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必要性方面分析投资是否适度

尽管许多经济学家都曾对适度投资问题（例如，将消费率、储蓄率和投资率控制在什么水平是合理的）作过深入研究，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一个经过严格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的、适合不同国情与发展特征的适度投资水平。我们认为，所谓适度投资就是指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基于某些经济约束条件、考虑多种经济要素协调性的投资规模与投资增长。

投资必须反映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内在需要，并为这种内在需要服务。曼昆对15个国家1960-1991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的研究表明：“增长与投资之间是相关的，把GDP中相当大的部分用于投资的国家往往有高的增长率，把GDP中一小部分用于投资的国家往往增长率也低。”储蓄（投资）率的增加是不是有一个极限呢？通常资本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此时，资本—产出比例迅速上升，增长代价提高。所以，从经济增长效率上考虑，储蓄率增加所引起的高增长并非是无限的。但是，储蓄（投资）率的增减还取决于市场上投资机会的多少。良好的投资机会意味着较高的收益率，甚至是资本边际收益递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和起飞阶段，非常高的投资率可以维持较长时间而不致耗尽投资机会。”

■从经济可能性方面考察投资的适度性

在既定的条件下，投资增长的空间并不是无限的，投资扩张是受限制的，需要受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国民的储蓄水平和习惯，通常国民储蓄水平高、储蓄意愿强，适度的投资水平就高；二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方式与渠道，如果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发达，储蓄就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实现向投资的转化，适度的投资水平就高；三是通货膨胀程度，投资扩张可能会导致社会总需求扩张，因而助长通胀压力。如果通货膨胀水平已经很高，投资继续扩大应受到抑制；四是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如果资源与环境的承载力强，则适度投资水平也可能达到较高水平，反之，资源与环境约束严重，则适度投资水平低；五是财政与金融的负担能力，在政府债务严重以及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的情况下，财政与银行投资风险上升，引发社会动荡与危机的可能性增大，适度的投资水平就低，反之则高。

■投资的经济必要性与经济可能性相辅相承

二者需要相互权衡、相互协调的，分析可能性要在充分考虑必要性的基础之上，研究必要性也要在充分考虑可能性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投资的适度增长。一方面，高效的投资会大大增强经济增长活力，扩大国民收入及国民储蓄水平，增加具有增值能力的社会财富，扩大生产能力与物资供应，防止通货膨胀，提高财政的可支付性和负担能力，降低金融风险，因此，投资的经济必要性反而有利于提高经济可能性；另一方面，投资的过快增长过程又会给宏观经济带来的负担与风险因素，投资需求膨胀会导致基础产业和设施供给不足，引发通货膨胀；在经济增长方式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投资膨胀会使资源与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削弱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在政府及银行投资行为不规范的条件下，投资扩张还会带来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因此，要把投资控制在合理的、社会能够承受的限度之内，避免投资的经济可能性约束经济必要性。

■判定适度投资的局限性与替代指标

有关适度投资问题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局限于理论与定性角度，由于投资形成机制的内在复杂性，也由于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制、发展模式、人口结构、文化传统、贫富差距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数量上很难对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适度投资水平作出准确判断，也难以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对其进行推论。但是，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判定相似，适度投资增长率实际上就是在充分考虑经济必要性以及可能性条件下实现的最大程度的投资增长水平。在实践中，由于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因素过于复杂，所以，我们更习惯于用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年均增长率）来说明一定时期的潜在增长水平。由此，我们也可以用投资增长的长期趋势来说明一定时期投资的适度增长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大约经历了5个增长周期。在这5个周期中，只有1988-1992年间的投资增长低于经济增长，其他周期的投资增长均高于经济增长。投资增长超前于经济增长仍然是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从1979-2003年的平均水平看，GDP实际增长率和投资实际增长率分别为9.4%和12.1%，投资率以及投资对GDP的增长弹性分别为32%和1.29。（见下表）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应在9%左右，这与改革以来的长期趋势基本吻合。如果我们以投资对GDP的增长弹性的长期趋势1.29计算，则适应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的适度投资增长率应为11.6%，这比改革以来投资长期平均增长率略低。至于投资的适度增长空间，我们倾向于将1992-2003年的平均增速14.9%作为投资增长的上限，因为这一时期的投资增长实效最为显著；而将10%定位于投资增长的下限，这是由投资适当超前于经济的规律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