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9年6月28日）先前说过的话，如果被其后的事实不幸所言中，我把这样的话叫做“预言”。如果最终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把这样的话叫做“鬼话”。

经济预测是一门太高深的学问，不但因为这世界随着人们的探索，时时改头换面、花样翻新；还因为对其的研究和判断，已经生成了这么多的方法和技术，包括常人往往无法企及的数学模型和巨量计算。

我们实在没有充分的学习和准备，因而对那些故作高深的论文，一向以来也是敬而远之、三缄其口。倒是如王建先生这样的见地，剥茧抽丝、条分缕析，让我们对宏观分析略知一二，也长了不少见识。

对其多次申明过的“谨慎乐观”态度，我历来深以为是。说到“乐观”，是因其对中国经济走势的研判，“会在今年率先走出低谷，而且是唯一能走出萧条阴影的国家”。还因其对中国政府的研判，“会在进入二季度世界经济环境变得更不利的时候，开始辨清形势，从而出台规模更大的经济刺激措施”，“（总量）至少要增加到10万亿元，而且要把刺激经济的战术性措施转变为战略性措施……并且要突出城市化这个战略方向”。

说到“谨慎”，则是因其认为政府把“保8”的宝，押在了出口的增长10%之上，显然是“老道失算”了。而这种失算，则进一步是由于未能准确把握危机的性质和过程。在他来看，2008年只是“一场全球性大萧条的序幕”，“今年才是正剧的开场”，“这场萧条大戏应分成三幕：一幕是企业倒闭潮，一幕是金融机构倒闭潮，一幕是居民消费与全球贸易萎缩潮，这三场戏交替循环上演”。

对于今年政府死死咬住的“保8”，国人对其中的就里，始终没有弄得很明白。据说是因为没有这个速度，国内新增的900万-1000万的劳动力就无以就业，因而会天下大乱。但果如浙江和上海，今年一季度GDP增幅不过在3%-3.5%之间，也未见有多少了不得的。所以，在世界各大经济组织对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都作出负增长2%-3%的预测时，中国订一个8%的高增长率究竟有何必要，笔者的确是心存疑虑的。

当然，把宝押在了外需增长上，那肯定是大错而特错了。这场国际金融危机，都是失控的金融创新惹的祸。不可一世的购买力，多半源自金融泡沫造成的财富效应。一旦盛极而衰的转折来临，庞大的流动性过剩，瞬间就变成了流动性枯竭。那似乎是“永远花不完的”购买力，也就顿时化为了乌有。

今年中国前5个月的外需，始终在下降20%左右的水平徘徊，似乎大体印证了这一点。于是，投资增长的一马当先和“挽狂澜于既倒”，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中国对出口需求的依赖是被迫地下降了，但对投资需求的依赖却主动地上升了（1-5月投资增幅高达32.9%），而消费需求还是“年复一年、山河依旧”地在“温吞”着。

关键的问题在于，国际市场的需求萎缩不是一个短期的局面。实体经济的困境将接二连三，金融体系的修复也得假以时日，这些都会毫无悬念地紧缩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把外需的形势看得严峻一些，不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恐怕是我们避免再一个被动的首要前提。

接下来的事情是，要从战略着眼，把提振国内需求的事情摆上议事日程。出路无非一是矫正国民收入分配的长期失衡，二是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但这两件事不是细小的动作，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伤筋动骨”的大手术，没有透底的见识和过人的胆魄，大约也是很难下手的。

虽然歌里唱着“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但我相信，美国已经不是那个美国，中国也不是那个中国了。在王先生鞭辟入里的预言面前，我们还是把困难想得更严重一些、决心下得更坚定一些、应对做得更主动一些吧！

（刊于《发展规划研究》2009年第6期）

1234，5678

◎王建/文

在去年末（2008年，编者注）给中证报写的年终专稿中我说，在2009年世界经济迈入衰退阶段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会在今年率先走出低谷，而且是唯一能走出萧条阴影的国家。最近有媒体朋友希望我对全年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做个预测，我的预测就是1234、5678，即从一季度到四季度的增长率分别是5%、6%、7%和8%。如果是这样的季度增长曲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就是6.5%而达不到政府所提出的预期值。目前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从一季度就可以走出低谷，这要看对低谷怎么界定，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增长率低于8%的水平都不能说是在健康增长状态，所以发达经济体有年均3%的增长率就已经很满意，发展中国家低于8%就可能是有病了。如果这么看，说中国经济是在今年四季度才会走出低谷就更客观。

然而，这个判断是建立在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刺激程度保持在现有水平上得出的，但是世界经济正在酝酿着至少在中期，而且很可能是在长期内即5年以上都走不出大萧条阴影的前景。从国内因素看，今年仍然会处在产能释放高峰，如果没有政府更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出台，即使今年（2009年，编者注）能保8，明年也会再度陷入衰退，就是“V”形加“L”形的翻转式曲线了。

关键的问题还是怎样认识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前景，在我看来还是太乐观了，因为国际经济中酝酿的危险因素不是在减少，而是在继续累积。如果把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看成是一场全球性大萧条的序幕，那么今年才是正剧的开场，这场萧条大戏应分成三幕：一幕是企业倒闭潮；一幕是金融机构倒潮；一幕是居民消费与全球贸易萎缩潮，这三场戏是交替循环上演的。

这场金融危机产生于美国的次债，而衍生于次债的巨额CDO、CDS等金融商品的发行高峰是在2005年前后，而一个衍生金融商品的标准合约期限是5年左右，所以这些衍生金融商品的兑现、结算高峰就是从今年年中到每年初。由于全球衍生金融商品的规模过于庞大，无论是企业自救还是政府的救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消化金融机构在炒作衍生金融商品时所造成的亏损，再加上实体经济倒闭风潮对金融市场和银行体系所造成的巨大冲击，修复金融体系将会像日本一样，是一个长期过程，并且会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增长形成长期抑制。

国际金融与实体经济危机在今年二季度会进入爆发阶段，到6、7月份会出现一个高潮，这是因为“二通”的倒闭可能会发生在二季度，6、7月份则会进入衍生金融产品清算的高峰，会有许多金融机构要倒下，而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崩溃又是互相交织的，例如仅通用汽车若倒闭所发生的欠帐就高达760亿美元，不仅会冲击银行，也会冲击美国股市。实体经济垮台和金融市场缩水，又会紧缩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使美国的贸易进一步收缩，今年美国的进口规模萎缩30%也并非没有可能，如果是这样，中国今年的出口就可能收缩15%-20%，而仅由出口收缩所引起的增长率下降，就可能高达5个百分点左右，这就给建立在出口增长10%基础上的保8方案出了大难题。

所以，中国政府必然会在进入二季度世界经济环境变得更加不利的时候，开始辨清形势，从而出台规模更大的经济刺激措施，我个人认为，至少要增加到10万亿元，而且要把刺激经济的战术性措施转变为战略性措施，就是要立足于应对世界经济的中长期萧条，并且要突出城市化这个战略方向，才会使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持续走低的背景下，成为唯一能够走出萧条阴影的国家。

（文章来源：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