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生态经济意识
2009-11-10 16:58:00
 

    (成文于2007年1月14日)牛文元老先生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他领衔的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每年都要推出一份极具影响力的发展报告。

    这篇发表在《广州日报》上的短文,大约是他一次演讲的笔录。题目恐怕也是记者为其编发的,倒是蛮有冲击力的:《像关注财政赤字一样关注生态赤字》。开篇的句子也好:“借债要还,生态债务同样要还。”

    老先生所论极是,而通篇贯穿的,便是一个生态经济的意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本没有错,但在实际生活中,又的确程度不同地演变成了“以经济建设为全部”。GDP本是上个世纪经济学领域最大的成就之一,直到今天还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综合的指标,但一演变成了“唯GDP论”、“GDP崇拜”,单一以GDP多少论输赢,GDP也就悄然变味了。

为此有人推出了绿色GDP的概念,并试图以此构建起一个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尽管至今为止这一切都还在探索之中,远未像它的“大哥”那般成熟,但他终究是代表了方向、象征着潮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绿色GDP的理论根基是什么?我以为是生态经济学。生态作为一种资源,作为一种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是有价值的。对于这种价值的计量、消费、补偿、交易和相应制度设计及运行的总和,就是生态经济。研究生态经济的专门学科,就是生态经济学。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发表了《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一文,首次提出“生态经济学”概念。又是美国的生态学者布朗,在本世纪初撰写《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一书,呼吁经济原理与生态原理同构,经济学家与生态学家携手,共建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模式——生态经济;并要求以环境中心论取代经济中心论,加速实现传统经济向生态经济的转换。

我们现在常说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推出了两大理论创新:一为科学发展观,一为和谐社会论。但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两大创新的诸要素中,有一个相通的东西,这就是生态经济学。谓予不信,且听我一一道来。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推出的科学发展观,内涵无非“一、三、五”。“一”为核心:以人为本;“三”为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五为“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推出的和谐社会论,内涵无非“六大要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细心体察,两者中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谐发展,这难道不就是生态经济学的意识吗?

作为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性理论,无论是科学发展观还是和谐社会论,不约而同地关注可持续发展,殊途同归地强调生态经济学意识,这是极为罕见、意义也是极其重大的。

就现阶段的中国而言,现在的问题不是发展不发展得起来、发展的速度是快还是慢的问题,而是传统发展模式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是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中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无非是外贸出口大于进口、外资引进大于“走出(去)”。但在一个产业竞争力和制度环境并非十分优越的国家里,能持久地造成以上两个“大于”的深层次原因何在?现在看来,也是与经济运行的大量“透支”分不开的。一个是劳动力的透支,主要是农民工。他们将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用于候鸟式的打工生涯,但并未获得相对应的工资收入、教育培训和社会保障。一个是生态的透支,主要是资源环境。资源迅速衰减,环境急剧恶化;“大量生产、大量废弃、大量污染”,全然不计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和生态环境成本的高昂。

结果是换来了什么呢?换来国际上打不完的贸易仗,国内则是日见突出的社会矛盾。“内外交困”逼得我们反思传统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逼得我们下决心转变增长方式,构建和谐社会。

发展模式转型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未来。确立生态经济意识,自觉贯彻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中国才有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明天!

(刊于《发展规划研究》2007年第1期)

 

 

像关注财政赤字一样关注生态赤字

◎牛文元/

 

借债要还,生态债务同样要还。

现在经常提到干部的政绩,我们过去比较清楚的是财政赤字,知道借了钱将来要还,银行贷款将来要还。要是问一个干部生态赤字怎么样,他就会基本不管,留给后代。我们通常讲借债要还,父债子还,我们留下的生态债务,后代一个也逃不脱。因此生态赤字要逐渐和财政赤字一样引起中国未来发展的充分注意。这两大赤字将来都应当作为衡量国家健康发展的基本内容。

 

制约生态型社会的五大瓶颈

(一)人口的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背离。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以后,中国基本告别了短缺经济。但是不要忘记,现在中国的人口列车仍以巨大的惯性每年以800-1000万的增量向前奔腾,还要延续30年左右。我们如何保证这些人口的生存和发展?

(二)资源的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背离。在过分强调资源的生产价值,而忽略它的生态价值之后,我们实际上欠了大自然的债。

(三)环境容量的无偿占有和自觉养护的失衡。一直到现在,我们一些企业、生产者仍然对于环境容量还是抱有无偿占有的心态。什么时候它和自觉养护、自觉维护、自觉的保持、自觉的回馈相平衡的时候,那么生态型社会才有可能实现。

(四)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失衡。过去我们注重效率当然非常必要,但是公平就不重要了吗?我们通常讲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有三大元素。第一个元素是发展动力,第二个元素是发展质量,第三个元素就是公平,也就是说发展的成果要有利于或者是惠及全体社会成员。

(五)经济运行成本外部化必须得到克服。

我们要建立的节约型社会,需要通过循环经济,通过法律、法规等各种手段来建设。作为一个节约型社会的体系,必须有八个部分共同组成。首先要有节约型的制度,有法规,有法可循。其次要构建节约型政府。第三要进行节约型的生产。第四要实行节约型的消费。然后还要建立节约型的城市、节约型的社区、节约型的家庭,最后要共同形成一个节约型的文化。

 

建立三个生态补偿制度

一是国家产业补偿制度。这个十分复杂,应当把每个产业在它的产业链当中所作出的贡献以及它对环境本身所造成的污染和破坏进行分析,根据产业链本身的位置及其所作出的对财富积累的贡献和对自然状况的干扰的净值来计算。在不同链条当中你对环境本身的干扰和破坏的能力,以及你自己的水平要算出来,这样算出你所作的贡献和你造成破坏的差值,如果有的话,你就需要补偿。

二是生态补偿制度。我们有区域的,包括东部、中部,对于西部的生态屏障、脆弱地区的生态补偿,这是一个面上的。从一个线上讲,大江上游对中游下游的关系怎么处理。从一个点上讲,比如对水源地周边居民的生态补偿。我们从点、线、面三者之间的生态补偿中,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和谐的关系。移民的时候为什么矛盾那么大,就是生态补偿制度的不健全或者是不合理引发的。

三是国家灾害补偿制度。灾害大家都不愿意发生,但肯定要发生。在某一个地方是随机的,在全国大局面来讲又是必然的。这种灾害发生在哪里,实际上不应该只由那个地区去承受,应该是整体社会都要分担,这样社会才能和谐。

 

(文章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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