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7年6月6日）读得王梦奎先生的这篇文论，大约为编辑的随意裁剪，似乎不见其一向以来的透彻和明快。前后两段涉及的“值得研究的问题”，竟有八九个之多；而对于种种发展趋势的判定，均使用了“需要进一步观察”、“可能会”之类的不确定字眼。

这篇文论涉及的主题，是如何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对于2004年以来全国经济几何中心北移、四大经济板块及相应省际差距缩小的趋势，王先生认为是当下“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向”。但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否标志区域差距的变化出现“拐点”，作者很有保留。他的结论是：“近期还难以形成地区差距稳定缩小的态势”，为此，“需实施更积极的协调发展战略”。

他开出的药方是农村人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即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市转移。他声言，“工业化和城市化，实质是几亿农民命运的问题”。至于基本公共服务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作者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认为“可以大有作为”。但是，对此又“不能期望过高”，因为政府“不可能‘提供’广大落后地区和农村全面小康的生活水平，归根到底，这要靠各地经济发展”。

我同意以上的基本结论，但又觉得流于空泛。“三化归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应是普遍的发展规律，但面对当下的中国，破题的当务之急又在哪里？农村的全面小康固然不能靠政府的“提供”，但各地分散、孤立的发展，又真的能解决问题么？

个人以为，当务之急是减少农民、转化农民，而这种减少和转化，又要靠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板块的联动；要在人口自由迁徙和土地有偿转让的前提下，全面推进城乡、区域要素的自由流动、重组和优化。

农民的不减不转，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发展。13亿人口的大多数从事农业、身为农民、留在农村，正是“三农”问题愈演愈烈的本源。政府对于“三农”少取多予，实行“就地转化”，如此等等，虽然可以缓解压力于一时，但可能贻误发展于永久。在早晚都要超越的门槛前面犹豫徘徊，除了错过解决深层次问题的最佳时机以外，我们不会再得到什么。

然而，农民的减少和转化，要靠产业的融合，要靠城乡的统筹，要靠区域的联动。不提出全国层面的政策体系，以一个地区乃至省区的力量，断难收到期望的结果。比如一地实行促进外来人口本地化、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政策，固然能体现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的政绩，但囿于现实利益的掣肘、财政支出的拮据，往往会在进一步的行政作为中悄然改弦更张。

为此，希望中央政府及早研究推出统一的、旨在促进全国范围内减少和转化农民的政策。不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区域，只有在人口特别是农民大量自由迁徙，并在新移民地“稳得住、富得起”的时候，市场机制才会在区域的协调发展中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使区域协调发展跳出以往只看分子（经济总量）、不看分母（人口总量）；只做加法（做大总量）、不做减法（减少人口）的思维定势，走出一条更符合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要求的新路子来！

（刊于《发展规划研究》2007年第5期）

如何缓解发展不平衡的矛盾

◎王梦奎/文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地区发展格局有决定性的影响。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研究报告，2004年以来，由于中西部地区能源原材料大省采掘业和关联产业快速发展，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综合成本上升和结构调整导致增长速度放缓，以及北部沿海地区综合优势发挥带来增长加速等因素，全国经济几何中心北移，东、中、西部和东北这四大经济板块之间的差距，同时呈缩小趋势，全国由基尼系数反映的省际差距随之缩小。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向。

这种新的发展趋势能够维持多久，是否标志着区域差距的变化出现“拐点”，需要进一步观察。因为，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加速发展的趋势，而经济发达地区这类产业可能发展更快，这是拉大地区差距的因素；能源和原材料工业新增生产能力未来几年逐步释放，可能进入平稳增长，有的目前已经供求平衡甚至产能过剩，以采掘业实现高增长的地区如果不实现结构升级，就难以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以往带动东部地区增长的一般制造业，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这有利于缓解区域发展差距，但其规模和速度取决于东部产业升级的压力和中西部发展环境，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国家区域政策可以发挥或者减缓某种因素的作用，但不能改变现阶段地区发展的基本格局。考虑到起相反作用的诸多因素，看来近期还难以形成地区差距稳定缩小的态势。因此，需实施更积极的协调发展战略，抑制差距继续扩大。

所谓协调发展，就是有利于发挥地区优势而又能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格局。

地区差距在相当程度上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城市化水平差异的反映。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何时会出现由扩大到缩小的“拐点”？有不同估计。2020年实现这种“拐点”，是应该争取做到的，这大体上和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间相吻合。

研究发现，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与地区人均GDP大致呈负相关关系：地区人均GDP高的地区一般城乡差距较小。这是因为，经济发达地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下，农村经济有比较大的发展。

解决农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困难之点。因此，要两条腿走路：一是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一是农村的建设和改革。工业化和城市化，实质是几亿农民命运的问题。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缓解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有重要作用，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但是，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水平不仅和体制、政策选择密切相关，而且最终取决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什么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基本公共服务？现阶段中央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能有什么样的范围和水平？如何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均等化？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可以大有作为，但不能期望过高。政府应该提供社会保障，创造发展环境，但不可能“提供”广大落后地区和农村全面小康的生活水平，归根到底，这要靠各地经济发展。

（文章来源：《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