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与投资关系的国际经验比较

在讨论消费对经济的作用时，包括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在内的学者都认为：近25年我国的消费率平均为61%，而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6%，英、美等发达国家年均消费率都在80%以上；长期以来的低消费率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应该以提高消费率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基本出发点。我国的消费率低于大多数国家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是，这是否能够作为判定我国消费率合理与否的依据呢？由于经济发展阶段、规模、目标、模式、途径不同，不同国家的消费—储蓄（投资）结构必然存在差别。如果不顾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对消费率进行机械的国际比较，并由此得出某种标准，很可能是表象的、片面的。提高消费率是否有利于实现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呢？全面、深入的国际经验比较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不同国家消费与投资比例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殊性。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不同国家之间消费与投资关系的国际比较缺乏参考价值，样本少、时期短的国际比较也不能说明一个国家消费与投资关系的合理性及其必然性。本文试图通过大样本、长时期、多因素、结构细化和典型分析的方式对消费与投资关系的国际经验进行探讨，以求相对全面、完整地把握消费与投资之间、两者内部更细的结构关系以及这种结构关系形成的原因，从而突破现有研究成果的局限性。

一、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及其变动趋势

（一）消费率最高的是经济最为落后的国家

我们对全球不同区域的、数据较为完整的82个国家和地区 的消费率与投资率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971-2004年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6.3%，平均投资率为23.6%。其中，非洲、拉美和工业化国家平均消费率较高，分别达到79.2%、78.4%和78.1%，亚洲国家与中东国家的平均消费率接近，均在73%左右。投资率的情况与消费率略有不同，亚洲国家的平均投资率高达28.2%，而中东国家平均投资率明显低于亚洲国家，其次是工业化国家、非洲和拉美国家。根据洲际平均水平分析，消费率较高的并不是经济发达国家以及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却恰恰是经济最为落后以及经济波动较大的国家。由于消费率（投资率）形成机制的内在复杂性，从数量上很难对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适度消费率（投资率）水平做出准确判断，也难以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对其进行推论。但是，如果用消费率与投资率的世界长期趋势说明一定时期消费与投资的适度比例关系，那末，76.3%的消费率和23.6%的投资率可以成为一国判断消费与投资比例关系的基本参照。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非洲、拉美和工业化国家的消费率偏高，而亚洲和中东国家的消费率较低。传统观点与比较方法喜欢拿中国的消费率与发达工业国相比较，现在看来并不合适，因为两者国民收入和发展阶段之间的差距太大，根本没有可比性；而拿中国的消费率与非洲和拉美国家相比也不合适，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征与状态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并不相符。

在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中，平均消费率最高的是布隆迪（99.4%），最低的是新加坡（59.3%），也就是说，近30多年的世界各国的平均消费率基本上都位于60-100%之间。根据多国长期经验，消费率平均保持在60%以上是普遍的，也是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反之，如果一个国家长期消费率低于60%，就应对宏观需求结构进行必要的调整。1980-2005年间，中国年均消费率为61.5%，位于世界平均消费率的下限，相对较低。我们可以分三个区间考察各国消费率的状况。第一区间有18个国家，消费率在86-100%之间，这一区间多为低收入国家；第二区间有44个国家，消费率在75-85%之间，这一区间的国家所占比例最大，说明在国际上，平均消费率的长期趋势保持在75-85%相对比较普遍；第三区间有20个国家，消费率在60-74%之间，第三区间集中了几乎所有主要的东亚国家。

1971-2004年，在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中，平均投资率最高的是圭亚那（40.8%），最低的是塞拉利昂（10.9%），也就是说，近30多年的世界各国的投资率基本上都位于10-40%之间。我们也可以分三个区间考察各国投资率的状况。第一区间有11个国家，投资率在30%以上，以亚洲国家为主，其中有新加坡、中国、伊朗、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和泰国；也包括3个非洲国家和1个拉美国家；第二区间50个国家的投资率处于20-30%之间。其中，又有23个国家的投资率在22-24%之间，这一区间的国家占国家总数的28%。这一区间的国家最多，说明在世界范围内，这一投资率水平比较普遍；第三区间有21个国家，投资率在10-20%之间。

除了对消费率与投资率进行相对独立的分析外，我们还可以比较各国消费与投资的比值，用以说明在不同条件下投资与消费的适应程度。对82个国家的平均消费率与投资率比值按高低排序，以每10个国家为一个区间（最后12个国家为一个区间），分别计算相应区间中各国平均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可以得出表2的结果。统计表明，第一区间的消费与投资的比值高达6.5，即1美元投资支撑的消费额为6.5美元，此时，平均经济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6%和555美元。而当消费与投资的比值下降到第八区间的2.1时，平均经济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则高达5.3%和8870美元。

虽然随着消费与投资比值的下降，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变动并不是完全与之反方向的，但是，仍然可以从中看出如下特征，消费与投资比值畸高显然不利于经济增长和摆脱贫困；以达到的收入高低考察，消费与投资比值在3.3左右比较合理，此时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9915美元；而要达到增长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双高，则必须维持较低的消费与投资比值。中国的消费与投资的比值为1.65，排82个国家的倒数第2位，仅比新加坡略高，属于第八区间。

（二）消费率较高不利于保持较高增长水平

根据散点图做出的趋势线呈现波动下降状态。总的来说，随着消费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两者存在反向运动趋势。也即消费率越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越高；而消费率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越低，消费率较高的国家不利于保持较高增长水平。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反向运动趋势并不是线性的。当消费率位于76-87%之间时，随着消费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平缓上升。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一同向运动趋势只是发生在5%以下的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区间中，即消费率的平缓上升并不能实现相对较高的增长水平。当消费率大于87%的情况下，随着消费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率再次趋于下降。

我们把82个国家和地区按照平均经济增长率的高低进行排序，并计算不同经济增长区间内所有国家消费率的均值，结果如表3所示。在30多年的较长时期中，平均6%以上的经济增长水平是比较高的，达到这一增长水平的国家的消费率平均为69%，远远低于其他增长区间消费率均值。除了肯尼亚的消费率达到87%以外，高增长区间内的国家平均消费率均低于72%。在5-6%的增长区间以及2%以上的增长区间中，平均消费率均达到84%左右，远远高于其他增长区间。这两个区间中多数是发展中国家或低收入国家。

各国平均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要比平均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清晰得多。图2是1971-2004年间82个国家和地区平均投资率与其平均经济增长率的散点图。根据散点图做出的趋势线明显向右上方倾斜，即投资率较高的国家，经济增长率相应也会较高。也就是说，较高的投资率有利于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

我们同样按照平均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将8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序，并计算不同经济增长区间内所有国家投资率的均值，结果如表4所示。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6%以上的国家的平均投资率为30.4%，而其他增长区间或平均投资率则没有高于24%的。可见要达到相对较高的增长水平，较高的投资率是必须的。

（三）收入上升过程中消费率趋于下降

收入增长会引起国内需求结构的变化，因此，在不同收入水平下，消费率会出现显著的变化。图3给出了各国人均国民收入（GNI ）与平均消费率的散点图。根据散点图做出的趋势线为指数形态的曲线。总的来说，随着国民收入的上升，消费率趋于下降，两者存在反向运动趋势。

根据世界银行1998年的收入分类标准 ，我们计算了不同收入类别国家的平均消费率和投资率。如表5所示，消费率最低的是上中等收入国家，最高的是低收入国家，而高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明显低于低收入国家和下中等收入国家。投资率的趋势恰好相反，投资率最低的是下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而高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明显较高。这说明收入增加会使国内需求结构发生相当一致的变化。

钱纳里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中运用多国模型也论证了收入增加与需求结构变化的内在规律。在人均收入140美元、560美元和2100美元三个基准收入水平上，消费占总需求的比例由71%下降到65%，再下降到59%，与此同时，投资占总需求的比例由15%上升到20%，再上升到23%。我们所作的多国分析与钱纳里的研究结果有相似的地方。

（四）不能只根据理论想当然地对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做出解释

从理论上讲，如果一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社会财富会不断集中，由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和穷人的消费能力不足将制约消费增长，因此，消费率将呈现下降趋势或保持较低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可以明显降低人们对未来不确定性或风险的预期，减弱人们的养老、失业、医疗等方面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不必更多储蓄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支出，人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消费。因此，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国家中，储蓄率低而消费率高有其内在必然性。

但是，国际经验并不完全支持上述结论。我们对数据完整的62个国家的平均消费率（1971-2004年）和其基尼系数（1999年）进行了比较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似系数只有0.29，相关性很低。如果按照基尼系数高低进行排序，以每10个国家为一组分为6个组别，基尼系数最高的一组国家的平均消费率为84.4%，其余各组平均消费率分别为81.3%、81.5%、84.8%、77.5%和74.1%。虽然各组平均消费率没有明显规律可循，但是，仍可以大致看出，基尼系数较高，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消费率反而较高；而基尼系数较低，贫富差距较小的国家，消费率反而较低。

这里我们用公共卫生保健支出占GDP的比例来反映社会保障程度，1999年有数据统计的77个国家公共卫生保健支出占GDP的比例与人均国民收入的相似系数高达0.72，表明收入越高的国家，医疗等社会保障程度越高，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各国平均消费率与社保程度的相似系数为-0.24，还不能就此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按照社保程度的高低进行排序，以每10个国家为一组分为8个组别，各组社保指标和对应的各国平均消费率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出，随着社保程度的提高，平均消费率反而趋于下降。

贫富差距和保障程度对消费率的影响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上的差异性，表明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了消费率的变化，从而扭曲了贫富差距和保障程度对消费率变化的作用；也提示我们还不能仅仅根据经济理论想当然地对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做出解释，还是要针对一国的具体情况，做出具体分析。

（五）从经济增长活力和已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两方面综合考虑，消费率的下降要比消费率上升和消费率持平更为有利

以上分析了世界各国消费与投资比例的平均水平，下面我们将着重研究不同国家消费与投资比例的变动趋势。1971-2004年，世界平均消费率总体保持平稳，只由73.7%小幅上升到76.3%。图5是不同类别国家1971-2004年间消费率曲线。可以看出，在30多年间，工业化国家的消费率较为平缓，波动不大，标准差只有1.08；非洲国家消费率有向上变动的趋势；亚洲国家消费率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态势；中东国家消费率大起大落，峰谷差值能够达到30个百分点，标准差高达7.13；拉美国家消费率总体变化不大，但在不同时间段有一定的波动。不同类别国家投资率的变动趋势可以归纳为：亚洲国家明显上升；非洲国家缓慢下降；中东国家大幅波动；工业化国家平稳发展；拉美国家变动不大。

在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中，消费率趋于上升的有美国、澳大利亚、法国、肯尼亚、南非、阿根廷等27个国家，占32.7%；消费率趋于下降的有比利时、英国、博茨瓦纳、韩国、中国、埃及等17个国家，占20.7%；消费率基本持平（包括波动较大的国家）的有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喀麦隆、印度、伊朗等38个国家，占45.3%。消费率上升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11%，人均国民收入为10166美元；消费率下降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5.26%，人均国民收入为10815美元；消费率持平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11%，人均国民收入为6321美元。从经济增长活力和已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两方面综合考虑，消费率的下降要比消费率上升和消费率持平更为有利。世界各国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反向变动趋势比较显著，因此，对消费率变动趋势的分析可以大致代替对投资率相应变动趋势的判断。

二、需求内部结构及其变动趋势

（一）三大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

根据93个国家与地区 1980-2002年间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内部各类需求比例，我们计算出了全球不同类型国家的平均需求结构。从消费、投资及净出口三大需求角度分析，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最终消费占比最高，分别达到82.5%和82.2%，其次是东欧国家的80.2%；发达工业国的最终消费率为77.4%，明显低于拉美、非洲和东欧国家；亚洲国家的最终消费率最低，只有71.6%，与此同时，亚洲国家的资本形成率最高，平均达到27.6%，分别高于其他类型国家3-7个百分点。其他类型国家的消费率与资本形成率并未形成与亚洲国家同样的对应关系。尽管非洲、拉美和东欧国家的最终消费率比工业化国家平均高3-5个百分点，但三类国家的资本形成比率却与工业化国家持平甚至略高出几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非洲、拉美和东欧三类国家的逆差比例都达到2-3%，其国内投资需求超过储蓄的部分通过国外资本流入得到弥补。

因此，最终消费率的高低并不取决于资本形成比率的高低，反之也亦然，两者并不完全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单纯用消费率高低判定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是片面的。在93个国家与地区中，出现高消费率、投资率并不低情况的国家有28个，占总数的30%。其中包括：希腊（消费率85%、资本形成率20%），葡萄牙（消费率80.3%、资本形成率24.1%），加纳（消费率91.1%、资本形成率20.3%），坦桑尼亚（消费率94%、资本形成率21.6%），菲律宾（消费率82%、资本形成率22.1%），埃及（消费率88.4%、资本形成率26%），伊朗（消费率75.7%、资本形成率31.1%），以色列（消费率88.6%、资本形成率22.6%），罗马尼亚（消费率82.4%、资本形成率28.3%），阿塞拜疆（消费率91.7%、资本形成率25.8%），等等。长期高消费率、较高投资率并存可能反映了一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以及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

（二）各类需求内部的比例关系

在各类型国家的最终消费结构中（以最终消费为100），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居民消费比例最高，分别达到了84.5%和84.1%，其次是非洲和东欧国家，均在78%左右，工业化国家和中东国家居民消费率较低。中东国家的政府消费水平非常高，政府消费率达到31.6%，竟然高于亚洲国家平均水平一倍左右。工业化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政府消费水准也比较高，两者的政府消费率分别达到25.5%和22.2%。拉美和亚洲国家的政府消费率明显较低。由于从全球范围来看，拉美和亚洲国家更具增长活力，因此，保持较低的政府消费率应该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在93个国家与地区中，居民消费率与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52，而政府消费率与人均国民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52，这近似说明：随着收入提高，政府消费率趋于提高，而居民消费率趋于下降。政府消费率超过25%以上的国家有27个之多，其中，既包括法国、丹麦、德国、比利时、以色列等发达工业化国家和社会福利与保障完善的国家，也包括纳米比亚、安哥拉等非洲低收入国家，还包括卡塔尔、沙特等富裕中东国家。亚洲各国的政府消费率没有超过22%的，即使是日本的平均政府消费率也只有21.5%，大大低于其他工业化国家。可以看出，政府消费率较高既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社会福利较好的表现，也可能是政府过多占用与滥用社会资源，导致贫困的根源。中国的政府消费率平均为20.2%，位居93个国家与地区的中游，但是，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政府消费率较高，仅次于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和地区。

在各类型国家的资本形成结构中（以资本形成为100），工业化国家的固定资本形成所占比例最高，达到98.8%，相应的其存货比例最低，仅占全部资本形成的1.2%；其次是中东国家，其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比例分别为98.6%和1.4%。亚洲国家的固定资本形成所占比例最低，只有95.6%，相应的其存货比例最高，达到4.4%。在93个国家与地区的资本形成结构中，固定资本形成比例低、而存货比例较高的国家包括挪威、阿尔及利亚、印尼、巴基斯坦、也门、罗马尼亚、俄罗斯等。1980-2002年间，中国的存货占资本形成的比例达到18%，仅次于苏丹、罗马尼亚和肯尼亚，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多国比较表明中国的存货投资比重过高。

（三）需求内部比例关系的变动

由于上文已经论述了各国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变动状况，这里只对各国最终消费内部的政府消费率的变动情况进行分析。1980-2002年间，在相关数据时间序列较为完整的67个国家中，政府消费率呈现上升趋势的国家有11个，占16.4%，这些国家以拉美和非洲国家为主，包括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哥伦比亚、肯尼亚、葡萄牙等国，其中，哥伦比亚、肯尼亚、巴拉圭的政府消费率分别上升了10个、11个和5个百分点。

政府消费率下降的有20个国家，占29.8%。政府消费率下降的国家既有工业化国家的加拿大、比利时，也有亚洲的韩国、马来西亚、泰国，还包括中东的埃及、以色列和约旦。其中伊朗、爱尔兰、韩国、以色列、卢森堡等国的政府消费率下降了6-20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较大。政府消费率基本持平的国家以发达工业国为主，共计18个，占26.8%。政府消费率波动较大的国家也有18个，包括中国、菲律宾、阿根廷、尼日利亚和巴西等国。

总体来看，工业化国家政府消费率普遍变动不大，亚洲国家的政府消费率趋于下降，低收入国家政府消费率或者大幅波动，或者趋于上升。改革以来，中国的政府消费率变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