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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传媒、冷战史与“列宁德奸案”的前世今生（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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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4 17:56:00 |
五，“冷战史”与中国“翻案史学”的来源
今天，中国意识形态的主战场正发生在历史与大众传媒的交合地带，并催生出一种可称为“翻案史学”的媒体现象,它特别集中在国际共运史和中国革命史的范围内。上述列宁德奸案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2007年12月《明镜》周刊重新炒作此一谣言，正是为了借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际，再行解构和污名俄国革命意义的举措。从1917到2007年，与其一起借尸还魂的正是冷战的幽灵。
的确，翻案史学往往以“冷战史”的方式表现出来。一方面它关注的话题主要来自“热战”时期，另一方面，其基本叙述框架来自冷战期间西方阵营的冷战史研究。“冷战”这一词汇原本是乔治·奥威尔1945年提出来的，用来批判在原子弹的两级世界中，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民丧失了反抗的可能，处于无法改变的不宣战的战争状态。后来，这一词汇在五十年代被美国用来专指针对苏联不宣战的、进攻性遏制状态。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之前，从不正式使用这个词，因为他们相信苏联是坚持世界和平的，而美帝国主义才是侵略性的。 “冷战”在中文学术世界出现也是在八十年代之后。之前，是在“现代国际关系史”的框架下进行相关研究。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特别是在美国学习的大陆学者把西方的冷战研究陆续介绍到中国。1991年苏联解体，所谓“冷战”结束之后，俄国档案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的短暂解禁，也极大地刺激了“冷战史”研究热。1998年至2007年，大陆学界召开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研讨会，“冷战史”研究由此进入中国大学研究体制。
在很大意义上，西方“冷战史”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冷战在后冷战时期的俄国与中国获得了延续和发展，这就是大众传媒中的“翻案史学”。它的突出表现就是用单一民族国家或国家利益的框架剪裁和重新叙述苏俄（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用狭义的民族主义去取代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视野。无视与否定二十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复杂历史脉络，以及国际共产主义实践内与外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及其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发生，--由此寻找不同的行动、反对的声音其实非常容易，无论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东、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还是在冷战期间的西方阵营，迄今为止，各种论辩与斗争从未停息。但翻案史学唯一希望证明的结论是：中国革命是苏俄（联）基于其国家利益对中国操控的结果，--它以此喂养和塑造中国的（网络）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目的是拆解二十世纪中俄（苏）革命的正当性，以及与之血肉相联的新中国的合法性，这已成为一种颇为壮观之社会潮流。
中国翻案史学的源头正是六十年代冷战前后的美国亚洲研究。在美国大学中设置区域研究、亚洲研究，本身就是二战后美国战略情报局对苏联进行“遏制”之冷战政策的产物。众所周知，该研究在美国受到大量著名的政府与私人基金会的资助。由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由美国杜鲁门政府主导、并不断增强的对苏联的敌意与遏制，以及国内麦卡锡主义在学术界的迫害与清洗，使得中国研究的主导方向从中共与农民、帝国主义、抗日战争等中国自身的内部问题转向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阴谋与操控，并以此来解释、回应和推脱“谁断送了中国”这一问题。“当时出版的著作大都着眼于共产国际的阴谋，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对苏俄的模仿，而置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根源于不顾。与美国政府对铁板一块的，由莫斯科操纵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谴责相呼应，美国学术界在当时也将中心放在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操纵上。这种观点因为50年代初的中苏联盟以及中国对苏联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所强化。” 苏联解体后，这些作为美国冷战成果的观点借尸还魂，成为今天中国翻案史学热衷炒作的冷饭，使得美国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与二十一世纪前后的中国构成了一个富有意味的回响，也是极富反讽的现象。
但是，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论证除了证明其历史观的狭隘、偏颇与功利主义，结果是遮蔽而不是揭示了历史的真实，并不能证得更多。苏联解体之后公布的档案，只是证明了历史过程的复杂与曲折，并不能构成对曾经扮演了重要国际主义内涵的社会主义之否定。舍此，则无法解释最基本的历史事实，特别是新生的苏维埃1917年7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废除在华的沙俄不平等条约，并且在国内极为严峻的经济危机下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援助。
就列宁德奸案来说，其实，除了《明镜》周刊，辛子陵的历史观还有一个不容轻视的“高大上”来源，足以让今天不明底细的读者仰止：
以上事实已为俄国最新出版的官方历史《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所证实。2006年俄国总统普京提出了为11年级（相当于我们高二、三年级）的学生写一部历史教科书的动议。原希望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索氏年事已高，确定由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组织编写一本“非苏联味”的教科书。普京的秘书苏尔科夫邀请祖波夫等人到克里姆林宫讨论并确立了写作计划。《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这部书是由40余名专家共同完成的。出版前，索尔仁尼琴审阅并修改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书稿。2009年阿斯特（ACT）出版社将其印行。出版后引起轰动，不到一年再版数次。2010年6月17至27日俄国史学者潘佐夫（他参与了编写工作）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学者李玉贞、陈铁健等，与他就 《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一书进行了座谈，进一步证实了德国《明镜周刊》公布的史料已为俄国官方所确认，并写进了这部新史书中。
《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从根本上否定了十月革命，认为这是一场政变。对于政变前后，列宁是否接受德国的资助，以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活动这一关键问题，该书的回答是肯定的。书中引用德国外交部公布的档案详细叙述德国威廉皇帝的计谋：设法从俄国内部寻找代理人，利用这支别动队，从俄国内部瓦解沙皇的力量。列宁从1915年开始得到德国当局资助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实际上充当了德国的秘密代理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就主张俄国失败，坚持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3日，列宁和一些政治流亡者，得由德国特种兵帮助顺利经德国回到彼得格勒。
这些材料一披露，就把“伟大的十月革命”和革命导师列宁彻底颠覆了。这就是为什么俄国人彻底抛弃了列宁和列宁主义，当我们中国人继续缅怀列宁的时候，他们要把列宁的遗体送到中国来。
中国的翻案史学与俄国的翻案史学真是难兄难弟。2007年在中国，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却没有按照惯例播放任何纪念十月革命的节目。正式刊物中只有《炎黄春秋》在第11期刊登了一篇《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写在“十月革命”九十周年之时》，却是一篇彻底否定十月革命的文章：
列宁改变了十月革命的性质。根据马克思主义（例如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教导），在那些专制落后的国家，革命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民主，实行宪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通道路。但是，列宁修改了马克思主义，要在专制落后的俄国先拿下政权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和促进世界革命。
······
十月革命创造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可能成功。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大实验，不仅影响到俄国和以俄为师的国家，而且影响到了全世界，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二十世纪一个主要社会潮流，对推进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包括成为资本主义自我改革调整的压力和动力），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但是整个说来，这一伟大实验基本上失败了。搬用十月革命创造的苏联模式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有人说这是武断，可就是拿不出半点根据，举不出一个具体国家来。失败的原因，一是资本主义仍然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转向社会主义的条件远未成熟；二是十月革命后实行对经济、政治、思想的垄断，是历史的倒退、是对二月民主革命的反动。
如果结合2007年2月，谢韬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事态可能就更加清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后，不顾中国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国情，便放弃新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坚持要搞共产主义，凭借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对他们的影响。我们曾经走上暴力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承认1848年的错误以后，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才是《资本论》的最高成果，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个正统叫做民主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社会民主党就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列宁标新立异，1918年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共产党，成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分裂了国际工人运动。斯大林等人才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他们把恩格斯摈弃的“1848年的斗争方法”当作旗帜挥舞，从“左”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谢文重申“二月民主革命”、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与“暴力社会主义”的路线分野，呼吁中国回归“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价值，--回归的唯一途径必然要建立在对列宁与十月革命的彻底否定上，这正是“后冷战”时代中、俄“翻案史学”的共识。
那么，这本“最新”的、“官方”的俄国史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呢？还是中国翻案史学执掌牛耳的《炎黄春秋》杂志，众望所归，在2010年第10期发表了李玉贞的书评《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正是辛子陵上述引用的来源。 李玉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被认为是重要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研究专家。但是在这篇文章中，却匪夷所思地出现了很多学术硬伤。
其实《中华读书报》2010年09月29日就曾刊登记者康慨的报道 ：“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国立大学因为一本关于前苏联时代的历史教科书，陷入了空前的争议漩涡”，“ 政府设立的监察机构俄罗斯联邦社会院很快召集了会议，并在会后发布报告，批评该教科书以‘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解读国家历史，并歪曲历史事实。 莫大历史系主任谢尔盖·卡尔波夫出面否认与该书有关，并表示，《俄罗斯历史1917-2009》只印刷了2000册，而且事实上‘已在我们的教学活动中被搁置了’。在联邦社会院开会之后，莫大历史系则发表声明，表示将暂停在该校课堂中使用此书。” 这起码让我们知道对于这部翻案史书是有巨大争议的，并非一厢情愿的“彻底颠覆”。
2011年5月，《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杂志刊发了针对李玉贞一文的考证文章：《译介国外作品要准确--祖波夫主编<二十世纪俄国史>一书相关情况查证》。经查证材料和询问来访的俄罗斯学者，李文所说与实际有很大出入，经过进一步对比俄文原书, 发现李文中引用的数字与原书不符之处有6、7 处之多。关键性的，也就是被辛子陵强调的几点，都是错误的。1，没有证据证明此书是普京总统授意的；2，此书非历史教科书；3，索尔仁尼琴并不支持该书，相反，临去世前写材料揭发该书作者；4，李文提到的来华递交此书的亚· 潘佐夫并非著名的俄国史学家，只是在美俄裔教师。另外，该书除主编祖波夫外, 还有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捷克、拉脱维亚等十个国家的境外作者, 总共43 位，其中鲜有俄罗斯权威学者和有影响的历史学家, 多是年轻的副博士和副教授。而且作者的专业领域五花八门: 除历史专业外, 还有艺术、语言、工程技术甚至森林保护方面的作者。主编祖波夫与俄境外宗教团体联系密切,长期担任俄境外流亡人士创办刊物《播种》杂志主编。曾担任反苏组织“团结联盟”领导人，该组织的前身是1924-1930 年流亡欧洲的白俄青年恐怖组织, 二战前从事反苏、反共的破坏活动, 二战后与纳粹合作, 曾深入到俄侨和被俘的苏联战俘中做策反工作。俄罗斯政治自由化之后, 该组织于1996 年在俄罗斯境内得以注册, 之后还多次参加各级议会的选举。除此之外, 团结联盟还利用东正教讲堂开展反共的宣传工作, 号召立法禁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2010年4月，俄罗斯主流杂志《专家》在第16- 17期刊登了一篇题为《造假者的历史》的文章,批评该书把苏联卫国战争写成苏联-纳粹战争，并揭发了主编与“团结联盟”的关系。祖波夫将杂志告上法庭，理由是2008年之后他已不在该组织任职。《专家》代表在庭审中举证说: 一是祖波夫在书中称：反对苏联制度的许多人, 其生命要感谢德国的入侵 ; 二是祖波夫作为该书的主编曾在互联网上撰文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人是比纳粹还可怕的敌人, 因为他们统治了俄罗斯几十年, 而纳粹只是在2-3 年的短时间里占领过俄罗斯的一部分。等等。法院认定: 该书有20 多处结论表明作者的一些论断缺乏史实根据，此书非学术性著作, 属于政论类出版物。
文章还列举了李文在摘译中很多不应该出现的“硬伤”，尤其体现在数字上。比如李文写道：其他如俄国中部省份在1916 年，人口总数为6，800 万, 到1920 年仅剩下3，800 万 ；而祖波夫原书中两个数字分别为680万和380万，此处两组数据相差十倍。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也就是说，李文在推介祖波夫主编的这套翻案史书时夹带了很多私货。问题是，这样的做法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符合一位学者的身份与良知呢？
这里，可以参考一下美国历史学家安东·费得雅辛（Anton Fedyashin）对该书的评述，对于我们客观理解或许有帮助：
在二十世纪寻求持中之论的读者多少会对《俄国史》感到失望，虽然，在关于二十世纪的广泛争论中，祖波夫的计划表达出一种不仅与苏联的遗产抗衡，也与普京政府的自由主义鞭策相抗衡的观点。这套书对苏联过去的总体态度与其说是探究，不如说是基于（宗教）义理的谴责。文本提供了陈述和判断，却令人惊讶地很少提出问题。而且，如果读者全盘接受书中露骨的反共信息的话，他们将不得不接受作者们相信的观点，即俄国史上的这整整七十年，没有给当下增添任何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说，这套书违背了它的本意，因为与天主教的激情结合的反共热情，并不能帮助俄国人面对二十世纪的残酷历史，以及当今世界的复杂性。那些寻找“苏联的人民史”（就如这套书的封面设计所暗示的）的人也会感到失望，因为文本除以流行的编年方式列出长长的一串国家犯下的、其臣民经受的罪行外几乎什么也没有提供。祖波夫这套书提示的是，苏联经验不过就是一个庞大的、悲剧性的历史错误。但俄罗斯的民族性格（通过其个体）就不能从中发现有吸引力甚至有营养的东西？共产主义经验难道不是更广泛的、西方应对现代性问题的一部分？这些问题在《俄国史》的书页上甚至都没有出现，尽管（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许比一本一千九百页的二十世纪罪行编年史更难消化。这段历史需要平衡性处理，可叹的是，在此意义上，《俄国史》所证明的也许是需要的、却又是欠缺的一步。
此论基本公允，其问题意识也正是今天的中俄（苏）历史研究应该面对的。
但是，迟至2012年出版的李玉贞代表巨著《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中，祖波夫这部俄国史仍然是她的重要资料来源。褒扬者认为该书积三十年之功“颠覆了”很多传统说法，其主要论证的观点无非就是：统领苏俄对华外交的是其国家利益，共产国际是其国家利益的工具，国民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也就是中苏国家利益和党派利益之间的冲突。在署名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的章百家在序言中高度评价了这一立场。章百家1995年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三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后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十一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一直到2011年才不再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序认为：
李先生选择了一个颇具新意的视角，以苏俄和中国国民党各自的利益诉求为分析的主轴，探讨了双方合作的基础及限度，双方分歧的由来与矛盾激化的原因，清晰地勾勒出国民党与苏俄和共产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本书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颠覆了一些传统的说法，其中有四点尤令人印象深刻：第一，苏俄与国民党是因各自的利益需要而走到一起的，最终又因利益冲突而分手。第二，统领和支配着苏俄对华外交的是其国家利益，而这种利益具有多重性，苏俄外交除巩固和维护系新生革命政权之外也承袭了沙俄扩张主义的传统。第三，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不仅是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也是苏俄外交、包括对华外交的一个重要工具，其奉行的是为苏俄外交服务的立场。第四，当年苏俄对中国的情况缺乏基本的了解，这导致一系列判断失误和对华政策的混乱与矛盾，这种脱离实际的政策也根本不可能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这一系列的“新观点”，除了呼应和复制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冷战研究和俄国翻案史学的陈词滥调之外，唯一的新意在于这段评价来源于体制内党史研究的权威人物。在这段陈述中，中共其实就是苏俄（联）的内奸，国民党却因为坚持民族利益才与共产国际翻脸，只是因为苏俄（联）对情况掌握的失误，才使得这一卖国遇到挫折。这其实不过就是列宁德奸案的中共版本，难道不是吗？
另一序言的作者特别标注为“原国民党西山派元老邹鲁之子”邹达，这也顺理成章。邹的评价是：“思想、政制之异同，意识形态之分歧，民族感情之激荡，治乱兴衰之轨迹，昭然甚明。”诚然！其分歧不过就是国共两党冷战意识形态之分野的延续。于是，在论述列宁与孙中山的交往中，何香凝和宋美龄的回忆材料，在号称以资料取胜的李玉贞之翻案史学“巨著”中，完全没有涉及。因为该著的基本立场是寻求孙中山不赞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资料，而选择性忽略孙中山与列宁声气相通之处。她认为十五年前自己的著作《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有苏联史学的“中毒”症状，把以孙中山为核心把国民党划分为“革命”与“反革命”，或使用陈炯明“背叛”孙中山一类的词语，--读到这里，笔者倒是很好奇：邹达是否也认同陈炯明并非背叛孙中山呢？其先父邹鲁不正是当年直接受命于孙中山负责讨伐陈炯明的大将吗？他是否也要“翻案史学”一把，重新评价先父之功过？
由此提出的问题正是，中国“冷战史”研究的历史视野究竟应该如何建立？号称“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的《炎黄春秋》杂志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立论建立在虚假的历史史料上？作为学术人的基本立场与操守究竟应该如何把握？这些都应该成为学术界重新思考的重要话题了。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重构我们的历史观，它都无法建立在虚构与谎言的基础上。
在笔者正要完成撰写本文的时候，看到了《炎黄春秋》2014年7月号的最新文章《普京为什么怒斥布尔什维克卖国》，作者李凌署名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原主编，摘录关键如下：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在欧洲各地生活，开会，办党校，办刊物等经费从何而来呢？
为纪念十月革命90周年，2007年出版的何方、金雁等编著的《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文集中，对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可供研究和参考的珍贵的第一手史料，简单介绍如下：
美国政府于1918年10月公布了一批档案资料，即在现代史上极受重视的《西逊文献》（Sis-son Documents）全面证明，列宁是奉德国的命令行事的。这文献公布以后，欧美政界和史学界曾讨论一项根本问题：列宁秘密回国后极力鼓吹片面缔结和约的政策，是否足以证明他是个德国的间谍？他在瑞士期间以及回国后，是否仍不断接受德国的津贴？
齐曼编的资料。英国学者齐曼（Z.A.B.Zerman编的《俄国革命与德国--1915年至1918年的档案资料》（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齐曼文件集）。这本书的资料中列出了德国政府为支持俄国的革命运动所花的款项和德皇政府与布尔什维克及其他俄国革命政团之间的关系。
这批文件提到的德皇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付出极大的款项，给各种各样的俄国革命分子在俄国境内进行颠覆沙皇政府的宣传活动，但这些文件没有说明这笔巨大的款项中究竟有多少用在俄境内，接受此种津贴究竟是谁？他们如何用法？
一般人认为，德皇政府和俄国的接受者都不会保留详细的账目和收据，但还是有许多蛛丝马迹，使研究者们可以看到一些事实真相。
从这批文件中可以看出，早在1915年3月，德皇政府已拨出200万马克供俄国革命分子作宣传经费。这笔钱的极大部分是由一个名叫海尔芬博士（Dr,Alexander Helphand）的德皇政府特务交给俄国革命分子的（这位海尔芬博士是托洛斯基的好朋友），他曾化名巴伏斯（Parvus）。在1915年底，德国政府又拨给他100万马克。他在1915年3月写给德皇政府的报告中说，在俄国组织大罢工，社会民主党的极端激进派（按：指布尔什维克）已经投入行动……他接着还提到列宁以及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名字。他主张应通过邀请这批人参加拟议在德国召开的俄国各革命党派联合大会，以便立即发动反对沙皇政府的行动。
巴伏斯（海尔芬博士）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为其活动中心，经常与流亡在该地的一些布尔什维克党人如拉迪克等接触，但由于大家都知道巴伏斯是德国特务，因此列宁在1917年4月返俄的秘密旅程途经斯德哥尔摩时，拒绝和他当面晤谈。列宁是一个细心谨慎的人，他知道国内的政敌，将会利用他借道德国返俄一事对他大肆攻击。但当时在斯德哥尔摩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如拉迪克·汉尼基等仍然肆无忌惮地与巴伏斯会晤，而汉尼基在事实上受巴伏斯雇用的。
……
由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由历史学家祖波夫等撰写的《二十世纪的俄国史（1894-2007）》一书，简要地介绍了列宁、季诺维也夫等人是得到德皇政府的特别批准才能经过德国回到俄国的。该书还介绍了列宁、布尔什维克接受德皇政府大量资助的事实，指出：“德国拨出5000万金马克（约合9吨多黄金）资助俄国革命者。”德国总参谋部向威廉皇帝报告称：“列宁顺利回到俄国，他干的确如我们所愿。”
……
这个苛刻条件被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大力反对。为是否签订和约，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高层也引起严重的分歧。列宁主张立刻签订和约。他说：“如果不签约那你们等过三星期就执行对苏维埃政权的死刑判决。这些条件并未触犯苏维埃政权，我丝毫不动摇。”列宁和布尔维克党为了保持苏维埃政权，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
这就是1917年7月被托洛茨基称为漫长的“污蔑之月”在当下中国获得的最新的延续。在此逻辑之下，作为共产国际中国分部的中国共产党不过就是苏俄（联）内奸的论断，不是呼之欲出了吗？章百家论调中的共产党卖国，国民党才是爱国，不正是今天所谓“民国热”的一个核心预设吗？
善良的人们，是否应该警惕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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