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8年4月10日）“骇客赵少康”，是香港凤凰电视台的一档很有名的评论节目，专门针对台湾的时政有感而发。而本文的“骇客”，则是境内中央党校的知名教授周天勇。因其言论大胆出格、惊世骇俗，又因其能够“出身名门”而“离经叛道”，于是在一个假话盛行的社会氛围里，实在成了一个“另类骇客”。

至于“解放”，在此不是指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导致的政权更替、江山易主，而是当下执政党正在力主和力推的“解放思想”。从十七大报告中党的总书记胡锦涛的郑重宣言，到“封疆大吏”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遥相呼应，再加上学界、传媒的推波助澜，一时间，“解放思想”成了热门话题。

但在灌盈于耳的言论中，周先生的“三问”，我以为是振聋发聩之声、袅袅不绝之音。一问，触及了中国今后面临的最大挑战——发展的可持续性；二问，触及了现行发展模式的种种弊端；三问，触及了政府和市场、政府和公众之间基本关系的种种失衡。每一问，声惊四座，又不免让人沉吟良久。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发展不可谓不快。连续9%以上的年均增长，创造了一个发展中大国匪夷所思的奇迹。但无可否认，我们现在的发展，越来越感受到“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考问，并且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

就经济发展而言，我曾经将其体现的可持续性归结为“三力”，也即资源的支撑能力、环境的承载能力和产品（服务）的竞争能力。就社会发展而言，又将其体现的可持续性归结为“三性”，也即就业的充分性、分配的公正性和社保的普遍性。这种概括，虽然工整对仗、易记好懂，但也不免流于拘谨、八股气甚重。倒是周先生如此的浑然天成、娓娓道来，更能入耳入心。

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可以分为前后两段，那么周先生看来是把更多的赞许留给了前半段，同时把更多的批评留给了后半段。前半段，是在旧体制“山崩地裂般的倒塌声中”前行，从大包干“释放的活力”，到开放“形成的动力”；从“涌动的创业潮”，到城市化的“结构转型力量”。总之，“这种民间的充满活力的创造力和动力，强劲地推动着中国经济的成长”。

但是，进入“90年代后期以来”的后半段，发展的动力机制悄然发生了转变：一是由小企业、小项目、小资本推动，变成了大企业、大项目、大资本推动；二是由劳动要素占较大比重，变成了资本要素占更大比重；三是由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变成了过度消耗物质资源；四是由生态农业，变成了“石油农业”；五是由实体经济，更多地变成了虚拟经济。“从资源的可供给能力和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看”，现在这种发展模式，虽然维持了至今为止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但这却是“一种充满危机和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的最大弊端，是难以“解决中国未来以亿而计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将导致中国进入“无就业的增长”困境。周先生大声疾呼，这种发展模式“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否则，将造成民生方面严重的社会问题，积累社会动荡的风险”。

这种发展模式的形成，与政府和市场、政府和公众之间基本关系的失衡密不可分。前半段，尽管“政府管的国有企业生不如死，对个体和乡镇企业多有责难”，但“实事求是地讲，只有那些政府不会管、管不住和管不到的地方才生机勃勃”，“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充满着一种强劲的活力”。但是，“由部门为主出台”的“这样那样的法律”和“各种各样的条例”一多，各级政府部门推行的“行政管制”力度一大，其效用，便从最初的打击假冒伪劣、规范竞争秩序，不幸地蜕变成了新时期的“关卡压”，演变成了对创业活力的扼杀。加之由此导致的“寻租和腐败蔓延”，以至于周先生愤然发出“天问”：“我们管理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管，还是为了社会有活力？这个社会没有创业的活力了，政府的各种所谓的规范，又有什么意义呢？”

周先生以《为什么重提解放思想》为题，痛斥了现行发展模式的种种弊端。由于使用了连续的发问，更凸显了论辩的力度。对此，我是非常赞成的。科学发展，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扬弃和创新。践行科学发展，需要新一轮的解放思想作为先导。不是说以往的发展就没有科学的成分，有，但还远远不够，尤其是世界发展的情势已经如此巨变的境况下。科学发展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可能从地里长出来，只能是从传统的发展模式中转型提升而来。只要是还没有发生类似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那样的思想大解放，我想，发展模式的转型提升是万难到位的，因此所谓的科学发展，也不过是流于“口号”和宣传而已。

将改革开放30年分为前后两段，并鲜明地加以对比，是本文的特点。对此，我虽然同意其基本的思路和结论，但仍有所保留。规模经济和依法治国毕竟都是发展的必需，亦是规律使然。但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致使好经也被歪嘴和尚念歪，那才真是国人之莫大的悲哀。由此进一步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再如此堂而皇之地来把科学发展观标签化、空心化，那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又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前景呢？

解放思想要有问题导向，要有解决实际问题的针对性，要落实在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努力上。这，大约就是周先生“骇客之论”的良苦用心吧！

（刊于《发展规划研究》2008年第3期）

为什么重提解放思想

◎周天勇/文

解放思想，需要深入思考的是，我们目前的发展模式可持续吗？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发展模式其实发生了这样几个较大的转变：一是从发展的结构看，过去小企业、小项目、小资本推动的发展方式，逐步转变成了大企业、大项目和大资本推动的发展方式。二是从要素结构看，过去增长的动力结构之中劳动要素的推动占较大的比例，而90年代后期，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态势将加剧。三是从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推动经济发展，逐步地转向了过度消耗物质资源来推动经济发展。四是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看，我们的农业，从原生态农业转向了石油农业。五是从实物经济更多地向虚拟经济转变，越来越多的消费以外的资金，不投入实体经济，而是在房市和股市上涌动，使得房价水平的上涨已经远离正常收入水平购买的能力。可以看出，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实际是大企业、大项目、资本为主、高消耗资源、过度消耗环境、虚拟经济等等在推动着我们的经济发展。显然，从资源的可供给能力和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看，这是一种充满危机和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解放思想，需要提出的是，目前的发展模式能解决中国未来以亿而计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问题吗？

虽然目前的发展模式推动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国内经济学家们分析，包括国外的学术机构研究，中国陷入了无就业的增长的境地。一是从地方上看，实施大项目、大资本和大企业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能迅速增加地方的GDP总量；并且最关键的是，按照目前的税收分成体制，只有做大做强，才能显著地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但是，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相同的投资规模容纳的劳动力就业水平却日益下降。二是第三产业是容纳就业最大的产业领域，但是从与国际同样发展水平的产业结构看，我们的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滞后，并且已经成为了一个难以调整的顽症。工业化超前和城市化滞后，使得第三产业发展没有相应的人口集中的市场容量，而城市收入差距大和居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却使第三产业缺乏消费的能力，再加上对第三产业发展一些领域的行政管制，使得我国第三产业没有对吸收就业作出应有的贡献。三是各城市现代化的建设和管理必然增加支出，第三产业发展的门槛大大提高。据劳动部门公布的数据，增加了1200多万个就业机会，据说93%以上的新增就业在个体私营经济中；而据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数据，中国中小企业数量已经达到了4300万个左右，如果按照世界平均一个企业从业10人左右，仅在中小企业就业的劳动者就达43000万人，如果考虑农业、党政社团、事业、大型企业中就业的劳动者，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就业困难问题，反而需要从国外吸引劳动力到中国就业。这些都不能被忘记，将是统计史上的奇迹！

解放思想，需要面对的是，目前的这种政府主导和行政管制的发展模式中，能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能力、创业动力吗？整个社会发展还有民间的活力吗？

虽然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管得国有企业生不如死，对个体和乡镇企业多有责难，实事求是地讲，只有那些政府不会管、管不住和管不到的地方才生机勃勃，创业形成一定规模的中等收入者，吸收了数以亿计的劳动力转移和就业，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充满着一种强劲的活力。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些假冒伪劣等等一系列问题，于是政府规范秩序，出台这样那样的标准、门槛、审批、许可、检查、处罚等等。结果，创业、投资和经营与政府有关的事务，越来越多，有时一件事的审批需要几十个到上百个环节，几十个到百十个公章；政府各部门的检查、处罚越来越多，各种审批、许可和处罚中的收费也越来越多，2007年竟然高达16600亿元之巨，如果按照平均月工资1500元计，1亿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就让政府的上述管制、收费和罚款消灭了！实际上反思一下，进入20世纪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活力，让政府管制给管死了。中国城镇居民创业意愿不到5%；许多国家大学生毕业创业比例一般在20%左右，中国不到1%；发达国家每千人企业数量平均在45个左右，发展中国家在20—30个，而中国不到10个。不创业，哪来的中等收入者？哪来的企业？没有企业，哪来的就业？就业不足，工资水平怎么提高？需要解放思想的是，我们管理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管？还是为了社会有活力？这个社会没有创业的活力了，政府的各种所谓的规范，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我们的税费制度看，创业不仅门槛越来越高，收费也越来越多。从我们的融资体系看，金融业高度垄断，央行和银行监督部门从来都是中小银行放开不得，在这种金融管制下，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基本上贷不到款。而就土地高度垄断的管理来看，过去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和经营，或者在家里，或者私搭乱建，或者在集体土地上建设，总是能找到一个地方；现在家里不让创办企业，土地又批给大资本、大项目和大企业，中小创业者基本上拿不到地。

总之，上述政府的管制，一方面，窒息了整个社会创业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另一方面，创造了政府部门、行政性事业机构和公务员用权力寻租腐败的天然的条件。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