瑞士的总部，还是彼得格勒的分部，都缺乏最基本的运作经费。列宁写信给斯堪的纳维亚的Alexandra Kollontay：“没有钱。这里没有钱是最大的麻烦。”
1915年12月，帕尔乌斯的确接受了德国外交部的一百万元卢布，并且把它们带到了斯德哥尔摩，以用于“支持俄国的革命”。 这也正是《明镜》周刊文在正文和脚注中给出的唯一证据，它发生在十月革命前。但即便是这个证据也根本不是《明镜》发掘的，而是在1965年帕尔乌斯传记中早就明确记载的。不同在于，传记明确说明帕尔乌斯与列宁1915年会见不欢而散，而《明镜》却仍用它作为列宁德奸的证明，真是用心良苦，其实是欺负大多数读者不会去找这本半世纪前的老书。即便找到，一般读者也不会去详细比照。事实是，这笔钱是德皇政府用来支持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帕尔乌斯在俄国的颠覆活动，而不是列宁。一战之后的列宁及其政党一直在与贫困搏斗，1916年10月列宁在《致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中写道：“很需要稿费。否则，简直活不下去了！！物价飞涨，难以为生。应当向《年鉴》杂志的出版者硬把钱要来。我的两本小册子已经寄给他（让他付钱，马上付而且多付一些！）对邦契也这么办。关于翻译的事也这么办。如果这件事办不妥，我的确维持不下去了，这是真话，百分之百的真话。”
由此可见，《明镜》的策略是故意混淆帕尔乌斯和列宁之间的区别，以蒙诱读者。用德国的钱，帕尔乌斯的确成功地在俄国组织了一些罢工，这也是《明镜》周刊津津乐道的故事，但是这些钱并没有导致他许诺的俄国革命的爆发。而且，《明镜》没有说的是，由此对他的巨额投资在德国政府内部引起强烈争议和怀疑，钱是否给错了？ 更没有证据说明，这些钱与列宁究竟有何关系？
1917年2月革命爆发，帕尔乌斯建议德国把各种俄国流亡的政治反对势力运送到俄国，以激发俄国革命。这一建议再次得到德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帕尔乌斯就成了操盘手。4月13日，一批俄国流亡革命者到达斯德哥尔摩，其中包括列宁。这时，帕尔乌斯已经等在那里，因为想见列宁。但是列宁拒绝见他，只是通过中间人传话。帕尔乌斯告诉列宁德、俄之间需要和平，并询问列宁的政治方案，列宁回答道：他对外交不感兴趣，他的任务是社会主义革命。这让帕尔乌斯很恼怒，根据后来他自己的证词，他通过中间人警告列宁说：也许他会继续领导暴动，但是如果他对政治手腕不感兴趣，他就会沦为我手上的工具（he may go on agitating; but if he is not interested in statesmanship ,then he will become a tool in my hands）！ 事实上，在关于德、俄之间的停战问题上，两人从来没有站在一个立场上，列宁关于停战的主张从来不是秘密，那就是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也是第二国际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共同的政治诉求。而帕尔乌斯构想的却是德国对欧洲与俄国的控制，是彻底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行径，这正是列宁致力于斗争的对立面，详见下文。
列宁回国之后，在列宁与布尔什维克设在斯德哥尔摩的政治局交流的信息中，缺乏经费依然是主要议题。推测列宁获得过帕尔乌斯设法经过波兰社会主义者之手交付的资助，唯一的证据也只是列宁感谢一位波兰社会主义者哥斯洛夫斯基（Kozlovsky）的信，而此人曾是帕尔乌斯的联系人，列宁感谢收到了2000卢布的资助！ 区区2000卢布，列宁还要亲笔写信感谢。此一证据实在无力，甚至有反证的危险，连《明镜》也弃而不用。
这里需要再次回顾一下“七月事变”。7月1日俄临时政府组织一战前线进攻以惨败告终，激怒了彼得格勒的工人和陆海军士兵。7月3日，自发的游行示威开始，但并没有发展成为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行动。列宁认为当时俄国革命危机尚未成熟，不赞成武装行动，3日下午4时，布尔什维克党决定劝阻群众。但是示威已经开始，制止已不可能。3日夜晚，布尔什维克中央同彼得堡委员会和军事组织一起决定参加游行示威，以便把它引导到和平的有组织的方向去。列宁闻讯后于7月4日晨赶回彼得格勒，参加了4号50多万人的游行示威，并在克舍辛斯卡娅公馆的阳台上向游行的水兵发表了演说，要求群众沉着、坚定和警惕。当局派军队镇压，与示威群众发生冲突，死56人。布尔什维克党于5日发表停止游行示威的号召书。7月4-6日，《真理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以及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办公处所被捣毁。7月5日，《现代言论报》刊登了对列宁德奸的诽谤，而《真理报》已于前一天被捣毁，使其无法发出反驳的声音。7月6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工人被解除武装，革命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被调出首都，派往前线。七月事变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二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终止，苏维埃成了附属品，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告终。
1917年7月６日，通过改名为《〈真理报〉小报》出了一号，代替当天应出的《真理报》，以《坚定和沉着》为题刊载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军事组织的号召书，还刊载了列宁《政权在哪里？反革命在哪里？》、《黑帮报纸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卑鄙诽谤》、《诽谤和事实》、《接近了本质》和《是新的德雷福斯案件吗？》等文，对临时政府的暴行和诽谤进行了批驳。列宁6-7日再次声明《德雷福斯案件重演》，集中地反驳了临时政府的诬陷，其中特别说明了与帕尔乌斯的关系：
新旧手法兼施并用，--这就是沙皇政府进行剥削和镇压的一贯手段，共和制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反革命资产阶级在对各族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布尔什维克进行政治迫害时，总是还要进行极端卑鄙的诽谤，在报刊上展开“攻势”，同法国教权派和君主派的报刊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的攻势一模一样。
要不惜一切给德雷福斯加上进行间谍活动的罪名！--这是那时的暗号。要不惜一切给某个布尔什维克加上进行间谍活动的罪名！--这是现在的暗号。卑鄙地诽谤，颠倒是非，漫天撒谎，挖空心思地混淆读者视听，--所有这些手法，黄色报纸和一切资产阶级报纸都在非常卖力地采用。他们的嚎叫简直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别说论据，有时就连叫些什么也听不清楚。
下面就是最近在我们共和国上演德雷福斯案件时采用的几种手法。最初他们“搬出”三个主要“论据”：叶尔莫连科；科兹洛夫斯基的2000万；同帕尔乌斯的关系。
第二天，鼓吹行凶的主要报纸《现代言论报》就刊登了两点“更正”，承认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不是被人收买，而是狂热分子，同时把2000万改成了2万。另一家报纸则说叶尔莫连科的证词是次要的。
我们在7月6日的《〈真理报〉小报》上已经指出，叶尔莫连科的证词完全是荒诞无稽的。显然，他的证词已不便再引用了。
同一号《〈真理报〉小报》还刊登了科兹洛夫斯基驳斥诽谤的一封信。遭到驳斥之后，2000万减到了2万，但仍然没有说出确切数字，而是用了一个“整数”！
他们把帕尔乌斯扯在里面，竭力捏造说帕尔乌斯同布尔什维克有某种联系。其实正是布尔什维克，早在日内瓦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就把他叫作叛徒［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堕落到了极点》。--原编者注］，把他当作德国的普列汉诺夫无情地加以斥责，永远排除了同这种社会沙文主义者进行任何接触的一切可能。正是布尔什维克，在有瑞典左派社会党人参加的斯德哥尔摩欢迎大会上，不仅断然拒绝同帕尔乌斯交谈，而且不让他以任何身分，甚至以来宾身分参加大会。
加涅茨基是经商的，他供职的那家公司有帕尔乌斯的股份。有关商务和钱财的通信当然要经过邮检机关，而且完全能够彻底加以检查。有人却毫无根据地竭力把商务同政治搅在一起！！
甚至还有这样可笑的事情：有人指责《真理报》，就因为《真理报》发给瑞典及其他国家社会党报纸的电讯（当然也经过邮检机关，这个机关是了解得十分清楚的）德国报纸也转载了，有时还加以歪曲！好象电讯被人转载或者遭到恶意的歪曲也应当受指责似的！
这是地地道道的德雷福斯案件，采取撒谎和诽谤的攻势是基于疯狂的政治仇恨……但是，用散布诽谤来代替思想斗争的谣言制造者该是多么卑鄙啊！
事实上，七月事变之后，列宁“德奸案”中临时政府公布的文件中，帕尔乌斯就已经卷入其中，被作为列宁德奸的主要同盟，这一点从来就不是《明镜》的功劳和发明。帕尔乌斯为此发表了一个声明：
我一直支持，而且还将继续支持俄国革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用所有能够使用的方式。你们这些疯子，为什么要担心我把钱给列宁？列宁和其他你们指控的人，从来没有要求或者接受从我这里来的钱，无论是借款还是赠送。但是我给予了他们，以及其他人，很多比钱和炸药更有效的东西。我属于这些人中的一员，把自己的身心都奉献给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决心，这是你们现在想摧毁的，但注定要失败的。
托洛茨基则于7月8日在高尔基主办的《新生活报》上迅速刊登了《帕尔乌斯和他的“代理人”--致编辑部的一封信》：
在俄国社会主义刊物上，我第一个揭露了帕尔乌斯与德国帝国主义的不光彩的联系，确认它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与革命荣誉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号召全体俄国社会主义与帕尔乌斯断绝所有政治联系；
我的一篇这种精神的文章刊登在巴黎出版的《我们的话报》（1915年2月）上，并被彼得格勒杂志《当代世界》所转载；
……
从上述一切中可以清楚，在战争期间我与帕尔乌斯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的或个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联系，所有相反的断言都是谎言和诽谤。
后来，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第四章 “大诬蔑的一个月”中更详细地追叙道：
一个叫做布尔斯坦的人，正式称为商人，叫临时政府去注意“帕尔乌斯主持的一个德国间谍机关，设在斯德哥尔摩。”帕尔乌斯是一个有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员，属于俄国人血统。依照布尔斯坦作证的话，列宁和这个机关联系，经过了甘涅茨基和哥斯洛夫斯基这两个波兰革命家之手。克伦斯基后来写道：“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不幸不是普通法律性质，而完全是秘密警察性质。--一俟甘涅茨基到俄国来，在边境被捕之后，就可以绝对无问题地证实了，而且变为法律上确定有效的证据，反对布尔什维克派总干部。”克伦斯基预先知道了，这些材料将变成什么东西！
商人布尔斯坦的供词，牵涉到甘涅茨基与加茨洛夫斯基在两地--彼得格勒与斯德哥尔摩--的生意。看来，这一战时商业采取了秘密通信的方式，但它与政治无关。布尔什维克党与这笔买卖无关。列宁和托洛茨基曾书面揭露帕尔乌斯是个做生意的好手兼革命政治的烂货，并号召俄国革命党人与他断绝一切关系。但是在事变漩涡中的人，哪个有功夫来细察所有这些事情呢？一个间谍机关设在斯德哥尔摩，--这句话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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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经过德国回来，此事供给爱国派煽惑以永不竭尽的藉口。但是资产阶级报纸，好像证明：爱国主义无疑是它们政策之中一个柔顺的工具，当列宁初来时候，它们用虚伪的善意欢迎他，直至明白了他的社会政纲之后，才肆无忌惮地骂列宁“亲德”。它们认为，“土地，面包与和平，”这类口号，列宁只能从德国带来。
辛子陵一口咬定说列宁的自我辩护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赫尔方特没有出现，这是怎样的一种大无畏精神？其实，在《明镜》周刊的报导中，有两次提到帕尔乌斯：他被唤作“Parvus”（小个子）嘲讽地暗示他的那相当肥胖的身躯 、亚历山大·帕尔弗斯（即小个子，黑尔凡特1894年后使用的名称），--但是《明镜》完全不提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七月诬陷之后针对帕尔乌斯的反驳，就像完全不提凯南对“西森档案”的考证一样。无论从左从右，只要不符合其结论，所有材料都可以仿佛不存在，正是这样一种《明镜》式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精神鼓励了辛先生的无知无畏。其实，辛先生只要愿意去查一下《列宁全集》就不至于如此被误导，根本在于他并不想知道列宁究竟如何说。然而，建立在如此谬误基础上的宣讲，却能够获得大量喝彩，这才是需要正视的现实：为什么今天撒谎、诽谤和谣言再度大行其道？也正因此，重读列宁的上述批驳具有了新的意义。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帕尔乌斯曾敦促德国外交部以一个没有附加条件和补偿要求的和平协定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权谈判。他认为，列宁政权之所以对谈判持保留态度，是因为布尔什维克还在等待奥匈帝国和德国境内的革命爆发。然而，新生的苏俄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举行大罢工的呼吁，德国社会民主党各派均很冷淡，他们认为不能在这个紧要战争关头从背后刺伤德意志帝国，顶多是促使德国与苏维埃的和平谈判。在斯德哥尔摩与苏维埃代表拉狄克秘密会见时，帕尔乌斯希望列宁能允许他回到俄国，他知道自己的政策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受到怀疑，他愿意在工人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并且接受审判。 与此同时，柏林的德国总参部已经要求情报部门严密监控帕尔乌斯的行为，特别是所有往来的电报，德国政府明确阻止帕尔乌斯追求自己独立的政治目标，他也意识到已经不可能让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与外交部合作来进行与俄国的和平谈判。
列宁对帕尔乌斯的回国请求予以坚决拒绝，他回复说：“革命的动机不能被肮脏的手玷污”（the cause of the revolution should not be touched by dirty hands）。之后，帕尔乌斯加强了与德国政府合作的反苏维埃立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签订期间，他积极建言建策，提出俄国很容易用军事制服和分割，这样就不用和苏维埃再进行和平谈判。俄国消灭了，法国打败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德国就可以主宰欧洲。这时，他的主张不仅和1941年的希特勒相呼应，而且已经与列宁及其苏维埃彻底为敌。 由此捏造十月革命之后的苏维埃政权是德国财政通过帕尔乌斯来支持的，是毫无根据的天方夜谭。
相反，1917年12月20，苏联成立“契卡”，26日苏俄政府拨款二百万卢布以支援西欧革命。之后，苏联把银行收归国有。帕尔乌斯认为这些措施会激起国内反抗，便开始动员和鼓动国内外反动势力去攻击和孤立苏俄，以制造最严酷的压力。他认为，俄国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银行的国有化只有在高度工业化发展的国家才是有意义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反映了最可怕的认知错误。他谴责列宁的政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少数人的军事专政，是对欧洲光荣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辱骂，苏维埃更像是一个犹太人的阴谋，而不是现代民主。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之后，他对苏维埃的批判更加尖刻。在与德、奥外交官的私下交谈中，他担心德国丧失对东线的经济制裁，会对今后的德俄关系产生灾难性影响。公开场合，他则谴责签署条约的苏维埃使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蒙羞，强化了德国鼓吹军事力量的政党，参加谈判的托洛茨基和拉狄克要为这个“革命沙文主义”的条约承担主要责任。他希望德意志帝国和苏维埃都很快垮台，德国革命可以席卷一切。对于俄国，他的使命就是推翻苏维埃。
所有的这一切，其实正验证了列宁之前对其德国沙文主义的批判。而帕尔乌斯就此对苏俄的批判，也完全不同于罗莎·卢森堡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的国际主义立场。今天，试图向欧洲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右派认祖归宗的辛子陵等诸先生们，其实应该先拜谢这位德皇间谍“赫尔方特”先生，今天辛子陵等人的观点不过都是在向他致以遥远的敬意，--多么讽刺的历史画卷，它揭示了欧洲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与今天中国右翼自由主义之间（今天他们正在把自己改称为“左翼自由主义”，以争夺左翼的大旗），其实有着深刻的历史联系！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解除了德国在东线的压力之后，德对俄的政策是保持控制和经济渗透，7月继任的国务卿Hintze如此总结：
我们在东部需要的是什么？俄国的军事瘫痪。苏维埃比其他任何政党都能更好地关照这一点，不需要我们出一个人和一分钱。我们不能要求他们或其他俄国人爱我们，事实上，我们把他们的国家像对待一只橘子一样挤压，这就是我们做的。我们不是与苏维埃合作，我们是压榨它。这就是政治的意义。
德国战败后，帕尔乌斯的政治生命也随着一战和德意志帝国的覆灭而丧失。1918年11月，他去瑞士隐居后被驱逐，回到柏林，死于1924年。他死后，曾被认为是第二国际最有才能的大脑，这自然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右翼阵营的一个评价。
但是在第三国际，在苏俄社会主义阵营，一战之后的帕尔乌斯早已经是德国社会沙文主义的肮脏之手。1922年2月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刊登了一条发自华沙的电讯，介绍帕尔乌斯的小册子《挽救经济的道路》，但没有察觉到这本小册子是为德帝国主义侵略东欧、对苏维埃俄国各族人民进行殖民奴役的计划辩护的。列宁发现后很愤怒，2月4日在致莫洛托夫同志并转政治局委员的电报中说：
建议追查是谁最近在报上登载了介绍帕尔乌斯作品的电讯。
在查明责任者之后，建议给予罗斯塔社该部负责人以严重警告处分，并撤掉负有直接责任的记者的职务，因为只有十足的笨蛋或白卫分子才会把我们的报纸变成替帕尔乌斯这样的恶棍作广告的工具。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2月8日通过了列宁的建议；经过调查后又于3月11日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定。
帕尔乌斯死后，《真理报》评论他的一生正是第二国际的象征：“第二国际的整个政策，从革命的决定(五一节)到支持沾满血污的资本主义止，都在这个以大革命家始，而以大投机家、艾伯特的顾问终的人身上得到了体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无论是政治立场，还是实际行动都已经与帕尔乌斯为代表的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社会沙文主义全面决裂。为此，1917年至1918年，在列宁的建议下，经过党内讨论，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为共产党。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欧洲社会沙文主义的路线斗争，正是帕尔乌斯故事不可分割的大背景。七月事变之后，特别是十月革命之后，也是这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事实上，这时的帕尔乌斯已经完全成为苏俄公敌。试图通过这只肮脏的手，在九十年之后再行诬陷列宁与十月革命，不过是黔驴技穷的一种媒体表演。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一些左翼网站对《明镜》周刊的文章做了反驳，一篇标题为：“ 一个购买的革命还是一个购买的新闻？《明镜》再次清算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另一篇标题为：“《明镜》何以是错的？” 除了指出其证据薄弱，也从历史的脉络中指出十月革命的逻辑根本不是德国可以用钱购买的，这篇文章不过是右翼意识形态的炒作。
的确，《明镜》周刊的这篇文章正是丧失基本学术品格的媒体“翻案史学”的代表作品。尽管在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上，作为发行110万册以上的老牌欧洲时政主流杂志，《明镜》周刊以自己拥有的全球最大的事实核查团队而自豪，相对于250人左右的采编队伍，具有事实核查功能的档案部有100人之多，其中35人做资料归档工作，65人同时兼做研究与事实核查。 但为什么被中国的媒体人所羡艳的事实核查团队却不能就《明镜》周刊自2006年以来大量的反华报道，以及此次列宁德奸案报道，对基本事实的违背起纠正作用？这就已经不是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所能够解释的。在专业主义的背后，是政治的立场和利益扮演了更重要的主宰作用，新闻专业主义往往沦为这种政治立场合法化的遮羞布，这才是关键问题。
正如托洛茨基在上个世纪的判断：
七月情形完全不同。在进攻布尔什维克派之中，一切统治势力，政府，法院，反间谍，司令部，官吏群，市政局，在苏维埃占多数的党派，他们的报纸，他们的演说家，--都构成一个庞大的整体。他们相互间的歧异，犹如音乐合奏之中各种乐器的不同声调，只有加强一般的效果。两个无聊的人的笨拙的发明，居然高升为一个历史因素。诬蔑的话如同尼亚加拉瀑布倾泻下来。倘若你注意到那个背景--战争和革命--和被告者的身份--几百万群众的革命领袖，他们正在领导自己的党走上政权--那么你就可以毫不夸大地说：1917年7月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诬蔑之月了。
这个漫长的“污蔑之月”并没有结束。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为什么1917年七月在后苏联、后冷战时代会获得新的生命？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或许正是，作为十月革命的继承者，作为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仅活着，而且“崛起”。如果我们真正需要从历史的视野之中理解这一事件，就必须回到十月革命所开辟的世界历史的新时刻，回到究竟什么是列宁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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