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7年7月21日）周业安先生的这篇评论，主要揭示了政府的创新在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作为空间和操作路径，读后认为所言极是。但引起我更大兴趣的，是评论开篇就触及的事关科学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矫正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此轮宏观调控以来，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往往被概括为“三过”——投资增长过快，信贷发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殊不知，这不过是问题的表象，根源还是我们的宏观经济模式出了问题。而其中的要害，又在于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中，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大大快于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
浙江省统计局副局长、该局的新闻发言人王杰，曾给我们提供了一组非常有说服力的数据：1996-2005年，全省财政总收入增长7.5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近10倍，而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仅增长1.6倍和1.1倍！
政府和企业的高收入,造成了城乡居民的低收入——尽管这并非执政者的本意——但客观后果就是如此。浙江省在讨论当地的“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指标体系时，有一派观点是主张调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率，但几经审议后被压低了。据说这一类指标包括财政收入的增长都比较敏感，还是少说多做为宜。一旦“兑现”不了，政府向民众是不好交待的。
是的，政府为了彰显公信力计，在城乡居民收入问题上，的确应当慎之又慎，及至“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事实上已成为了不是“约束性指标”的约束性指标。但这里仅仅是一个公信力的问题吗？非也。这里有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思路问题。
记得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时，曾经有一种多次出现的非常有趣的表达。譬如他在分析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时说：“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又譬如他在分析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时说：“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
再譬如他在分析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时说：“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我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述老人家的“语录”，一方面本来我就把这篇宏文，当作我党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的“经典”来看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当下的同志，实在应当学习借鉴一下毛泽东这种大哲学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既然“三过两高（高投资率、高出口率）”的沉疴积重难返、病入膏肓，何不另辟蹊径、别开生面，下决心走一条提高居民收入、扩大消费拉动的新路子呢？
周先生收束全文的两条建议，我举双手赞成。在我看来，今年全国财政将突破万亿元的新增收入，大头要拿来补课——补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之课；至于企业，也需要在市场和政府（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之类）的双重约束下，较大幅度地提高劳动者工资收入。如果我们不是三年五载，而是持之以恒地坚持，最终达成矫正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之目的。如此，则中国的发展模式转型有望实质性地突破，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亦有望根本性地赢得了！
（刊于《发展规划研究》2007年第6期）
以创新之手改善收入分配
◎周业安/文
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收入相对于整个国家的财富来说增长较慢，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世行最近的报告说，会影响居民消费，进而弱化内需。除此之外，我在本栏前面的文章提到，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将影响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入及这些劳动者的后代的人力资本投入，从而阻碍未来的经济增长；同时，这种以劳动力低廉为自豪的发展模式还会鼓励资源耗竭型经济的持续，从而可能败光整个家底。
工资分配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起作用主要体现在微观激励上，而不是世行所重视的消费上。首先，我国的低工资陷阱并不是指工资水平绝对低，而是指工资增长落后整体财富的增长。
收入不平等体现在结构上，是小部分人能从整体财富的增长中享有更多，而大部分人很少甚至没有享有这种增长的果实。由于大部分劳动者身陷低工资陷阱，一方面会导致他们缺乏人力资本投资而无法在未来改变自身命运，从而进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另一方面，社会不公平感就会上升，社会冲突就会显现。为了降低分配不公带来的交易成本，社会又必须花费大量的资源来解决这种冲突，而这些资源本该花在生产上。
对既缺乏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又缺乏寻租机会的大多数打工者来说，只能接受低工资的事实。现在不少学者还拼命鼓励廉价劳动力经济，似乎这是强国富民之路。他们也不动点脑子想想，如果老百姓都廉价了，还富啥民？工资上的廉价伴随着就是权利的廉价，后者会进一步弱化劳动者的声音，并加剧低工资带来的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还出现在企业身上。基于廉价劳动力的企业成长模式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进入障碍低，缺乏核心竞争力。一旦某个行业挣钱，很多企业就会投向这个行业，导致行业竞争度急剧上升，企业利润必然摊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充分竞争下的企业经济利润等于零。如果这样，企业也就没有能力去创新了。
如何解开上述两个死结？一些人立马会想到政府管制。其实不然，工资决定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政府干预只能损害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政府也不是不能管制，这要看从哪些方面管。经济学家通常都认为，纯粹的租金收益差距是可以管制的，因为寻租本身在浪费资源。从这个角度讲，大型国企和政府机关的工资水平可以管制。问题是，直接管制工资分配可行吗？想想也不行，多数人没有权利，也就无法要求少数有权利的人自律。所以，关键还是赋予多数人所缺失的权利。这是另一个问题，暂且不谈。大多数劳动者毕竟是在普通的竞争性企业工作，这些企业按照市场均衡工资来支付劳动者的报酬，低工资陷阱就不能成为一个管制的理由。如果这样，还是无解。
劳动者低工资和竞争性企业的低利润构成一个组合，似乎困扰住了我们的思维。但如果跳出比较优势论之类的臆想，是不是还存在一个新的组合呢？比如劳动者的高工资和竞争性企业的高利润。印度似乎在走这条路。形成这个新组合的关键在于，政府要实施创新之手！所谓创新之手，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就是老问题，加大教育投入。但目标不是建几所国际一流学校，而是平衡教育资源，重点在投入处境差的学校。现在的差别教育投入完全违背了教育公平性原则，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权利的不平等。根据《2006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给出的数据，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基尼系数是0.45，而教育不平等方面的基尼系数是0.37，相比之下，这两个数据美国是0.38和0.13；日本是0.25与0.17；俄罗斯是0.32和0.14。真正的大国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收入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平等，但教育一定是平等的。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强盛的大国，所要做的恐怕不是调整收入分配那么简单，更关键的是抓住源头，那就是解决教育不平等问题。所以，创新之手要求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贯彻罗尔斯原则，对政府绩效的评价也要看最差群体受教育程度的改善情况。
第二，创新之手要求引导企业走向创新致富的路径。过去我们总是以为，通过财政杠杆和其他政策来鼓励企业创新是可行的，但从这么多年的实践效果看，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缺乏创新动力，而有创新动力的民间资本又规模太小。如何获得多赢局面？关键是两点：一是改变国企绩效考核标准，把过去以历史业绩考核为主，改为历史业绩考核与创新绩效考核并重，最好能突出后者。创新绩效包含创新投入、创新带来的附加值、人才、标准等多个方面；二是降低公司注册资本金标准以及其他创业方面的管制要求，并鼓励并购，这既能使创业成本降低，刺激更多新企业产生，也有利具备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迅速扩大规模。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