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7年10月1日）姚先国先生是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具有开阔的思维和深厚的学养。尤其难得的，是常有新锐的观点和透底的见识。
假日得闲，偶尔在网上读到他的这篇文论，不由得想到一个问题，在全国各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语）的当下，是否应当多增强一点关于发展的宏观思考，或谓首先要有发展的宏观思维呢？
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最大的特色就是积极探索和基本形成了与中国现阶段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的相继提出和广泛流传，开始促进大众关于发展的宏观思维养成。
这是一件大好事。
因为人们的行动是由思想引导的，而在所有的想法中，大道理又是管着小道理的。如果没有当年毛泽东的一番深入人心的关于抗日救国、民主解放的宏论极其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取得革命和战争的胜利，最终建立新中国，成为执政党。同样道理，如果没有目前党中央的一番关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宏论极其深入人心，中国也就不可能顺利完成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最终实现现代化，并赢得伟大的民族复兴。
姚先生从一个独立的视角，对我国和谐发展中需要面对的三大矛盾及其解决的思路，作了一番宏观的解读，头绪分明，言简意赅。唯一有点可惜的，是他仅将其主体内容限定在“经济发展”的领域里。其实，完全可以放眼至“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或谓笼统地提“发展”。
哪三大矛盾？一是人与自然的矛盾，构成经济发展的资源容量瓶颈；二是人与人的矛盾，构成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冲突阻碍；三是国与国的矛盾，构成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制约。每组矛盾中，还涉及多个层面，譬如人和自然的矛盾，包括了人口、资源和环境；人与人的矛盾，包括了就业、劳资、分配和城乡；而国与国的矛盾，则包括了“南北”和“南南”。
当然，理论上抽象为三大矛盾，不影响我们对现实生活中多重矛盾纠葛叠加的认知。举例来说，资源环境的不堪重负，必然带来人际关系的紧张。由污染事件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我们听到的、见到的还少吗？同样，也必然带来国际关系的紧张。不说日、韩，甚至是美国的媒体，都在说中国的沙尘暴漂洋过海，迷蒙了他们的天空。
总的思路是什么？“归根到底就是要在转变经济运行机制，转变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上下工夫，从改变行为规则和改革制度安排着手，这是我们改革攻坚的重点所在”。也就是说，要靠转型创新，要靠改革攻坚。
不久，中国共产党将要召开万众瞩目的十七大。如果会议不但能在统领发展的宏观思维上取得高度共识，而且能下决心围绕着科学、和谐发展展开新一轮的改革深化与攻坚，则中国共产党幸甚，中国人民幸甚！
（刊于《发展规划研究》2007年第7期）
和谐社会构建与经济发展中的三大矛盾
◎姚先国 盛乐/文
一、人与自然的矛盾，经济发展的资源容量瓶颈
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从原始的和谐状态，到农业社会局部的、阶段性的不和谐，再到工业社会的严重失衡。今天，人与自然的矛盾已经积累到了相当的程度。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或是走向新的更高的和谐状态，或是矛盾迅速激化。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虽然资源丰富，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维系人基本生存的淡水、耕地、草地、森林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1/3、1/2和百分之十几，支撑经济增长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也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中国用只占全球7%的土地、8%的淡水养活了占全球22%的人口，这个数字本身就凸显了我国的生存压力，也反映了我国人与自然矛盾的客观现状。在世界发展的进程中，我国又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的地位，总体科学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长期沿用传统发展模式以拼资源换增长。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石油消费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10种有色金属增长276％。国内资源再也难以支撑传统工业文明的持续增长，我国的环境更难以支撑当前这种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
二、人与人的矛盾，经济发展中的利益冲突阻碍
由于人口增长与资源困境，加上我国改革初期采取的是先易后难、自上而下的方式，所以浅层次的、容易改的改革任务基本上已经完成，我们将进入改革的更深层次的攻坚阶段。各种利益矛盾、利益冲突、利益问题层出不穷，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局面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使深化改革的难度加大，复杂性加深。就目前来看，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失业群体不断扩大。统计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几年，是我国城市失业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根据“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据统计，1992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393.9万人，失业率为2.3%，而到了1999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就已激增至600万人，失业率达到了3.2%。令人感到不安的是，2004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更达到827万，失业率为4.2%。总的看来，我国失业大军正在不断膨胀。
2.“三农”问题久而未决。当前，“三农”问题主要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增长速度缓慢。改革开放的前6年，农民人均收入的年增长按可比口径计算在14％－20％之间。而1996年为9％，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若按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农民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目标，考虑城乡差异，农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也要达到8.4％，同这一要求相比，目前的农民人民收入增长速度要低得多。二是农民收入的绝对水平较低。2003年，全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天不足1美元。三是城乡差距不断增大。2003年统计表明目前城乡收入比为3:1，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四是农村社会事业严重滞后。占70%的农村人口只享有20%的卫生资源。
3.贫富差距在迅速扩大。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实施了向“东部倾斜，梯次推进”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也随之而来，这些差距正在引发着许多影响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直接阻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发育；地区间贫富悬殊的存在，诱使大量人口无序地涌向发达地区，社会犯罪活动屡打不绝，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4.劳资关系失衡。中国的劳资关系失衡，突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劳动合同签订存在不对等、工资支付缺乏保障、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生产场所条件差、社会保障不到位等几个方面。雇工合法权益被侵犯直接导致了劳资矛盾的激化，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社会稳定。
三、国与国的矛盾，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制约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所保持的稳定的高速增长，使“中国要不要崛起”似乎已不是问题，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经济的和非经济的问题，使“中国能不能崛起”和“中国崛起对世界是福是祸”成为近几年一直令世界困惑而引发不断探讨的问题。针对种种在国际上盛行、喧闹一时的“中国威胁论”，在2003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郑必坚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论”。面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国家对自己未来的位置感到恐惧。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社会，首先是美日等大国和重要地区集团，关于应对“中国崛起”的议论越来越普遍和深入，不少国家都已经付诸对策行动之中了，有的把“中国崛起”视为机遇，有的则视为威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中国与他国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中，除了“中国威胁论”和“中国担忧论”之外，另一个值得中国政府和相关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中国的贸易摩擦目前正逐步从产品、企业等微观经济层面向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体制和制度层面不断延伸，这给应对和解决贸易摩擦带来了更多的困难，同时对中国反倾销的国家从美国、欧盟等规则制定主导国向其他国家扩展，40多个WTO成员有30个国家和地区针对过中国。
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的贸易摩擦以及受到国外对“中国崛起”的怀疑，势必会进一步影响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需要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国际外部环境将受到严峻的挑战。
（文章来源：浙江经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