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9年3月2日）上期评论了夏斌先生《从全球通胀到美国金融危机》一文的上半部分，题目为《好一个发展逻辑》。现在继续写下篇，题目再定为《好一个历史机遇》。
危机的爆发，绝不是没有来由的。参透了发展逻辑，其实我们今天面对的结果，都不过是“规律使然”。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但同样也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其中的分野，大约就在于是否把握了客观规律，尽管主观世界并非能够一下子做到和客观规律相一致。
认知了规律，并不止于仅仅为了说明世界。毛主席还说了，“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这就引到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如何把危机转化成为机遇，而且是历史性的机遇！
对此夏先生没有赘述，只是着重指出了两条：一是“成为消费大国的重大历史机遇”；二是“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性机遇”。
对于“消费大国”如何成为了机遇，国人或许一时费解。但这一终极目标，其实是和国人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发展方式实现重大转型连在一起的。对于这种方式明显存在着的高储蓄、低消费；高出口、低价格；高消耗、低效益的重大缺陷，多年来尽管有识之士一再呼吁，但在GDP持续高速增长、“一俊遮百丑”的情况下，的确很难真正引起国人的警醒。党的十六大之后（2003年），党中央马上推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创新（我也自“十五”期末起，以浙江为例研究发展的可持续性，也鲜明地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其间全党先后开展了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但似乎起色不大。倒还是这次危机的突如其来、泰山压顶，使得人们开始痛下决心，推进转型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也都无意间拔高了许多。譬如浙江省的“封疆大吏”，早在2008年初就响亮地提出“保稳（稳定增长、社会稳定）促调（方式和结构）、标本兼治”的口号，便是佐证。甚至在一系列反周期、保增长的应急对策密集出台以后，这些领导同志们照样不为所动，一再告诫所属官员，速度慢一点可以接受，但一定要切实推进转型升级。否则“瘦驴拉硬屎”，一时勉力支撑的增长，最后也还是要掉下来的。
“消费大国”意味着高风险、大规模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趋于衰微，意味着扩大内需这一经济工作的根本方针走向落实，意味着国民收入长期失衡的分配格局得以矫正，意味着公共财政转型的实质性起步，意味着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摆上日程，意味着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体制开始动摇，意味着社会公平正义和阶层团结和谐得以增进。究其实，这一轮的解放思想，针对的早已不是30年前“同仇敌忾”的僵化模式，更多的倒是近10年来大家轻车熟路、趋之若鹜的发展方式，或为那一系列涉及发展的思维定势、运行惯性、路径依赖和体制束缚。
对于“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如何成为了机遇？大家还好理解，但过去实在不敢想象。以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以人民币作为硬通货的国际认可程度，以中国科技、文化为代表的软实力，以小平同志“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政治交代，人们怎么敢去思量这个问题？！但风云突变、狼烟四起，却让你不敢想也得去想了。全球化潮流深度裹挟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封闭已不可能，超脱也做不到。既如此，又何不“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力争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呢？夏先生说得好：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中国金融是世界金融市场中的弃儿”；第二个30年，“中国金融可以说是世界金融棋盘上的一只棋子，但是是在不自觉地下棋”。
“下一个30年中国金融怎么走？”问得好！结论则更有志气：“我们政治上不当头、不称霸，并不意味经济上无所作为、鼠目寸光，并不意味就不需要培养‘经济领袖’的意识”。究其实，如果早上10年我们就有了“产业领袖”的意识，就作出了“自主创新”的战略决策，中国的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又何以是今天的这个水准！
当然，“贵族不是一代养成的”，想当将军也并不等于立马就成为了将军。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也只能是重建工作的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但这已经不是任人宰割的刀俎之肉，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了。在市场经济长足发展30年后的今天，在“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邓小平语）”的时刻，在金融风暴开始动摇“美元帝国”的当下，我们确有很多的事情可做，譬如夏先生提出的七点具体建议。
在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国内发展方式的切实转型，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参与重建，这就是我们正在面对并且可以有所作为的历史性机遇！
（刊于《发展规划研究》2009年第2期）
从全球通胀到美国金融危机
——这一轮世界经济周期的发展逻辑及中国对策
◎夏斌/文
2008年是世界经济剧烈动荡的一年。上半年全世界还在担心物价上涨，下半年却是华尔街金融风暴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世界经济出现明显下滑。在国内，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目标还是，防止经济由偏快向过热转化，防止物价由结构上涨转化为全面上涨，7月，中央却是明确提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为什么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如此之快？为什么中国宏观调控方向会如此快地调整？本文将通过以下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高回报出现转折
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有什么需要特别关注的？
第一，这次全球化中的世界经济高增长，主要是亚洲带动的，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和新兴国家是推动这轮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发动机。从2000年到2007年亚洲经济平均增长8%，世界其他地区才增长3%，前者是后者的2.7倍。第二，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这一轮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70%是消费拉动的。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一大块消费，是由美国来完成的。同时，美国在这一轮全球化中，充分享受了大量便宜商品的好处。第三，全球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意味着新增加几十亿人口的生活水平在大大提高，意味着对地球上各种资源的需求在大量增加。全球投资、消费水平的快速增长，必然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包括矿产、原油的需求产生很大的压力。
由此，经济逻辑的结论自然是：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后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全球几十亿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必然慢慢出现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对资源需求的压力。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回报会出现逐渐下降。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全球需求过旺，但控制住货币，物价是涨不起来的。那么为什么物价在去年底开始飞涨，继而又引发美国金融危机？这需要从商品的另一端——货币说起。
二、全球物价上涨中的美元化现象
中国等国是美元需求方，美国是美元供给方，这仅是分别的、静态的分析。如何把供给——需求从动态角度结合起来？这是个什么样的机制？其结论，是美国政府有意无意利用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矛盾和亚洲国家经济结构没有调整到位前的空子，主动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同时也推动了这一轮世界经济的高增长。在这推动中，先是暴露了物价问题，后是引发了金融危机。说美国是“有意无意”，也可说是美国掌握了世界货币的发行权，但对这轮全球化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弄巧成拙，最后惹成了自己的家园着火。
进一步小结，前一轮全球经济周期呈现的现象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中国家是高储蓄、低消费；美国等发达国家是高消费、低储蓄，通过扩张信用，靠借穷国的钱来过日子。美国经济是寅吃卯粮的经济。不过，在借钱的同时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一轮周期中全球物价上涨的基本原因，是全球的供需失衡，是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高回报出现转折和美元过多现象的共同结果。但是进一步分析其背后深刻的制度原因是国际货币体系有问题，是对美元供给没有约束，或者说这一制度给美国政府发行过多的美元提供了可能。而这一切的引爆点，先是通胀，后是次贷危机。因为当这个泡沫吹得太大了，物价、房地产价格上涨压力太大了，美联储不得不加息，一加息，使美国次贷危机问题一点点暴露，最后把世界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全部带出来了。至于说华尔街高管人员薪酬刺激的问题，只是浅层次的技术层面原因。以上是这一轮世界经济周期内在的发展逻辑。
三、是严重挑战，更是重大的历史机遇
（一）成为消费大国的重大历史机遇
我国经济结构长期失衡，高储蓄，低消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恰恰给我们制造了改变这种状况的历史性机遇。
现在，面对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的一些负面问题全暴露了，从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走不通了，经济严重下滑，社会矛盾凸现。这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又一次“逼”着我们要解放思想，采取与过去不同的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机遇面前，如果处理得好，会“逼”出一个经济增长新格局，“逼”出一个大国消费市场。当然，这需要时间。如果从现在开始我国宏观政策调整到位，再过五年、八年来回顾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我相信会发现，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给了中国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逼着我们走上了内需为主的道路，初步形成大国消费市场，基本完善了民生制度框架，使得我们经济结构更趋合理，经济总体实力更加强大。
（二）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性机遇
明年是我国建国60周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30年中，中国金融是世界金融市场中的弃儿。第二个30年，中国金融可以说是世界金融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但是是在不自觉地下棋。下一个30年中国金融怎么走，我们原来并不清楚，认识是模糊的。但是，以美国金融危机为转折，中国金融下一个30年的开始，正好与世界金融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约60年开始走衰的周期相重叠，60多年来积累的矛盾和问题到今天已暴露无遗，已经让全球更多的人懂得了世界经济不太平的制度根源是什么。
不久前结束的世界经济首脑峰会，标志了今后的世界将开始走上重新完善和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的历史时期。世界需要我们参与，我们也需要参与。我们政治上不当头、不称霸，并不意味经济上无所作为、鼠目寸光，并不意味经济上就不需要培养“经济领袖”的意识。因此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历史机遇，恰恰是中国经济今后又一个30年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三）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政策建议
第一，要求IMF对全球汇率的相对稳定予以协调。协调美元、欧元、日元三大主要货币间的汇率波动，将必要的汇率协调和干预合理化。第二，妥善处理美国与IMF的关系。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要傍着美国这个“大款”，同时韬光养晦，埋头发展。第三，一方面可顺应法、英等国呼吁，要求IMF制定有利于我国利益的对跨国资本流动、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另一方面应倡议IMF要尊重各国根据自身国情状况，决定资本账户开放的节奏、秩序和内容，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不准以各种方式予以干预，这正是防止新金融危机产生的好措施。第四，顺应相关国家对主权财富基金透明监管的呼吁，特别要求对各种金融衍生产品也要实行透明监管。第五，要求修改、提高各国央行售金协议上限，并要求美国救市资金的获取，应以适当出售黄金替代发售国债（目前美联储储备资产中黄金占比75％，中国不足2％），减少美国财政赤字。同时要求美国应该在危机中不能采取保护主义。第六，大力呼吁世界各地区的金融区域合作，形成解决世界经济不稳定的舆论环境。第七，我国应通过政策性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向困境中国家的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鼓励他们用人民币购买我国中小企业产品。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50人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