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土地制度和土地管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主要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参与和见证了这些变化。

1978年我调到红旗杂志社经济部，在作编辑工作的同时，从事经济研究。大约15年间，主要研究了以下问题：国民收入的积累与消费，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农业集约化，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等等。这些问题都直接、间接与土地有关，如联产承包责任制，本身就是土地制度的重大改革；乡镇企业，涉及到土地利用和管理；农业集约化，涉及土地的经营规模、承包经营权流转和耕地保护；住房制度改革，涉及城市土地制度与管理。研究这些问题，使我对土地问题也有了较多了解。1986年成立了国家土地管理局，逐步实现全国城乡土地的统一管理，我因此而开始对土地问题作专题研究，写了一些关于耕地保护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方面的文章，为改革出谋划策、摇旗呐喊。

1992年，我调入国家土地管理局，本意是想专门做研究工作，但组织上安排我担任事业单位的领导。事业单位的职责是为行政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和政策研究方面的支持，也算是直接参与改革。不过，我的任务主要是组织大家履行职责，而不是自己去干。单位虽小，事情却很多，个人研究的时间因此少了。但繁忙之余，还是尽量研究一些问题。数年下来，主要研究了以下问题：土地市场（包括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土地管理与房屋管理，土地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城市用地模式，土地资产，土地年地租制，等等。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土地管理事业建立、完善过程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而进行的。

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建立了国土资源部。之后，我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主要标志是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利用和土地收益分配两个方面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而且相互交织，更加复杂了。我的研究，开始更多考虑土地与财政、金融、投资、发展战略乃至国民收入分配等方面的联系。涉及的问题有：征地制度改革，地方政府出让土地行为，房地产业的发展，城市化中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农民权益保护，如何运用土地进行宏观调控，我国的规划、调查体系，发展模式转型与土地利用，等等。

现在，我已经退休了。回顾30年的研究，可说是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到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从实现城乡地政统一管理到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从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到集约节约用地，从政府垄断建设用地的一级市场到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30年改革，可谓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我基本上是全程参与其中，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见证了这一段历史。

积之30年，我有以下体会。

1.改革需要理论创新。

所谓改革，就是要调整原有的利益关系，突破旧的制度、政策和法律。为此，首先要理论创新，改变思维方式，用新的理论统一大家的思想。土地使用制度和土地管理改革的每一步，都是思想解放的结果。例如，城市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就是突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旧观念，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地租理论为指导，通过大讨论统一了思想，才得以实现的。

又如，城市土地市场建立了以后，我们曾一度强调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不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形成了土地制度上的城乡二元结构。主要的理论误区，是我们把土地级差收益（地租）形成理论等同于土地收益（地租）分配理论。结果，土地改变用途后的级差收益几乎全部留在城市。城市飞快发展，农村却依然落后，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受到侵害，收入增长缓慢。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明确提出对农民和农村要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明确提出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乡村的”发展阶段，明确提出应当扩大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在新的理论精神指导下，“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改革，就成了题中应有之意。

2.理论来源于社会实践。

在土地使用制度和土地管理改革的每一步，基层干部和群众都作了大量探索，创造了丰富经验。从事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人们，应当重视基层的创造，并善于把群众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

90年代初中期，我曾提出土地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的观点。事情缘起于当时围绕着“房随地走”还是“地随房走”，即房屋管理服从土地管理还是土地管理服从房屋管理，发生了一场争论。我为此研究地租、地价与房租、房价的区别，研究表明房价是在生产领域形成的，房租是房价的分割；而地租属于社会分配领域，地价是地租的资本化。两者的形成机理不一样，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不一样。当时，我们实行土地有偿使用是多种形式并存的，针对不同情况实行不同的地价政策，例如对外资、房地产实行出让，对一般加工企业实行出租，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作价入股，对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实行资本金挂账等。我受此启发提出，地租（地价）过高或过低，都会扭曲经济关系，不利于健康发展。并提出在土地公有条件下，国家有可能把地租（地价）作为经济杠杆，调节经济关系。而房价则起不了这样的作用，它恰恰是被调控的对象。土地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的观点，最初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计划经济时期，土地改变用途后的级差收益，主要由于国家投入产生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有很大变化。例如北京郊区郑各庄的农民，在党支部和村集体带领下，从挖砂石、搞建筑起步，逐渐从发展一般加工业到高科技产业再到现代服务业。他们完全依靠自身积累，彻底改变了村庄面貌，而且投巨资于周边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改变了所处地区的投资环境。现在，这个一千多人口的村庄，吸引了一万多外来人口就业、生活，每年还给国家上缴七千万税收。他们投资20多亿元建的“温都水城”，为城里人提供会议、休闲度假等方面的优质服务，已成为知名品牌。这样的案例在北京绝非个别，在全国发达地区特别是城郊结合部也多有存在。这些案例启示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和农民的投资，已成为土地级差收益的重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简单化地坚持“涨价归公”的理念，不允许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既侵害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又不利于经济建设。例如，“温都水城”由于是集体建设用地，不能抵押，20多亿资金不能周转，影响郑各庄的进一步发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针对市场经济的新的实践、新的问题作出的新的概括。这里，还有一些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例如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因此而产生的土地级差收益，是否一定要收归政府？就需要作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探讨。

以上两个例子充分说明，理论创新的源泉只能来自基层和群众的社会实践。30年的经验表明，任何改革，最初都是下面干出来的，而不是上面设计出来的。因此，无论是理论政策研究者还是领导者，都应眼睛向下，向群众学习。最近，胡锦涛总书记重申，“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号召全党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而且要象陈云同志说的那样，用95%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用不到5%的时间作决策。

3.解放思想，永无止境。

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不断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纵观历史，曾经的改革者、革命者由于不能继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而成为新的改革的阻碍的例子，不胜枚举。共产党人应当引以为戒，时时警醒。徐绍史部长深刻地指出，任何制度、政策、法规，都是有生命周期的，不可能一劳永逸、一成不变。他号召国土资源系统的干部职工，要坚持解放思想，防止僵化。我认为，这确实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回顾我国土地管理事业创建之初，大家都没有经验，调查、研究、探讨、学习的风气十分浓厚。特别是年轻人，没有历史的包袱，更是朝气蓬勃，勇于探索，全身心地投入改革。在大家的努力下，土地管理事业日趋完善、规范。当年的年轻人，也已步入中老年。但凡事都有两面，规范了就容易形成路径依赖；中老年经验丰富，却容易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对新事物不再敏感。现行制度是经过辛苦努力建立起来的，打破重来，在感情上也难以割舍。有的人曾对事业发展有突出贡献，被组织安排担任了各级领导，掌握了或大或小的权力，而进一步改革则意味着权力和利益的调整。这些问题，如果思想上不能正确对待，当年的改革者就可能成为新的改革的阻力。我们常说，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道理就在这里。解放思想，真的是永无止境。

在政府系统工作，要贯彻执行既定的政策，而解放思想，常常要突破现行政策，如何处理这个矛盾？有句老话：“工作有纪律，理论研究无禁区”。工作中要按政策办事，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但研究问题，则无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年龄大小，一律平等。当领导的要鼓励大家深入思考，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要搞“一言堂”。解放思想的标志是实事求是，如陈云同志所说，“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管是多大的官说的，不管是怎样权威的理论，只要不符合实际，就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当然，也要敢于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当年，孙文盛部长曾在我写的一份材料上批示：“性格即命运，可以因而得福，也可以因而遇祸。自己想好了，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盼继续研究问题。”这段话，既体现了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宽广包容的政治胸怀，也告诉我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会总是一帆风顺，可能遭遇坎坷，经受磨难。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有无所畏惧、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这样，才能无愧于人生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