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际水平相比，我国消费率偏低。近10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在60%左右，而19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79%。1980年代初，我国的消费率曾经达到67%，到2001年，这一比率只有60.6%，总体看呈现下降趋势。于是，有学者认为，“我国消费率偏低与下降趋势，同投资率偏高并上升相关。长时期内的过高投资已成为居民收入和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症结所在。”  “投资率的明显攀升必然造成消费率的逐步下降。” 那么，投资率偏高并上升真是消费率偏低与下降的直接原因和决定因素吗？

从统计表面上看的确如此。1978-2001年，运用支出法计算的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最终消费率与资本形成率（投资率）的相关系数为-0.77，两者呈现较强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定投资率的变动是消费率反向变动的决定因素。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能够证明，投资率的水平与变动与消费率的水平与变动有着迥然不同的决定机制；影响与作用于一方发展的因素并不一定构成影响与作用于另一方面逆向发展的原因。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可以通过有意压低居民收入，提高政府及国有企业的收入和储蓄水平，并转化为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的方式，为国民经济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积累资金。由于消费是由可支配收入决定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居民个人消费受到政府人为的抑制，国民收入中的最终消费率较低。但是，即便如此，这一时期消费率偏低也不是由投资率较高决定的，而是由较高投资率背后的特殊时期的国家资金控制与支配方式决定的。

如果说传统经济体制与资金筹措机制造成了消费率偏低的结果；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以及市场体制的初步建立，我国的收入分配和储蓄结构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居民收入和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在国民收入最终分配结构中，居民收入已经由改革之初的65%左右上升到目前的75%；居民储蓄占国民储蓄的比例则由改革之初的15%上升到目前的60%左右。通过市场机制决定的投融资活动的范围与深度都明显加大，目前，非国有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上升到50%以上。没有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强制储蓄的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显著提高，改革以后的消费率理应发生与改革以前不一样的变化。但是，从下图可以看到，自1980年代初以来，我国的消费率虽然有所波动，但总体上仍然趋于下降。这又是为什么呢？

改革以后的较长时期里，尽管政府的财政资金运用能力逐步减弱，但是，其资金动员能力并未削弱。政府可以通过对国有银行信贷规模及投向的控制、股票及企业债券市场发行额度的控制以及直接发行中长期建设国债将社会资金引导到重要的产业部门，为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服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居民收入转化为储蓄的过程以及居民储蓄向政府和企业投资的转化过程的市场化程度逐渐加强，特别是前者并没有任何的强制或被迫的色彩。因此，起码在居民层面（占国民经济绝大部分），消费与储蓄（投资）比例关系的确定是自由的和自发的。

但是，为什么改革以来居民仍然自愿选择较低的消费水平或消费率呢？1990年代初期之前，我国国民经济的显著特征是供给不足、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由于缺少适合居民消费的质优价廉和品种丰富的产品，因此，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率都较低；1992年小平南巡以后，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市场产品极大丰富，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但是，居民消费并未出现显著增长，与此同时，居民储蓄却以让人吃惊的超常规模增长：从2000年的7万亿元到2001年的8万亿元，用了22个月，从2001年的8万亿元到2002年的9万亿元，则用了仅仅10个月。 1998年以来，国内需求不足、产品相对过剩和买方市场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此时，制约消费增长和消费率提高的因素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第一，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的同时，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养老、失业、医疗等本应由政府支出或社会保险的领域转而需要大量个人支出。除少数官员和公务员以外，几乎全社会都需要认真面对未来可能到来的潜在危机和风险。增加储蓄和减少现期消费成为必然的选择。

第二，近年来，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社会财富不断集中。1985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为1.8:1，而到2002年差距已拉大到3.1:1；目前，我国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50.2%，而最贫穷的20%家庭的收入仅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3%；我国尚有约5000万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和穷人的消费能力不足成为严重制约当前消费增长和消费率提高的重要原因。

第三，政府在某些公共服务部门过度退出或逃避责任，导致相关个人支出迅速增加，民众不得不节制其它方面的消费，从而出现“消费排挤（抑制）消费”现象的出现。例如，在教育领域，随着财政主渠道教育投资相对规模的萎缩，以及缺乏合理有效的教育经费资金来源，其他不合理的教育收费逐步上升为我国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在教育经费总量中，占比明显上升的是学杂费，从1990年的4.9%上升到2000年的15.4%，平均每年上升1个多百分点。2001年，全国31个城市居民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总额达到596亿元，户均支出5900元。

“我国消费率偏低与下降趋势同投资率偏高并上升相关”只是一种表象。无论是改革以前还是改革以后，消费率偏低与下降都有其特殊的体制与政策背景。如果说改革以前消费率的水平和变化是被动的，那么，改革以来消费率的水平和变化则逐步趋于自主性与市场化。只有不断改善消费的政策与体制环境，缩小贫富差距，才能真正提高消费水平或消费率。如果根据消费率与投资率此消彼长的表象关系，希望通过压缩投资、降低投资率的方式促进消费率的提高，则非但不能最终提高消费率，还会影响未来的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

我国投资率偏高及上升是由其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决定的。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相应于收入的高消费会引致低投资和慢增长；相应于收入的低消费会引致高投资和快增长。美国或英国是前一种的代表，而东亚经济奇迹则是后一种的代表。” 我国要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根据国际经验，只有保持相当长时期的高投资率才可以实现持续的高增长率，高消费率则难以实现上述目标。

在开放条件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每年都在500-600亿美元左右，而1990年代以前则不足100亿美元；近年来，我国的贸易顺差每年都在300亿美元左右，而1990年代以前则多为逆差。利用外资规模扩大表明我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运用国外储蓄促进国内投资与经济的增长，投资率的不断升高有外资流入的影响；大量贸易顺差的存在表明我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不仅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世界市场的需求。由此，在外资与外贸双顺差的情况下，我国投资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上有一定的必然性。

提高消费率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想法，是针对当前消费品市场供大于求的现实提出来的，人们希望通过消费增加实现产销两旺，缓解消费品大量积压的局面，形成旺盛而持续的市场需求。从短期考虑，当经济中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时，促进消费扩张有利于闲置资源的利用和国民收入的增加。但是，如前所述，由于消费体制与政策障碍的存在，消费率难以提高，而储蓄率却迅速上升；在民间投资需求乏力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连年发债，扩大政府投资规模，引导民间投资增长，以吸收过度的储蓄增长，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因此，目前的高投资率也是一种无奈和不得以的选择。消费率的下降反而成为了投资率上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